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蔡楚生看到费穆的肩膀在颤抖，知道他哭了。蔡楚生没哭，但不敢低头去看与郑君里、金焰、孙瑜、卜万苍、吴永刚、黎民伟等十二人共同抬着的这口棺材。他怕一低头就会失控，像水壶，一低头就汹涌倾泻出体内的悲伤。十二个男子，一概黑西服、白衬衫，左胸簪一朵白花。十二朵白花，左右两列，簇绕这黑色花蕊般的棺材，朝灵车走去。
棺材里，躺着二十五岁的电影明星阮玲玉。
这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四日，上午。春光明媚，似乎对人间生死无动于衷。
半小时前，即将合上棺盖，在上海新闸路一座三层私宅内，蔡楚生看了生前栖居于此的阮玲玉最后一眼，喉咙蓦然哽咽。扭过头，用调整领带的动作来掩饰。他个子高大，周围人若观察其表情，有难度。影星黎莉莉身材娇小，伸手到棺材中，理好阮玲玉一缕落下来的秀发，取下自己的黄发夹别上去。阮玲玉收养的女儿小玉，三岁了，问黎莉莉：“阿姨，你怎么没哭啊……”黎莉莉抱起这个懵懂、可怜的孩子，摇摇头，眼睛红了。蔡楚生胸内又涌起一阵心痛。一个知道自己做不成妻子的人，收养孩子，显出关于爱的绝望与渴望。此刻，这绝望已落实，渴望已成空。
十六岁时，阮玲玉爱上富家公子张达民，与之同居。这一浪荡子，以“向媒体曝光大明星竟然是穷寒仆人之女儿、移情别恋之荡妇”为手段，年复一年敲诈钱财，并声称向法院起诉。
二十三岁时，阮玲玉遇到的商人唐季珊，他用新闸路上这座小楼作为鸟笼，束缚她、折磨她。曾经，一个冬夜，拍戏晚归，小楼铁门紧闭。她隔十几分钟按响一次门铃。卧室里的灯微微亮着，唐季珊拒绝下楼开门。后来，她不按了，怕惊动左邻右舍。身体冻僵了。天亮时，唐季珊打开铁门，扬手就是一个耳光扇过来……
二十四岁，阮玲玉遇到因《渔光曲》而成名的电影导演蔡楚生。在拍摄电影《新女性》的四个月中，两人成为知己。两人都是广东人，相差四岁，可以用周围人听不懂的粤语，深聊各自身世和隐痛。她问蔡楚生为什么喜欢蹲着。蔡楚生说：“苦难人都喜欢蹲着，蹲在街头或码头，想生计，看世界……”《新女性》杀青那一天，阮玲玉躺在片场中央搭起的那一张女主人公韦明自杀的床上，用被子蒙头大哭。蔡楚生让摄影、场记等人员退出，独自蹲在床边，握着她的手。良久，阮玲玉平静下来，呜咽着说：“这韦明，多像我啊——她的命也是我的命？你为什么这样写、这样拍？为什么不让她活下去？她想活，活不成啊……”蔡楚生根据一个女演员蒙辱自杀的真实遭遇，写出《新女性》的剧本，塑造了韦明这一个被摧残、被凌辱的形象。
“阿阮，你不是韦明。我拍这部电影，就是要让你，让中国的女子，都去做新女性，坚强的女性，摆脱韦明那样的厄运。”蔡楚生柔声安慰。
阮玲玉眼睛亮了：“你能带我离开上海吗？”蔡楚生没吭声。她又低声说：“我什么都不要，能跟着你就好，我可以不演戏……”蔡楚生松开手，点燃一支烟，烟雾遮掩了表情。他慢慢说：“你知道，我在汕头老家还有妻呢。我的事业，也离不开上海。”阮玲玉勉强笑着，伸手，想抚摸蔡楚生的一头浓发，幽幽道：“没事，我开玩笑呢。你蹲下来，我才能摸到这头发。你太高啊，我够不着了……”蔡楚生眼里一下子涌出泪水，低头擦去。
三月七日，傍晚，联华影业公司同仁，在位于九江路上的扬子酒店聚会，庆祝《新女性》热映。衣香鬓影，轻歌曼舞。阮玲玉与每位同事跳一支舞，最后，又与每位同事吻别。亲吻费穆的脸颊时，她问：“费导，我拍您的片子最多，您说，我是坏女人吗？”费穆脸色严肃：“阿阮，你是好女人，那些丑恶小报不要看，胡言乱语不要听。”最后，阮玲玉踮起脚尖亲吻蔡楚生，时间最长久。她转身，柔声向大家解释：“别嫉妒，我亲吻蔡导时间最长，因我把他看作兄长，而且，他太羞涩，我得帮他改改——这世界，容不得羞涩的人……”大家都笑了，而后沉默。蔡楚生脸红了。窗外，隐约传来圣三一教堂晚祷的钟声。
这一晚，回到新闸路上所谓的家，阮玲玉像扮演的韦明那样，喝一碗掺有安眠药的粥，躺下。唐季珊半夜发现异常，阮玲玉尚有呼吸。他把她抱上汽车，朝距离最远的虹口一家私人诊所慢慢开去，一路想着如何摆脱谴责的方法，比如，虚构一封遗书……
当三月八日的晨光微弱地照亮上海，阮玲玉停止呼吸。在一个属于女性的节日里死去，意味深长。多年后，已成为新中国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和广播电视总局电影管理局副局长的蔡楚生，与黎莉莉谈到往事：“阿阮的死，我也有责任……”他从未与家人——比如一九四一年在香港结识、恋爱、结婚的陈曼云——谈说过阮玲玉。
此刻，新闸路上，这一口棺材是轻的。一个女子的死，是轻的，即便她再著名、美丽，也不可能给予这纷乱人间以沉重一击。
