七岁那年寒假，气温降到罕见的零下三十五度，父母早出晚归，脸上罩着一层冰霜。我则整天窝在家里，无所事事。为数不多的乐趣是站在一台十七寸孔雀牌电视机前，摆弄机盖上的两根天线。它们可以伸长，缩短，支起，平放，甚至三百六十度旋转，有着极多变化。但只有摆到特定位置时，动画片才能从一片嘈杂的雪花中逐渐显现出来。于是，我被一些奇怪的情绪左右了。刚才还在为迪亚哥没说出佐罗的身份而懊恼，很快地，又幻想自己长出小龙人一样的尾巴，带着大人不知道的秘密，随时飞到天上去。

当然，最让我无法释怀的还是白猫班长，一位勇敢且正义的警员。他是被坏蛋头子一只耳的娘舅——几只“食猫鼠”咬死的。一只耳逃跑时不忘回过头，扬起尖尖的鼠脸嘶喊，我还会回来的！屏幕外的我惊出一身细汗，直往椅背上缩。所幸画面切换，才又伸长脖子，跟随黑猫警长的飞行摩托，上天入地，一路紧追不舍。恰在此时，父亲回家了。他顶着一身积雪走到我面前，关上电视，说，和你说个事。我指着电视，一只耳跑了。父亲欠起棉帽，抓了抓被汗打湿的后脑勺，半晌后说，你妈出了趟长差。帽沿上的雪抖落了一地，这是母亲平日不能容忍的。我抬头问父亲，多长？父亲说，不知道。我问，去哪？父亲说，南方。我问，能接着看吗？父亲回身把电视开关拧开，黑猫警长表情严肃，举枪打出四个大字——请看下集。

一只耳被抓到了吗？老鼠那么小，真的能吃猫？我带着这些疑问等了整个童年，始终没能看到下一集。据同桌林辰瑶说，黑猫警长只拍到第五集。我不相信，即便她不止一次在作文里写，她爸在电视台工作。同时，我在等我的母亲，她是一家银行储蓄所的出纳员，之前和所长出差，通常只是一两天时间。这次比较特殊，走前特意腌制了我爱吃的蒜茄子，储存在空黄桃罐头瓶里，足有十几个。人走之后，就没了联系。严格意义上讲，并非一点联系都没有，后来母亲单位的同事到过家里，人群中有几张熟面孔，比如孙叔，我仅认识的大学生，可以口算两位数乘法，教我数大三角形中的小三角形。结果是没聊上几句，他们就被父亲拿一柄活络扳子轰了出去。整个过程中，我坐在布套沙发上看《黑猫警长》的重播，嘴上闲不住，哼唱着主题曲：“眼睛瞪得像铜铃，射出闪电般的精明；耳朵竖得像天线，警惕一切可疑的声音。”铜铃？还能射闪电？这比喻的也太绝了吧。客人走时，正到了高潮部分，必须高一个八度唱：“啊啊啊，啊啊黑猫警长，森林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歌是唱得挺好，正事给耽误了，忘了问孙叔问题。老鼠真的能吃猫吗？我只好转而询问父亲。父亲眯缝眼，盯着二两口杯中的残酒，说，你就说，学生管得了老师吗？我立马想到班主任刘桂英，她个子高我两头，腰身也能容下两个我，头发被一丝不苟梳在脑后，拧成鬏儿，像安了个灯泡。刘老师有两项绝技，一是坐在靠背椅上，端起做图用的长尺子捅学生肩膀。我身子瘦小，挨两下就会向后仰，坐个屁墩。前桌秃老亮硬实些，能撑三下。不过这也赖我，母亲出差后，再没人检查作业。我模仿她的笔迹签名，没几天就被刘桂英在班会上识破了，人蹽没影儿了，还能签字？撒谎不过脑子，你呀，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说完故意顿一顿，等待教室里爆发出一阵哄笑。我被笑得脑袋发麻，目光不敢离开课桌中央的文具盒。趁着混乱，秃老亮回头说，你妈真不在家？爽飞了。我小声说，出差了。

既然当上老鼠屎，学习也是白搭。自此之后，我干脆不写作业，课也只挑感兴趣的听。如果遇到刘桂英的课，我还会把自己带入另一个世界。在这里，我可以驾驶神龙斗士绕烟囱飞，学习葫芦娃隐身，或在心中高喊“汽车人变身”，成为楼下驶过的压路机。有几次，刘桂英成了大反派施莱德，长尺是钢剑，讲台变战车，我握着铅笔、圆规，与她逐个课桌战斗，一次次拯救失陷的城市。对此，刘桂英数次约谈家长，让我略感欣慰的是，父亲也从未赴过约。

秃老亮的经历恰好相反，他大名叫冯宇亮，脑瓜子一年四季地秃，最多冬天罩上一顶毛线帽子。据我观察，秃老亮一年级基本没碰过作业本。二年级起，他参加了刘老师在家开设的课后班，每月交一百块钱，作业现写现批，就再没挨过直尺。刘老师的另一项绝技，是猫一般无声无息走进教室的后门，薅起看课外书的学生的后脖领子，再拽到走廊罚站。当然，秃老亮看了也不会被抓，我说过的，他每晚都到刘老师家补课。

