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号动车G71从北京开到贵阳的第三天，我见到了许久未曾谋面的保罗。保罗几乎躺在懒人沙发上，手里捧着冷冻层刚化开的冰沙，靸踏着类似木屐的人字拖，像极了新几内亚某个小岛的国王。在他租住的一百四十平方米的大房子里。客厅足有六十平方米，满墙的书，满墙的绿萝和常春藤。绿色把阳台和过道占满了，阳光从高高低低的蓬松叶子滤进来，变得稀疏、斑驳了。我坐在斑驳的蒲团上，他让我也吃冰沙。他胖了，富态了，不见之前总一副跃跃欲试的执拗和刻薄，胖到艾莎几乎认不出他。艾莎绕着房间走了一圈，落定在瓷砖剥落、泛着青霉的阳台。她顺着阳台十二层的高度眺望黔灵山，隐隐有雾，雾抱着小颗粒，一粒一粒，把起伏的山脉和更深处的河流粉碎了，齑成了朦胧。
我打量着保罗，试图从他拥有双下巴的脸上找到他遁隐于此的依据。情况从外部一目了然，书墙只是一面，另一面挂着爱普生4K投影仪的白幕。里间有个书房，三十平方米，地上铺着四年前我们去喀什拍电影时的道具毯子，波斯真羊毛货。脱鞋踩着，软糯。地上满是画册，间杂着小说、摄影、导演类的书籍。苹果电脑和储存用的磁盘阵列，与咖啡壶一起摊在曼陀罗桌布上。哦，曼陀罗！那也是我们拍戏用过的道具，花了五百刀托朋友从伊斯坦布尔捎来的。床很大，没有硬得硌人的铁架子支撑，泊在地面，仿佛随时等待雨季，漂流到亚马逊河黏稠的腹地，把我们所有的老朋友都遗忘了，包括时间。我什么都说不出口，感觉此次渺渺千里的跋涉，不过是为十字军东征拉开了悲怆的序幕。我看向艾莎，艾莎把手从悬在半空的鸟笼里缩出来，擦了擦沾惹的浓绿，走过来坐在保罗对面。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她拿起地上摆着的冰沙。没错儿，偌大的客厅没有茶几，没有桌子，也没有椅子。就像穴居的山顶洞人。北欧冷淡风，讲品味的山顶洞人。
“我之前的确有想过给你们发个消息，或留个纸条什么的，但后来又想，你说一个打算销声匿迹的人，要是留下只言片语，那怎么算是消失呢？”保罗说。一年半以前，也许更早，他便从我们熟悉的世界失踪了。那个光影流溢的电影王国。也是，谁让当时正值疫情呢？
“你确定你不是躲着我们？”艾莎拿着小勺，㧟出冰沙里的花生碎，将其放在脚边的废纸盒里。冰沙里有果脯，有黑糯米和水果粒，加了糍粑、蜂蜜和玫瑰花粉，闻起来有股不真实的香。我看着她吃了一口，她的表情，像贵阳话里的“安逸”。
“不是啊。我是一个逃避型人格的人吗？”
“那你为什么要删除我们的微信，拉黑电话，注销所有的社交账号呢？我们找了你整整一个月。没有人见过你，也没有人知道你去哪里了，为了得到你的消息，我还特地飞到南加州，结果呢？你跑到这里来快活了，你以为你是庄园主，怎么不来点波尔多葡萄酒呢？”艾莎扫了一眼房间，试图找到放酒的橱窗。可是，失望拥抱了她。
“我已经很久不喝酒了，你要喝酒的话，我给你点份外卖，二十分钟就能到。不过外卖没什么好酒，不像咱们拍完片杀青那会儿。”
“别逼我发火！”艾莎已经很恼怒了。从北京到贵阳后的三天里，我们拿着“那里有猴子”这条仅有的信息，跑遍了贵阳的郊区山野。在山涧里行走的那个上午，她从湿滑的青苔上跌下去，落在横亘着枯树的河流。水流湍急，她被泅在水里，没过横木，冲出好多米，才被另一棵枯木拦下来。我拉着她上了岸，她没站稳又跌倒，这一跌，她的小腿被片岩划出了口子，血迅速涌出来。“我问你的是为什么要突然失踪？”
保罗吃完了冰沙，将纸盒丢入垃圾桶，拉来另一个蒲团，盘腿坐下来，看着艾莎，神色变得认真了起来：“看过漫威的《复仇者联盟3》吧？灭霸打了响指之后，宇宙中的生物减少一半，预定目标完成，功成而身退，他隐居在一颗不知名的星球，做了一个锄禾浇花的农民。”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也归隐了啊！以前酗酒、抽烟、熬夜，现在都改了，我信佛，你没看到禅宗六祖的木身吗？”他这么一说，我和艾莎都朝着书墙寻梭而去，书墙左下角，容易被忽视的角落，的确放着一尊佛像，有手掌大小，披着黑檀袈裟。“我现在过得很规律，早晚打坐，无欲无求。你们来了正好，帮我个忙。”