灵车上，棺材前，阮玲玉在一张巨大黑白照片里，困惑地凝望着上海、中国、世界。灵车沿南京路缓缓行进，开往位于闸北的墓地。十二个与阮玲玉合作过《神女》《故都春梦》《野草闲花》等电影的著名导演、明星，步行跟在后面。数十万市民在街道旁围观、送行、叹惋，水泄不通，在租界警察干预下，勉强为死者开辟一条去路。不久前还在以“阮玲玉通奸案发”“唐季珊、张达民争夺影星阮玲玉”等标题吸摄眼球的大小报刊，此时，争相抢占有利位置拍照，像蜜蜂，把死亡也作为花蜜来采。美国《时代》周刊随后把阮玲玉作为封面人物，报道一个中国女性的非正常离世。阮玲玉的三个影迷，在送葬后自杀，留下遗言：没有阮玲玉的人间不值得留恋，去天堂里看她演新电影。
多年后，我在新闸路附近的一家机构工作。周围区域是从前的英美租界。黎锦晖一九二二年在此地创办的“明月歌舞社”旧址，不可寻。周璇、王人美、黎莉莉、聂耳等佳人才子出入其中的身影和歌声琴声，不可觅。广东海丰人、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彭湃，正是在新闸路经远里被捕，后牺牲于龙华。少年时代，蔡楚生在汕头著名的小公园里，听过他的演讲，“革命”“东征”“解放”等关键词，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生成而播种、落雨。现在，彭湃寓所，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围墙上，有几束野草随风摇曳。
阮玲玉辞世之地，是沁园邨。数十幢西班牙风格的小楼，连拼成民国时代上流人士聚居的这一弄堂。我徘徊其中，不像茶叶商人唐季珊。“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我不懂茶，口袋里没多少钱，也不像张达民。他沉溺于买马、赌马，把来自阮玲玉的钱，挥霍在马和扬州瘦马身上。我趣味寡淡，除了上班，就是读书、写作、晃荡于山水间。像蔡楚生？又没有他那样耀眼的才华。《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确立了他“中国现实主义电影大师”之地位。我似乎有他一样的柔弱和沉痛感，故尚能以这柔弱和沉痛，维护善与道义，避免在浑浊的生活中沉沦、覆没。
在沁园邨，一个老人告诉我，“阮玲玉故居”标牌，曾悬挂在阮玲玉或者说唐季珊家门口的墙壁上，被当下的新主人拒绝并摘下，只得镶嵌在弄堂入口处。那一扇由蔡楚生、费穆等抬出棺材的黑色铁门紧闭。看不见门内小花园。阮玲玉曾以小花园和客厅做背景，为《良友》杂志拍摄封面照，表情妩媚清新，如上海春天里绽放的玉兰。二楼、三楼的小阳台，不见人影，有花花绿绿的衣服在飘动。
这一私宅正对面，同样格局的另一户人家，黑色铁门上方，装有似乎用于驱邪的一面小镜子——以耀眼的光，抵御一种久远的邪恶和黯淡？
二
汕头。一个梦想发财的鞋匠，挤进购买彩票的熙攘人群，掏出口袋里的全部钱币，买了一张彩票。
回到破败不堪的家，他把彩票藏在枕头里，掏出来；藏在空醋瓶子里，抽出来；藏在鞋底下，捏出来……藏在哪里，都有遗失或被人偷走、被老鼠啃噬的危险。这张彩票，有可能关系着一个穷人的鸿运：造房筑屋，娶妻生子，开店铺，雇伙计，修祖坟……他捏着彩票，从白日梦中笑醒了。门板被海上刮来的大风摇动，发出吱吱呀呀感叹声。他灵机一动：用浆糊把彩票贴在门板背后，防鼠、防盗、防遗忘。
中奖消息传来，鞋匠欣喜若狂。这彩票却怎么也揭不下来，他只得卸下这扇门板然后扛起，朝彩票站跑去。跑啊，跑啊，内心充满潮剧中喜悦的锣鼓声。他跑过关帝庙、天后宫、小公园、骑楼、码头、戏楼……似乎把汕头著名地标跑了一遍，路线有些凌乱。他撞翻水果摊，说：“跟着我去兑奖，赔你！”水果摊主跟着他跑。他撞翻一个牛肉摊，说：“跟着我去兑奖，赔你！”牛肉摊主跟着他跑。他撞倒一个老人，说：“跟着我去兑奖，赔你！”老人的儿子跟着他跑……一支去兑奖的队伍越来越庞大。
到彩票站，领取一笔奖金，鞋匠拆分后一一赔偿给围堵着他的追随者，最后，还缺两块钱。一个索赔者就扛起这扇门板，大摇大摆走了。鞋匠站在街头，呆呆望着远去的门板越来越小，欲哭无泪……
一九二六年六月的一天，银幕上，这部名叫《呆运》的电影，正举行首映礼。黑暗中的汕头观众，在六十分钟的时长内，仰看故乡风景，反省一己或共通之命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滑稽讽刺电影”，发出笑声、掌声、叹息声。蓦然亮起电灯，他们一下子回到现实。走出电影院，走进各自悲喜不一的处境：华丽或破败，富裕或贫穷。且两者不断转换，造就种种悲剧、喜剧。
故，潮汕，东海与南海分界处的这一东南边地，多关公庙、妈祖庙。人们用燃烧的香火，加固已有之喜悦，化解眼前之悲伤。当然，还有一座韩公庙。韩愈曾贬谪于此，治海难，兴教育。苏轼追寻韩愈身影和气息，为其撰文立碑，赞曰：“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文气与勇气”，遂成为这一地域卓荦不凡者的隐秘气质，浩浩哉，郁郁乎。