经过一番思考，我实话实说，我管不了老师，主要是打不过她，爸，我刚才问的是老鼠和猫。父亲说，那电工打得过储蓄所的所长吗？

这咋还越扯越远了？我拿出秃老亮借我的课外书，《舒克和贝塔历险记》。同样是老鼠，却开着坦克和飞机。里面写，有个叫克里什么的王国，国王是只大老鼠，每天能吃掉一只猫。我说，这字儿咋念？父亲一抬眼，斯大林大街的“斯”啊，八四年，那的管道就是我们厂下的，还好使呢，谁比得了。我很久没听过他这么讲话了，于是继续说，这个王国在哪？父亲又看向酒杯，南方。我说，哪？父亲说，操，都他妈去南方了。通常这时我不再搭腔，因为酒杯已经摔在水泥地上。几秒钟后，父亲捡起剩余部分，甩去玻璃碴子，再次倒进散装白酒。

其实父亲喝酒还是很有节制的，每天五两，三餐调剂，但总量控制。母亲走后渐增至一斤，依旧是多一口不喝。问题出在多出的那五两酒钱，副食店卖一块五，个体户要价更高，约等于我每天上下学坐274路小公共的车费。这部分车费，父亲起先会在月初给我，数张十元大票，我放在书包最里面的夹层里，早晚各检查一遍。几个月后，改为按日交付，两张红票子或镌着长城的钢镚，倒是省心了。可最近已发展成毛票，夹杂分币，花花绿绿的一大把，赶在出门前，连同一穗煮苞米和铝饭盒，塞到我手中。那段时间，我已经做好退学的准备，因为家和学校相距足有六站地车程，几段土路连个灯都没有，晚上漆黑一片，班上同学疯传刨锛队专挑孩子下手，没准就藏匿其中。所以仅凭双脚，是没法上学的。

好在父亲想到了解决方案。他是电厂的安装工人，年轻时当过劳模，捧过金杯，家里的瓷缸、瓷盆、电风扇都带个红色的“奖”字，母亲就是那时嫁给他的，如今厂子效益不好，但手艺尚存。父亲从楼道里搬回一个过冬囤菜用的大筐，倒去生芽的土豆，抽出竹条，没几下就毁成一个座椅，绑在自行车后座上，足够结实，清凉。此后的每个早晨，父亲蹬着车子，前筐放书包，后筐放我，按照274路小公共的路线依次行进。从我家楼下的铁北三园站出发，过天光路狗市、君子兰公园、一匡街和二酉街，每次在红旗村的大集上拐弯时，我会伸直胳膊，帮父亲打方向。再就是直着向北骑了，一段土路后，到达铁北小学东门。

这里说的铁北不是城市，相反，它拥有一个极其温暖的名字，能让人联想到春天。至于这片广阔的区域为何叫铁北，我无从知晓，只隐约觉得是在城市的最北端。

到了三年级上学期的冬天，情况发生较大变化，先是十月供暖，铁北各条街道都在烧炉子，天空中弥漫着煤灰，经常被迎面刮来的风带进眼睛里。这时不能揉，揉会更疼。父亲只好把车子支在马路牙边，向小卖铺赊一根火柴，翻开我的眼皮，用手绢蹭掉煤点子。迷眼睛还是小事，十一月后，东北的寒风过于凛冽，班里同学陆续穿起羽绒服，林辰瑶有，秃老亮也有，各种颜色的，个别还印了动画片里的人物。只有我还穿着素面的棉猴，它和家里的棉被、棉褥一样，已经很久没有雇人用弓子弹过了，里面的棉花挤成一个个小团，让出缝隙，风就从中透进来。另外雪也越下越大，道上的积雪只要一天不扫，白天化掉，晚上便凝成厚厚的冰，如果冰上再覆盖一层雪粉，迷惑性是最强的。一个不留神，父亲、我、书包以及自行车，会拥在一起，狠狠砸在冰面上，滑行几米后，被路边下水道附近的一排黄色冰坨子接住。父亲弹簧般跳起，先摸遍我周身，确认没受伤后，半蹲着查看他的自行车。

这辆车打我记事起就有了，凤凰牌，黑漆面，标准的二八大杠。这些年，父亲骑它飞驰，推它缓行，更多时候则是将它锁在楼道里，与酸菜缸为邻。它驮的，曾经是母亲和单位发的大米，如今是我。据说车子是父母结婚时置办的，如此推算，它也只比我大两岁，才够上五年级，没承想身体素质已步入暮年。掉链子是经常的，尚能搭上。如果漏胎就麻烦了，要就近找修车摊补胎。有一次，修车老头像掏肠子一样取出车内胎，泡在一盆泥水中洗刷，再捞出来，用锉刀磨，最后将剪好的胶皮粘在破损处。

还好口子不在这，在这高低得换胎。老头指着气门芯，话语间略带遗憾。

父亲像捡了钱一样咧嘴笑开，搓着手说，儿子上车，快，别耽误上课。他不知道，现在这个点，骑再快也得迟到。第一节课铁定是上不了了，在哪罚站还说不准，也许走廊，也许教研室，这我都不在乎，关键还错过了热饭盒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