“我操！”
艾莎站起来，拍了拍保罗的脸，一下，见他无动于衷，又扇了他一下：“你没病吧？”
“我说真的，这里抬眼就能看到山，打坐完，洗了脸吃饭，我就到公园里走走。要是遇上阴天的日子，我就坐着船，到山野深处去远足。”他笑了，眼神露出平静来。艾莎愣住了，看向我，我则陷入到了两年前和他告别时的日子。那会儿，他脸上泛苦涩，眉头紧锁，总说电影没救了：“我很失望，说实话，当你把某个东西当成永恒并为之飞蛾扑火的间隙，你会发现，越抽象的意义，越是被践踏……”
记忆涌出来，亲切又遥远，揉成模糊的一团，不过两年，竟有了物是人非的恍惚感。我这么想着，拢在藤蔓里的那只文鸟在叫，在跳跃。刚进门时我便看见它了，活跃得不成样子，和保罗膀大腰圆的沉稳形成了软硬光的高对比。他那会儿很瘦，披着长发，维姆·文德斯的做派，显得很沉郁：“越是为具象的东西去奋斗呢？越沮丧，同流合污浊世漂流，活着又有什么劲呢？”
老实说，他是个像奥斯卡·王尔德那样为意义而战斗的勇士，且不管那意义是否在我和艾莎心中是唯一的，是否为这个世界所宽容。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等等，”我打断了艾莎，拦在两人面前，“你的意思是，你实现了你的目标？”
“对啊！”
“你完成了那部片子的拍摄？”
“对啊！”
“什么时候完成的？投资哪里找的？成片出来了没有？摄影师是谁？取景地在哪里？……”我骤然意识到，此刻，当下，虽然没有安德烈·巴赞主持《电影手册》的评论，没有巴黎塞纳河左岸的咖啡馆和遮阳伞，也没有平遥或西宁影展的聚光灯，但我们也许正在见证一部电影作品的诞生。那部片子，如果真的是那部片子拍完了的话，于我，于艾莎，于还在圈子里摸爬滚打的独立电影作者来说，不啻是巨大的震荡。我有点不敢相信地打量着眼前的保罗，打量着这个陌生又熟悉的男人。
“你疯了，你怎么也相信他的蠢话？”艾莎把我拉到洗手间里，“一年多没见，他从一个他变成了两个体重的他，眼袋那么重，眼神也很飘忽，明明就有问题，你看不出来吗？”艾莎的脸几乎贴着我的脸，“我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我他妈的肯定：以他的德性要是能拉到投资，我头着地倒着走路。”艾莎的腰在利物浦拍片时，被挂在伸缩炮上的灯光掉下来砸伤，她在医院躺了半个月，回国后又治了两个月，虽然还能勉强从事这一行，但岗位从台前转到了幕后，做起了制片的工作。
“拜托你动动脑子，他没准得了妄语症！”
艾莎抽了一支爱喜幻变，从洗手间走出来。我沉着脸。沉着脸，不是因为艾莎对我的苛词，也不是她对旧日男友武断的定义，而是想到那部可能轰动国际影坛的片子，居然被轻易扼杀在某种强词夺理的狂躁中，心中生出一丝悲痛。但，眼下不是悲痛的时候，保罗的状态的确可疑，妄语症、人格分裂、躁郁、性欲倒错……我们这一行，出国留学回来，总不经意间带了稀奇古怪的病症。
我们都坐回了蒲团。艾莎目光示意我准备当她的助攻，配合她将保罗的真实面目逼出来，然而，保罗站了起来，说已经到点了，他得去黔灵山散步。他说如果我们不介意，可以随他一起，如果累了，也可以在屋里歇息，他回来的时候会捎带买些菜蔬。“哦，还有酒。”他去卧室换衣服了，艾莎让我跟着保罗，看住他随时报信：“他很擅长玩弄人心，千万不要被他的话术所蒙蔽，你太老实。”
我在心中笑了，姑且不说我年岁已过而立，有着许多人事挫败后的自省和功利主义觉醒，就算再蠢笨的人，也还是能分清神经病与正常人区别的。保罗换了件黑色T恤，穿着黄色带纹饰的花裤衩，靸踏人字拖，和我下了楼。
一排墨绿色的竹子，高挑，直蹿到五六层的铁栅栏防盗窗中。抬头看，那铁栅栏与墙壁的缝隙间，黑灰的霉菌裹挟着苔藓，与爬山虎一起，掩映着旧式的生机与孤寂。建筑是老的，台阶多，我们下了一波又一波，拐过来，鹅掌楸、樟树、枇杷树林立，即见到山，山连着山，一浪又一浪，把小区层叠切开、包围了。保罗说，小区叫碧云，九十年代修建的，时间不算短，从小区西门出去，七拐八拐数百步，就到了黔灵山东门。到了那里，狭窄的路会变开阔，湖泊也将亲吻我们。不过，还没出小区，两只松鼠已经在我们头顶的树上蹿来蹿去。我感慨，这里倒真的是隐士遁居的好去处。