此地贫寒子弟无路可走，往往乘船远赴东南亚各国打拼，创造出一种独特的“侨批”文化——可用来兑换钱币的一种信札，封面上写有寄回故乡的钱币数量、收款人姓名、地址；信札内附有相关的文字。自己写，或请人代写，纸上有泪迹斑斑。于是，汕头有了从事传递侨批业务的“侨批馆”，类似于当下的邮局、快递公司，从业者须以家族荣誉和财富担保，以免卷款逃跑。
自一八六○年开埠，潮汕籍商人垄断上海鸦片贸易达六十年，使汕头与上海这两座城市，构成一种畸形、紧密的关系。当鸦片生意受到抵制和谴责，他们迅速转行，投资抽纱、钱庄、电影制作等行业。可以说，中国电影业散枝展叶于上海，隐秘植根于汕头资本和东南亚。郑正秋、陈天、郑应时、蔡楚生、陈波儿、李霞卿等中国电影早期开拓者，均为潮汕籍，符合地理与时代的逻辑。
《呆运》这一电影的导演，正是陈天。这一晚，坐在电影院第一排的中央，他拍拍身旁一个英俊青年：“阿通，你的处女作，成功了！”阿通脸红着，去握陈天的手：“陈哥厚爱我，如何是好……”陈天摇摇手：“你我是兄弟嘛——到上海去吧，实现你的电影梦！”阿通忙起身、鞠躬：“去天后宫吧，咱们喝一杯酒，庆贺一番！”一群人出影院，说笑着，朝天后宫方向走去。那里，有一家通宵营业的牛肉火锅店，生意兴隆。电影开拍前，陈天和阿通等人，曾先去天后宫烧香祈祷，再去那火锅店吃了一次，就念念不忘。
潮汕地区重商轻农，牛被作为美食对象而非劳作物资。一头牛，在火锅店后院现场宰杀，全身细分为上百部位，每一部位的口感与价格迥然不同——精细、准确地对待每种事物，是潮汕人性格特质之一。这也是电影工业需要的特质——必须精细、准确地对待表演、美工、音乐等每一环节。
一九二六年春季，陈天自上海回故乡汕头，拍摄故事片《情奴》《白芙蓉》，得到绸布店店员阿通的帮助：搬卸道具、运送餐食、维持拍摄现场秩序、寻找群众演员等。为表达谢意，陈天去看阿通与友人联办的话剧社演出，对阿通编剧的《呆运》赞不绝口，遂将其搬上银幕，且由阿通主演。“绸布店出了一个电影人！”这消息一下子传遍小城。绸布店胖老板夸阿通，更像是夸自己：“我早就看出阿通有出息！能写、能画、能演戏，还能吃苦，半夜三更看书读报。咱这绸布店，也扬名了！”
阿通，即蔡楚生。多年后，这一绸布店，成为汕头市著名旅游景点：郑正秋、蔡楚生电影博物馆。我曾进去晃荡，看到绸布店的仓库、账册、算盘，蔡楚生的小床、床头柜上的书籍。一盏油灯，没有煤油和灯芯，没法点亮。
一九○六年一月，蔡楚生出生于大寒中的上海。因祖父生意经营不善，家境穷困，六岁时随家人回到故乡汕头一座村庄，读私塾。十四岁，来绸布店当店员。店老板是祖父的友人，容忍这孩子的种种癖好：看戏，画画，临帖，写日记，摄影，与朋友一同演文明戏，参加工会……绸布店内，时常看不见这个小店员的影子。胖老板叹口气：“这孩子，将来咋办哩……”不过薪水照发，且悄悄给他塞零用钱：“我给的，别吭声……”
《呆运》上映一年后，二十一岁的蔡楚生乘船去上海，奔赴光影梦。临别时，他对绸布店老板说：“我要找一个能和全国同呼吸的地方！”胖老板似乎没听懂，怔怔然望着一个远去的背影，叹口气。
在上海，蔡楚生追随同乡前辈、中国电影第一代导演郑正秋，从布景工、场记，到副导演，参与拍摄多部影片，积累导演经验。一九三二年开始，他独立拍摄《共赴国难》《都会的早晨》《渔光曲》等现实主义电影，成为中国电影第二代导演的代表者。“我不做高档点心，只做大饼油条——为底层大众而歌呼。”蔡楚生的这一创作谈，契合于郑正秋的电影美学理念：“有营养，顺应民心。”两个人的电影之路，与潮汕这一个共同的故乡有关，与一个时代的命运遭际贯通。
当然，蔡楚生所言“大饼油条”，是比喻。汕头的牛肉火锅，更好吃，是底层大众关于美好生活的一种梦想。
我也曾去天后宫一带转悠，入妈祖庙。巨大烛火留下磅礴泪水，在石质案几上，凝结成一层层暗红的烛烬。庙门上，两个身涂黄蓝绿黑彩漆的武士，持刀秉剑，目光炯炯有神。庙顶，金色的琉璃瓦屋脊上，雕塑着一群银灰色小兽和仙人，朝高高翘起的飞檐和天空走去。庙对面，有一家牛肉火锅店。民国的那一个夏夜，陈天与阿通等人来聚会，不知是不是进了这一家店。我进去，依稀看见他们十几个人，仍环绕一口炭火燃烧的铜锅喝酒、吃肉，热力逼人。陈天说：“阿通，唱一曲咱家乡的潮剧，你嗓子好！”蔡楚生喝了酒，脸红着，高高大大的他站起来，摹拟女声，唱了《乱世鸳鸯》中的一段：
只道你弃暗投明，鹏程万里志可成。
有谁知大才未展成冤鬼，夫妻阴阳各一程。
叹想我，三番两次遭危难，苦海无边唯哀鸣。
虽然是身在虎穴逃不得，我岂能再画峨眉负钗盟。
宝镜啊，元宵之日将你分两半，
指望着夫妻他日相会可为凭。
我历尽艰辛将夫盼，朝朝暮暮记在胸。
今日里霹雳惊醒相思梦，乱棒敲响幽冥钟。
哎，夫啊，你黄泉路上且等待，我三尺白绫相随行……
座中，一女子细声抽泣。陈天愣了片刻，鼓掌：“唱得好，古今悲情相通……干杯！”蔡楚生举杯，眼角也有了泪水，扭头擦去。
当我观看蔡楚生的电影代表作《一江春水向东流》时，猜想：这一剧本的写作过程中，蔡楚生或许想到过潮剧《乱世鸳鸯》，想到故乡火锅店内这一灼热的夏夜。
三
