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斯塔科维奇和波士顿的渊源

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1906-1975），前苏联最伟大也最难解的作曲家，曾访问过美国名城波士顿。那是1959年，前苏联文化的“解冻”期，美苏两大阵营的“和平竞赛”阶段。肖斯塔科维奇随苏联音乐代表团巡游美国七大都市，最后一站是波士顿。在波士顿交响乐团——美国“五大”乐团中历史第二悠久者——的档案中，仍保留着肖斯塔科维奇和乐团俄裔小提琴手维克托·马努塞维奇在波士顿交响乐厅谈笑的照片。

如美国的肖氏专家劳芮·费伊在传记中所提示的，肖斯塔科维奇这回在美国所得到的礼遇和推崇，与他十年前首次访美所遭受的，判然有别。1949年，肖斯塔科维奇不仅在世界上代表着俄罗斯音乐的最新发展，而且还曾作为卫国战争中列宁格勒的公民英雄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更是为庆祝新成立的联合国而创作的《联合国歌》的作曲者，但他在随团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后，被美国国务院蛮横地要求离境，未能参加任何音乐文化活动。其时，冷战已然开始，铁幕在美苏之间降下。而在苏联国内，肖斯塔科维奇当时处境也相当不妙。1948年，肖斯塔科维奇在苏联作曲家协会上自我批评，主动提出为《青年近卫军》作曲，不过另一方面他也做出了另一种回应：1948年他完成了《犹太民间诗歌》（作品79号）。在声乐套曲当时的“公共”意义上，这一作品突出了“人民性”和旋律感，但根据他晚年口述、经人整理的《见证》，它又是一种“私密”的抗议，用犹太素材来抵制前苏联的反犹倾向。

也因此，1959年肖斯塔科维奇再次访美时，美国同行和媒体都在询问他在国内的情况。但时过境迁，斯大林已去世，苏联文艺也开启了新阶段，肖斯塔科维奇在国内的地位也得到了极大巩固。值得一提的是，肖斯塔科维奇的访美，实际上是伯恩斯坦在同一年早先时候率纽约爱乐乐团访问苏联的回访。美国音乐奇才伯恩斯坦的文化交流努力，是冷战期间以音乐的民间外交来为两大阵营融冰的最早尝试之一。从现存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到，伯恩斯坦指挥演奏了肖斯塔科维奇作品后，不断向台下致意，肖斯塔科维奇腼腆地隐藏在听众中，最后在如潮掌声中很不好意思地走到台边和伯恩斯坦握手。而大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就落落大方得多了，他风度翩翩地来到后台，和伯恩斯坦及其他美国艺术家热情而自在地交谈着。

另一个美国文化界关心的问题是，肖斯塔科维奇等苏联作曲家如何看待“十二音阶制”；如果仍然坚持传统调性，那便是苏联音乐缺少“创作自由”的又一种证据了。其实，早在访美之前，肖斯塔科维奇就对西欧的新音乐做出了评价，认为“十二音阶制”并未获得公众认可，证明了“资产阶级文化的危机”。费伊提醒道，这并非仅仅是肖斯塔科维奇在小心翼翼地遵循文艺路线，而恰恰反映了肖斯塔科维奇充分了解西方现代派音乐后所切实形成的音乐观点。当然，它装配了一套“进步文化”/资产阶级危机的意识形态话语。归国后不久，苏联正式成立了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作曲家协会，肖斯塔科维奇当选为首任主席。音乐成就连带着官方职位。

就在肖斯塔科维奇在文化界的地位达到新高度之时，他的作品也开始成为波士顿交响乐团不断上演的曲目。1975年8月10日，波士顿交响乐团的传奇指挥小泽征尔和俄罗斯大提琴家姆斯蒂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上演了肖斯塔科维奇最新杰作《第二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26号），就在那前一天，这位作曲家辞世于莫斯科。

尼尔森斯执棒的两个序列

1975年，小泽征尔指挥第二大提琴协奏曲，是在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夏季营地——唐格尔伍德。我第一次听到波士顿交响乐团演奏肖斯塔科维奇作品，也不是在城里，而是唐格尔伍德，它在马萨诸塞州内地，已成为音乐发烧友消夏的圣地。2022年，我终于来到了这里。草坪之上，星空之下，肖斯塔科维奇的华尔兹和爵士风作品飘荡开来，多么轻柔的八月之夜啊。然而我心中又有一些沉重的思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文化界时不时传来和俄罗斯文化遗产决裂的消息，波士顿交响乐团仍然倾注于这样一位苏俄作曲大师，实属难得。而更深的问题在于：在二十一世纪俄乌陷入战争的时代，人们究竟该如何——甚至说，我们究竟还有没有能力——排演和享受，聆听并辨听肖斯塔科维奇这样的艺术家的包含着二十世纪俄罗斯历史文化复杂性的重要作品呢？

波士顿交响乐团对肖斯塔科维奇作品的深长致意和全面阐释，和新一代指挥大家安德里斯·尼尔森斯担任音乐总监关系莫大。尼尔森斯是拉脱维亚人，1978年出生时，他的祖国还是苏联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是在苏维埃大国的斜阳之中长大并完成自己的音乐教养的。他后来在访谈中说，自己来自音乐家庭，从小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六岁接触到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指挥家的童年充满了矛盾，一面是苏联的教育，一面是父母的基督教信仰；一面钟情于俄罗斯文艺，一面又心向德意志传统——而包括拉脱维亚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又是在苏联改革过程中最早退出联盟的。

那么，如此成长起来的指挥家，又如何理解肖斯塔科维奇和苏维埃革命的关系呢？“肖斯塔科维奇相信苏维埃政权，你可以在他事业开端的音乐中听出来。我们每个人都曾相信苏维埃！”尼尔森斯如是说。但是，在他看来，随后便出现了一个转折点，那就是1936年《真理报》上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批判文章，痛批其“不和谐的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