“你知道王守仁的顿悟从什么地方开启的吗？”保罗问我，我摇头，他指了指脚下的台阶，饶有兴趣地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接着，他滔滔不绝讲起王守仁在1506年被明武宗朱厚照贬到龙场的故事来。我亦步亦趋，在蛇形的道路散漫之余，心中勾勒起他曾说过的那部伟大的作品来。
要谈起那部叫《雾从何处来》的电影，得先从我和保罗的相识说起。那是在四年多以前，北京东四一个小剧场的电影沙龙上，我们都还是毛头小子。他放映了一部叫《水妖》的短片，短片时长二十三分钟，以粗犷、热烈的手法展现了海南独特的风土人情，穿插神怪故事，想象力大胆，视听手法新颖。短片在大块、恣意的印象派色调运用下，海南热带雨林的潮湿、黏稠，带有了西部才有的广袤、开阔的味道。作为一个故乡在宁夏的流浪者，我顿时被深深吸引。
放映会还未结束，我带着阑珊的朦胧，在一片魆黑、寂静中靠近了他。当时，艾莎就坐在他的旁边，两人是男女朋友，都刚从国外回来。艾莎本名叫刘雯雯，在伦敦电影学院学习戏剧时有了英文名。说来也巧，她是在去捷克的旅途中遇上了保罗。彼时，保罗的名字还叫周洪城。保罗在去捷克之前，在南加州已经学习了三年电影制作，那次去捷克，是应一个短片电影节之邀。由于火车上只有他们两个中国人，在列车到达布拉格时，两人已经不顾一切爱上了彼此。不顾一切是热烈的，也是盲目的。
艾莎后来才发现，两人的性格都是那种快切、跳剪带来的凌厉、紧张氛围型。两人分手是在和我成为朋友一年半后。艾莎喜欢上了我，保罗搬出了朝阳区三环的姚家园小区，我鹊巢鸠占，入主其中。实际上，艾莎在去伦敦之前就和我相识，那会儿她上大学，我筹备导演一部短片，她来面试女主。我靠近保罗的时候，她没能认出我来。不过这不重要。
在诞生了大卫·格里菲斯、恩斯特·刘别谦、乔治·卢卡斯等电影大师的南加州，习得一身技艺的保罗回国之后，迅速投身电影行业。当摄影师，灯光指导和美术师，做剪辑，从零人脉起步，迅速在电影节崭露头角。在拍广告、短片的间隙，我们在星巴克聊了几次，相谈甚欢，到艾莎邀请我去他们租住的房子喝酒时，我们已成了好友。他的视野开阔，思想深刻，电影技术一流，执行力极强，而且身上沾染着从西方带来的某些东西，比如所谓“美国梦”的自信和爽朗，是国内电影界一派迷茫、日本式的物哀情绪所完全没有的。那会儿，国内电影行业和他的自信一样，呈现出某种不真实的繁荣。“我在构思一部作品，你看到它会被惊艳到的。”他这么对我说。
疫情来了，数万家电影公司倒闭，金融资本退潮，待在影视行业的，十有八九转行他处谋生。我们有半年未见，再次看见保罗，他犹如持续使用剪辑软件数天后的电脑，主板发烫、运行卡顿，昂扬的斗志消失殆尽。那会儿他搬了出去，更准确来说，是被艾莎赶了出去。
“电影名字我可以透露给你，《雾从何处来》，这部电影摆脱了我之前那种马力克、加斯帕·诺的晃动、眩晕、华丽的视听，我将用另一种电影语言来呈现这部作品。”保罗说，这部电影不是关于故乡、寻根、都市的流浪者，也不是讲述爱情，主人公不是神秘的男人或女人。故事的被拍摄对象就是雾。怎么解释呢？“飞翔的荷兰人”尤里斯·伊文思曾拍过纪录片《雨》，所有的镜头都对准雨本身。大雨、小雨、暴雨，雨落在实物上的形态，雨被动物所撞击带来的改变……《雾从何处来》，也至少有一半这样的镜头。“值得注意的是，里面有一些仪式感强烈的场景，就像那个爱上了自己倒影的纳西索斯，面对湖水，他长久地凝视，这长久的凝视即带来了仪式感。这么说吧，我采取的镜头语言可能在致敬贝拉·塔尔、米克洛斯·杨索，以及安哲罗普洛斯，你能明白我要拍什么吗？……”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保罗向我阐释了他关于那部电影的具体想法，并让我看了部分剧本，他用极具蛊惑力的语气和磅礴的气势征服了我，我一度将他当成电影界的亚历山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