一辆卡车，载着蔡楚生、聂耳、王人美、韩兰根、罗朋、袁丛美、周克等十余人和一堆摄制器材，冲出上海街头四溢横流的泥泞，来到黄浦江边的十六铺码头。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联华影业公司《渔光曲》剧组，赴宁波象山岛的石浦镇，拍摄海边情节。客轮像心情郁闷的人，高叫几声，舒坦了，才缓缓启航，穿过寒意加深的一江秋水，朝吴淞口方向驶去。
船舱里，蔡楚生在看剧本。他右手捏笔描绘人物位置与场景构图，厚厚的一叠，像在绘制连环画，左手夹一根烟。他转头，见铺位旁的舱壁上贴有小广告，就扭过身去看。竖排几行短句子：“上海邮局：邮务生！拣信生！信差！听差！苦力！杂役们！我们议决于八月十七日晨四时起——一致罢工！坚持条件！拥护工会！上海邮务工会启。”他愣了愣，想起自己在汕头绸布店当柜员时，曾是汕头商业工会一员。不知这一启事，为何贴到船上；也不知一个月前的这次罢工，结果如何。但蔡楚生知道，一座城市在觉醒，像沉睡的大海渐渐睁开眼睛，露出霞光般的眼神……
剧组其他人，坐在铺位上聊天，或透过舷窗看一眼外滩。天气略微放晴，云团低垂。两个预报风雨消息的黑色气球，仍在十六铺旁的气象信号台上挂着、摇摆着，像不吉祥的预言家。
开埠以来前所未有、连续半个月的一场飓风，挟带大雨，让上海饱受其苦。大街小巷，洪流滚滚。电车与轿车像船一样缓慢来往。商店门口高垒沙袋。苏州河边，穷人聚居的茅棚飘摇不定，时而传来倒塌声、哭喊声。流浪汉的尸体偶尔漂过，像纸屑。上一年，即一九三二年，上海艰苦卓绝的“一·二八”淞沪抗战，震动中国和世界。蔡楚生带着剧组冲上前线抢拍镜头，在短时间内完成纪录片《共赴国难》，遭国民政府审查后禁映，理由是“不利于中日关系缓和”。蔡楚生埋头抽烟、咳嗽，蹲下来，在地上吐出一丝丝血。眼下，长时段、高强度的一场风雨，让上海再次代表一个国度，在多灾多难多忧患中，挣扎下去、活下去……
街头墙壁上的水位线缓缓下降后，蔡楚生决定带领摄制组出发，把在上海已开拍部分剧情的《渔光曲》，转到石浦拍完。这部电影，关涉三代人、两个阶层（穷苦渔民、富裕资产者）、两个地域（海边、上海），揭示一个主题：在黑暗制度下，任何阶层的民众，都有被倾覆的命运。当然，这主题的表达必须隐晦，否则同样有被禁映的可能。
在“九一八”事变后，在“一·二八”淞沪抗战后，上海文艺界普遍转向夏衍、田汉、蔡楚生等人秉持的左翼立场，面向大众命运和国家前途，发声、赋形、塑魂。一个热衷于蝴蝶鸳鸯式表达的文人，在这一时期的上海滩，是羞愧的，苟安复不安。
蔡楚生坐在船舱里勾勒场景图的这一天，还不知道，他将通过这部电影，创造中国电影史上的新纪录：摄制期长达一年半，完全在现场实景中拍摄，以电影音乐贯穿始终，次年六月十四日上映后，连映八十余天，满城争说《渔光曲》。其中，由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王人美演唱的同名主题歌，传唱大江南北。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为这一支歌单独录制唱片，以上百万碟的发行量，畅销一时——
云儿飘在海空，鱼儿藏在水中；
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潮水升，浪花涌，渔船儿飘飘各西东；
轻撒网，紧拉绳，烟雾里辛苦等渔踪。
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
爷爷留下的破渔网，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这一主题歌，须于开拍之前创作完成，以供聂耳根据其旋律进行变奏，写出整部电影的音乐。剧中女主角小猫的扮演者王人美，将先后三次唱起主题歌：在海边给小伙伴们唱，流浪上海街头时卖唱，剧终时抱着奄奄一息的哥哥，最后一次歌唱。
蔡楚生对安娥和任光说：“这主题歌，必须是一首动人的歌。”第一稿拟就，王人美试唱，蔡楚生听罢，摇摇头：“我们去一次崇明岛吧。”一个清晨，他雇一艘渔船，带领安娥、任光、王人美，沿黄浦江来到崇明岛渔村，待一天，听渔民们唱小调、唠叨。当夜，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那一座著名的小红楼里，安娥和任光写出新一稿主题歌，两人激动地抱在一起。因这首歌，他们在这一夜相爱了。次日中午，还是在小红楼，聂耳弹电吉他，任光弹钢琴，王人美演唱。蔡楚生听着听着，泪流满面……
一九六八年七月，蔡楚生躺在北京某家医院走廊的一张小床上，咳血不止。临终前，回忆小红楼内的上述场景，他对陈曼云说：“王人美唱得质朴，聂耳的电吉他旋律，也弹得柔情，在现场听这支歌，比听唱片，更让人心动……”一张六十二岁的脸，苍白如蒙霜，浮现一缕冬日般的暖光。
回到一九三三年九月的这一天。
