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长衫意味着什么呢？鲁迅先生发表《孔乙己》这篇小说两年后，1921年，在北京游览的芥川龙之介造访了赋闲在家的辜鸿铭。一见面，辜鸿铭就注意到了芥川身上的长衫，对他说道：“你不穿西服这很让人佩服，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辫子。”至于芥川身着长衫的样子，并不难找到。在中国期间，他留下了多幅照片，其中一幅是他与竹内逸在北京的合影。在这幅照片中，他的表情充满了忧思，又略带感伤，清瘦的面孔、修长的身躯，显露出一种古典的朴素与庄严，又好像有意标榜了某种价值、寄寓了某种理想。在这场著名的旅行中，对于中华这一老大帝国的颓态，芥川的观察有时冷漠超然，有时又不免情绪化，他并未刻意扭曲中国的形象，心中更多的是五味杂陈。这个来自异域的青年作家，文字里充满了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落差带来的失望，仿佛那个念兹在兹的伟大文明不可挽回地落寞凋零了，曾经的光辉灿烂消失殆尽，余下了满眼的晦暗。他以典籍里的那个泱泱的中华比照彼时的山河破碎，偏要把种种风月无边的想象安放在风雨如晦的现实中，得到的是满心的失落。长衫马褂既是他的文化自诉，也是一种美学追求与精神认同——他的态度是暧昧的：北京的街巷深处，一个身穿长衫的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飘摇不定、左右为难。

作为这场相会的另一方，此时的辜鸿铭已结束了与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中坚力量的思想鏖战，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存留掀起了近代以来最重要的一场论争，而他评点芥川的中国装扮或许源自他本人的文化立场影响下的观察角度。在北大校园里，留着长辫子、穿着旧袍的辜先生格格不入，一肚子不合时宜，但却因此更加丰满活泼，在众多人物中大放异彩。民国的一众人物中，他所标举的是保守的力量，在时代剧变中，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阵地。彼时，学堂、报馆、茶社、街巷等种种场所都成了思想的角力场，在高度敏感的氛围中，衣装、发式以及举手投足等都成了内在价值取向的表征，暴露一个人的文化选择，而辜鸿铭作为守势的一方，只会对这些表征更为敏感，将所有可能的标识物作为判断敌我的依据。正因为此，在与芥川的会面中，他首先注意到了后者的衣装，并加以评点。两个身穿大褂、中国模样的人，一边嘴里说着英文，一边在纸上写着汉字，一幅相谈甚欢的情景——可以想象这是一场奇特甚至略显诡异的会谈。

对于民国的服饰，不乏连篇累牍的研究。这种关切源自中国文化对于“衣冠”的重视，指向了服制背后的礼仪规范与文明秩序。在文学作品与历史记录中，“衣服”常常是时代变化的风向标：一方面，衣装是物质性的，满足的是遮蔽风寒的最基本的需求；另一方面，它们富有浓郁的时代特色，呈现了不同地域和人群的审美趣味、风土人情乃至思想观念。所有的衣装中，长衫是那个时代最具辨识性的文化符号之一，它的设计简约大方，质朴却又风雅十足，自带一种温柔敦厚之美。清末民初，摄影艺术已臻成熟，几乎所有的风云人物与思想巨擘都留下了身着长衫的照片。与西装相比，长衫显得质朴无华，沉稳而不张扬，没有领带、领结之类的装饰。但是正因为剪裁了多余的枝枝叶叶，这种简约的形式更容易将人本身的精神烘托出来。装饰、点缀的东西多了，人本身的气质反而被遮掩了。长衫的风格代表了一种“少即是多”的哲学，无论是在线条还是在形式上，都显得纯粹干净，因而天然地有着一种平静、朴素的意味。就功能的角度来说，长衫的的设计，与西装又不无相似之处，都是为了实现对身体姿态一定程度的束缚和规训，让人不能太过放松，让人时刻保持一定的紧张，时刻“端着”，然后塑造出挺拔的英气。由此看来，它还象征着一种传统教化的力量。

关于芥川在北京拜会中国文化名人的情形，胡适的日记里也有记载。有意思的是，处处与辜鸿铭针锋相对的胡适之这次却与他不约而同，也专门点评了芥川的衣服。《胡适日记》1921年6月25日载：“今天上午，芥川龙之介先生来谈。他自言今年三十一岁，为日本今日最年少的文人之一。他的相貌颇似中国人，今天穿着中国衣服，更像中国人了。这个人似没有日本的坏习气，谈吐也很有理解。”这里的记述与辜鸿铭见到芥川的反应如出一辙。面孔本来就长得像中国人的芥川，穿了长衫，一下子就融入了中国文人里，除了语言的不同，似乎再无区隔，很容易便和中国文人打成一片，赢得了他们普遍的好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