船渐渐驶出黄浦江，越过崇明岛，进入东海的广大蔚蓝。船舱中，香烟味浓烈，王人美捏着鼻子，大叫一声：“受不了你们男性的压迫了！我要逃了，求解放了——”她朝蔡楚生瞪眼撇嘴，做一个鬼脸，跑到甲板上去。蔡楚生呵呵笑起来，掐灭烟。其他人见状也掐灭烟。孙瑜导演的电影《野玫瑰》刚上映，让女主角王人美一夜成名，得到“野玫瑰”的绰号。一年后上映的《渔光曲》，将会让“小猫”成为她的新绰号，覆盖“野玫瑰”。她的确有着玫瑰的刺、猫的灵动，完全不同于此前银幕上鸳鸯蝴蝶一般的女性形象。一种新女性，在艰难困苦中生成。而新女性就是新中国，这正是蔡楚生等左翼电影人心志之所在。
聂耳不抽烟，也不怕船舱中的烟味。他穿着吊带裤，坐在蔡楚生对面铺位，抱一把吉他，为《渔光曲》谱曲。他弹出一段旋律，就在纸上记下来，再弹，再记……
中国左翼电影史里，云南青年聂耳是一个独特角色。因参加学生运动遭追捕，他告别恋人阿晖，自昆明逃亡上海。在电通影片公司的一个摄影棚内，经田汉介绍、夏衍引领宣誓，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毕，夏衍擦燃火柴，烧掉用红纸剪成的一面画着锤子和镰刀的小旗帜。三双手默默握在一起。他先后就职于明月歌舞团、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为一系列电影作曲。他曾在电影、歌剧中，出演煤矿工人、码头工等角色，表演那些卑微、负重而倔强的人。在石浦，聂耳也将为《渔光曲》，卖力客串一个渔民角色，划船、拉网、呼喊……
此时，蔡楚生和聂耳等人都没料到：石浦，东南那一角最美的海岸线上，有最剧烈、最频繁变幻的风雨天。剧组长时间在旅馆里消磨时光，写信、生病、捉床上的跳蚤。聂耳向蔡楚生提议，组织晚会，邀请渔村里的孩子来旅馆联欢。聂耳弹吉他，王人美独唱或众人合唱。最后，他还用墨水将脸涂黑，裸胸，跳了一段非洲土风舞，惹来最热烈的掌声、笑声、叫好声，海边晚潮声，也似乎比平时响亮几分。
风雨连绵，使剧组直到十二月才乘同一艘客轮返回上海。当然，这风雨有利于剧组加深对海边苦难的认知：窝棚里蜷缩在一起的、衣不蔽体的孩子，冒着风浪和死亡的可能出海讨生计的男子，时时出没的海盗“落壳”……那些来剧组看大明星王人美模样的地方官员，对她打扮与长相完全混同渔家女子和摇橹划船动作如此娴熟，感到诧异和失望，悻悻而去。
需要光和影。即便是虚构的光影，也能渐渐赢得真实的力量，去刺破黑暗的已知，引发崭新的未知。
此时，九月崇明岛外的大海风，吹着王人美。她在甲板上大声喊：“聂耳，聂耳，好美啊，上来唱歌啊——”聂耳就抱着吉他，拉着蔡楚生和同伴们来到甲板上，《渔光曲》就响了起来：
……
东方现出微明，星儿藏入天空。
早晨渔船儿返回程，迎面吹过来送潮风。
天已明，力已尽，眼望着渔村路万重。
腰已酸，手也肿，捕得了鱼儿腹内空。
鱼儿捕得不满筐，又是东方太阳红。
爷爷留下的破渔船，小心再靠它过一冬……
一艘船，自上海航向一部伟大的经典电影，航向东方的星辰和微明。
四
八月，上海进入炎热的三伏天。十六日，上午，金城大戏院门口悬起一条黑色挽幛，写着“沉痛悼念天才作曲家聂耳先生”一行白色楷体大字。
这是一九三五年，一个反复永别的年份：三月八日，阮玲玉去世，二十五岁；七月十六日，郑正秋去世，四十六岁；七月十七日，逃亡日本以躲避蓝衣社追捕的聂耳，在鹄沼海滨游泳时溺亡，年仅二十三岁……在种种永别里，如何抱持对未来的信念，于冰封中看见一江春水，这是对大时代里中国知识分子的考验。
金城大戏院打出“坐满请回”的提示，劝阻无数悼念者进入。剧院内大约一千七百个座位前，站满文化界人士、码头工人、电车司机、纺织女工、船工、仆人、大学生……其中，有一个十三岁的女报童小毛头。
七岁开始，小毛头随着父母，自苏州来上海谋生。她天天站在霞飞路车站旁卖报，两年前，认识聂耳。他每天下班，都会把小毛头卖不完的报纸全部买走：“小妹妹回家吧，天黑了。”一天，他对小毛头说：“大家都喊着买报啊买报啊，一样样的。我给你写一首歌吧，你一唱，就能吸引人来听、来买，好不好？”小毛头拍手笑了。聂耳喊来安娥，听小毛头讲自己家的故事。安娥边流泪，边写出《卖报歌》歌词，聂耳谱曲。小毛头开始边走边唱《卖报歌》：“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生意果然好起来。在田汉、聂耳创作的歌剧《扬子江暴风雨》中，聂耳推荐小毛头出演剧中报童，从此，《卖报歌》传唱上海。也是安娥，为没有名字的小毛头，起名“杨碧君”——去成为一个清碧澄澈的君子。
此刻，望着主席台帷幕悬挂的聂耳巨幅黑白画像，杨碧君哭了。周围，一片低沉的哭声。
聂耳一脸的少年表情，饱含天真与灼热，面对无限眷恋的人世和祖国。画像下，几十个巨大花圈，挽联上书写着上海各家电影公司、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的名称及友人的名字。追悼会开始前，电唱机中低沉回荡着聂耳所作的歌曲，《毕业歌》《梅娘曲》《新女性组歌》《大路歌》《铁蹄下的歌女》……
瘦削的夏衍，以服装和假发改变形容，无人认出。他在后排位置上向聂耳鞠躬，伫立片刻，悄然退去。周围，有压低鸭舌帽、戴墨镜的陌生人，大约是蓝衣社特务。但夏衍必须冒险来送别一个同道知己。他相信，聂耳的灵魂，存在于这一场为了永别的聚会中。
聂耳的政治引路人、艺术合作者田汉，未出现。因“赤色宣传”之罪名，上一年底，他被捕。根据他留下的故事大纲，经夏衍改编，用三个月拍成电影《风云儿女》，其主题：团结起来抗争“敌人”（为能通过国民政府审查，而将“日寇”更替为这一字眼）。在南京牢房中，他向夏衍传来一首无标题的诗，写在烟盒撕开而成的一张纸上：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此即著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其中，“起来！起来！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这两个句子是聂耳的贡献。
这一年的二月，在夏衍家，初读田汉这首诗，聂耳就激动地喊起来：“请允许我来作曲吧，作为《风云儿女》主题歌吧，让全人类听见中华之心声吧！”他用两天时间写就初稿，唱给《风云儿女》剧组演员听，一派欢呼。聂耳却不满意，继续琢磨，走在楼梯上，也哼唱着：“前进，进！”房东听见脚步声，就拉开门打趣：“前进，进，回来了！”四月，经夏衍力劝他去日本避险，寄回定稿的歌谱。标题处，只有“进行曲”三字，夏衍定名为《义勇军进行曲》，并由任光指挥，盛家伦、郑君里、金山、袁牧之等七人，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小红楼内，录制首版唱片。
五月，《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连续上映两个月，《义勇军进行曲》传遍世界，成为美国电台报道中国消息栏目的片头曲。在札幌，小旅馆内，聂耳通过收音机听到主题歌。当歌曲开头的小号和鼓点响起，他嚎啕大哭，惊得隔壁旅客一个个打开门，在走廊里交头接耳……
此刻，这一部电影的导演和演员，出现在聂耳的巨大遗像前：许幸之、袁牧之、王人美、周璇……
追悼会主持人、明星电影公司董事周剑云，诵读了一首没有署名的挽诗：“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作者正是田汉。其中的隐喻和预言，在场者未必明悉。多年后，当《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聂耳与无数赤子的英魂，化为狂涛春水，润物无声。
二十九岁的蔡楚生站在主席台上，致悼词。他是致悼词的合适人选。他既是逝者的生前友人、合作者，共同站在左翼立场，又不像夏衍、田汉等领导者那么醒目耀眼。他左手捏一张纸，眼泪滴滴答答湿了字迹，右手去抹，漫漶一片。好在，每句话都稔熟于心，他缓缓说出，给天上的一个人听：“……聂耳先生笔名是‘黑天使’，灵魂纯真。他是飞翔在黑夜里的天使，用歌声唤醒沉睡的人。我多想与他再拍几部电影啊！多想与他同努力，用光影和旋律，改造中国的视觉和听觉，敌人被打败，再没有被压榨、被凌辱的人……”
蔡楚生与聂耳认识，缘于在报纸上读到署名“黑天使”的文章，聂耳批评他导演的电影《粉红色的梦》：“在怒火燃烧的时代，沉溺于粉红色的梦是可耻的。”蔡楚生打听到“黑天使”的真名和地址，一个傍晚，他去霞飞路旁一间小出租房，敲门、自我介绍、与聂耳一同去餐馆吃饭，回房间继续交谈，成为至交。正是在这一夜，他谈起筹拍《渔光曲》事宜：“这部片子，有怒火，也有渔光，是火红的希望之光。”聂耳不好意思地挠头，答应为这部片子作曲：“我们一起为希望而歌吧！”
在石浦拍摄《渔光曲》，下雨的日子，旅馆中，聂耳向蔡楚生推荐柔石的小说《二月》。象山，是柔石的家乡。两人讨论这部小说“知识分子的爱情归宿”之主题，困惑颇多。蔡楚生感叹：“值得将这部小说拍一部片子。时代变幻，爱，如何归依……”多年后，一九六三年，谢铁骊将《二月》拍摄为电影，夏衍定名为《早春二月》。蔡楚生看电影后，对陈曼云说：“这‘早春’二字，加得好，给人一点希望……”
蔡楚生和聂耳在石浦，都没有看见爱情的希望。蔡楚生谈到父母做主所娶的妻子：“不爱她，又不想伤害她，拖延着，很久未见面了……”聂耳叹息：“您有婚姻，无爱情。我有爱情，难以成婚。阿晖在昆明等我几年，等不下去了，满城都在议论她。她想与我解除婚约，另嫁他人，又舍不得我……可我未来如何，难以预测。在这纷乱凶险的年代，相爱、成家，何其奢侈。我们都是《二月》里的人啊。不忍心再让阿晖等下去……我刚给她回了信，您可以看一眼。”蔡楚生接过聂耳的信，读到以下句子：“……你好好生活，我方觉宽慰。不要再挂念我，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要在这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实……”蔡楚生把“伟大的事实”这几个字，念出声来。
终于，在做出的一种伟大的事实里，聂耳死去复永生。
金城大戏院内的追悼会，以全体合唱《义勇军进行曲》结束——“前进！前进！前进！进！”
当下，淮海路亦即从前的霞飞路旁，一座街头小公园内，立有张充仁创作的聂耳铜像。一个青铜般灿烂的人，展开双臂，在指挥周围的鸟语和市声，前进，进！大衣下摆微微飏起，正是春风吹动着的样子。
五
宝山城，硝烟弥漫。吴淞口外的五十余艘日军舰艇，炮口虎视眈眈。太阳旗飘摇，旅团建制的敌人，在一辆辆坦克掩护下，一次次发起冲锋，试图拔掉阻碍进攻上海的这一桥头堡。
营长姚子青带领的中国士兵，在轰炸与冲锋枪炒豆子般的声音中，一个接一个倒下。他嘶哑着嗓子发出命令：“我死了，副营长指挥！副营长死了，连长、排长、班长、老兵，一个一个上！战至最后一人，决不投降，中华不会亡！”剩余不多的士兵一齐吼叫：“战至最后一人，决不投降，中华不会亡！”宝山阻击战已进行至第六天。夜里，姚子青命令十五岁的传令兵：“带上全营名单，去主力部队报告战况，别回来了！”传令兵明白，营长想留他一条生路，大哭不止：“我要跟随营长啊！同生同死啊！”姚子青眼含泪水，一掌将传令兵推出十步之外：“服从命令！快去！”
第七天，即一九三七年九月七日，五千余名日军发起又一轮进攻。姚子青中弹倒下，一副眼镜从脸上飞起、跌落，像失败的鸟。宝山城沦陷。日军面对五百余名中国士兵遗体，脱帽、鸣枪致敬……
摄影棚中，一群演员在重现一年前淞沪会战的情景。姚子青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英雄，而非凭空虚构。
蔡楚生作为这部电影《血溅宝山城》的编剧，立于导演司徒慧敏身后，一脸泪水。他总是这样难以控制感情。在上海，拍摄流浪儿题材的故事片《迷途的羔羊》，需要买几只羔羊作为道具，羔羊与母羊分开时咩咩哭喊，蔡楚生也是一脸泪水，指示剧务将一大群羊全部买来，养在摄影棚外。友人嘲笑他：“心软得嘞像树叶，脾气倔得嘞像树根。”他正蹲着抽烟：“原来我是一棵树啊，那得站起来！”他就站起来抽烟，友人笑。
此时，一九三八年八月，香港。蔡楚生摘下眼镜，去摸口袋，空的。旁边有人递来一张手帕，接过来擦罢眼睛，闻出手帕中的香气，戴眼镜，看递手帕的人。原来是陈曼云，一个身材丰满的女子，眼睛幽黑，司徒慧敏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也是广东人。蔡楚生把手帕递回：“谢谢！”陈曼云悄声说：“您留着用吧……”蔡楚生脸一红，把手帕塞进口袋。陈曼云是第三次来片场，以探视同学的名义。司徒慧敏悄声对蔡楚生说：“我这位姐姐，好像看上蔡兄了啊……”蔡楚生已三十三岁，脸还是会微微一红。
在陈曼云身上，蔡楚生发现了理想中的新女性形象：独立、英朗、行走如风，无一丝懦弱和哀怨之气。他被吸引了，不顾一切爱了。他此时还不知道，自己爱上的这一女子，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在潘汉年直接领导下隐秘行动，凭借曾留学日本这一背景，周旋于日伪人士间，搜集情报，护送电台。蔡楚生知道，这个同龄同乡人，与自己拥有共同的情怀：爱苦难中的国度，爱那屈辱、挣扎着的人们。
两人频频相约吃饭、散步，彼此称呼从“您”转变为“你”，从“蔡先生”“陈小姐”，转变为“阿通”“云”。海边灯火里，两人想起汕头类似的景象。陈曼云说：“给我唱一段潮剧听吧，阿通，好不好……”一个独立、英朗、行走如风的女子，温柔起来，是致命的。蔡楚生答应着“好啊好啊”，以手击节，轻声唱了潮剧《刘明珠》中的一段：“淡雅孤芳入画来，花魁未许倚云裁。冰肌玉骨沉渊底，绿萼银蕾待雪开。”这部戏，说的是古代女子刘明珠为寒梅般的父亲伸冤报仇的故事。蔡楚生唱罢，久久望着内地方向出神。陈曼云伸出双臂，拥抱这个高大爱人。她明白，这唱词中有当下的寓意：沦陷、抗争中的祖国，就是寒梅般的父亲，绿萼银蕾，终将凌雪怒放。
一九三八年底，《血溅宝山城》摄制完成，在内地和东南亚华界上映，反响巨大。观众们站起来，挥动拳头，与银幕上的士兵一同呼喊：“中华不会亡！”口号声响彻影院内外的世界，振拔无数抵抗者的心灵。
前一年，一九三七年，淞沪会战失败，上海沦陷。十一月二十九日，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王莹、胡蝶等影人，迁徙至香港，成立“新时代影业公司”。讨论拍摄计划时，蔡楚生就提议：第一部影片应该拍《血溅宝山城》。这也是国共联手抗战后的第一部抗日影片，不再受到“合法性审核”的阻扰。同样迁徙至香港、领导左翼人士继续开展文化抵抗的夏衍，向剧组转达周恩来对这部电影的赞许之意。之后，一九三九年，蔡楚生自编自导了地下抵抗题材的故事片《孤岛天堂》，叙述上海沦陷后的暗战故事。仍旧是那一个小摄影棚，三十平方米。黎莉莉、蓝马等影星，通过镜头调整、道具变换，在狭小空间中，呈现出上海的壮大幽深。《孤岛天堂》于同年九月上映，导演和演员均不计报酬，这部影片与《血溅宝山城》一样，在内地和东南亚轰动一时。
陈曼云时时来探班，看爱人一脸泪水，就心痛。一九四○年春，两人请若干友人，在小餐馆里围聚着吃了一次盖浇饭，宣布结婚。他们都缺钱，连新衣都没订制。合影照中的一对新人，是美的、喜悦的。年底，女儿出生。“阿通，她眼睛真大啊，真亮啊，会看到一个新中国。”“我们也会看到的……”蔡楚生低下头，亲亲女儿，又亲亲陈曼云苍白的脸。
一九四一年底，香港沦陷。大街上，日本军人的巡逻车和太阳旗，来往招摇。影院内，只能放映日伪机构摄制的东亚共荣主题的宣传片或歌舞片。胡蝶被邀请去日本访问，她称病拒绝。接着又被日伪机构邀请拍摄纪录片，她急忙逃出香港，辗转抵达重庆，落入戴笠精心设置的“捕蝶网”。戴笠在一场空难中离世后，胡蝶展翅，重获自由，在加拿大度过余生。
“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三位先生，明日中午前到半岛酒店会晤，无故不到，后果自负。”一日，香港各影院银幕上插播这一告示。陈曼云对丈夫说：“危险了。周恩来先生要求护送你们离港。第一批十七人已走了。现在，你也得走。要化妆，认识你的人太多，日本特务四处寻找。”“你呢，孩子呢？”“我还有要紧事做，你到桂林、到重庆，等我们。”蔡楚生抱着一岁多的女儿，看着，什么也不说。女儿呀呀嘟哝：“爸爸抱疼了……”蔡楚生眼睛里一下子涌出泪水。陈曼云柔声安慰：“别担心我俩。我只担心你的肺炎，这是爱激动和劳累带来的病，慢慢养，路上无人照顾，要珍重自己啊……”
蔡楚生拿出刚写完的电影剧本《南海潮》：“它咋办？我带着，你带着，都不放心。”陈曼云想了想，把剧本包了厚厚的牛皮纸和塑料，装进一个铁质的饼干桶中，旋紧桶盖，递给蔡楚生：“埋到院子里，在那一棵玉兰树下，挖深一点……”
一九四二年一月七日，清晨。两个拎着行李的女子，小心搀扶一个盲目老人，缓缓走向码头，似乎生怕他跌倒。老人头戴灰色毡帽，鼻梁上是一副有裂纹的旧眼镜，身穿灰色长衫，一手提包袱，一手搭在女子肩头。这“老人”，就是化妆后的蔡楚生。两个女子，是陈曼云和东江游击队队员巢湘玲。日军岗哨，刺刀闪烁，士兵手捏中国知名人士照片册，一一核对、盘查、放行。三人来到码头边。巢湘玲转过身去。陈曼云紧握丈夫的手，眼里涌出泪水：“等着我和女儿，等着啊，不许把自己丢了……”这是蔡楚生第一次看见妻子流泪。他点点头，假装空茫的眼睛，望着大海。
看着巢湘玲搀扶着蔡楚生上船，启航，朝澳门方向渐渐远去，陈曼云转身离开码头，回到一场紧迫而伟大的行动中。
在东江游击队运作下，一九四二年初，中共南方局先后营救八百余名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经多条路线离港脱险，辗转奔赴桂林、柳州、重庆。途中，为避免敌伪追踪，他们假扮成商人。钢笔和书籍，由护送者集中保管，免得他们不经意间泄露知识分子气质。某日，在惠州，路过黄埔军校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茅盾停下脚步，大声朗诵诗篇以致敬英烈，同行者一下子紧张起来小声劝阻。这些长途跋涉的人，构成了影响中国现代史书写方式的一份漫长名单：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乔冠华、胡风、廖沫沙、梁漱溟、范长江、端木蕻良、戈宝权、蔡楚生、司徒慧敏、金山、叶浅予、丁聪……
他们，是属于另一世界的人，“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鲁迅）。
六
……
黄浦江滔滔东流，天色黯淡。
素芬对儿子抗生说：“妈妈再也不想看这世界了，再也不想听污言浊语了……妈妈还没吃饭，饿了……”抗生说：“我卖报纸有钱，我去买饼！”跑开。素芬掏出张忠良自延安寄来的与八路军女战士的结婚照，在背后写字。
江水中溅起旋涡，素芬的影子一闪即逝。岸边一个拄着拐杖的人，大喊：“有人跳江了，有人跳江了……”抗生举着饼子跑来，高叫：“妈妈——妈妈——”捡起地上的照片，背后的字是：“抗儿长大了，要学叔叔的为人处世……”
张忠良乘轿车匆匆赶到江边，拨开人群。母亲和抗生，正望着江水哭泣。
轿车后排坐着王丽珍、何文艳。何文艳说：“出了人命，这可如何是好？”王丽珍脖子一挺：“我们没碰她一根指头，一个仆人死了，没啥了不起！”何文艳说：“就怕忠良变了心……”王丽珍瞪大眼睛：“他敢！我干爹一句话就能要了他的命！”
母亲对张忠良哭诉：“总以为你回来了，咱全家能过太平日子了，可谁知道，你爹爹被日本人逼得上吊，你媳妇又被逼得跳江，这是什么道理啊……”
江水东流。篇尾曲响起：“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剧终。
写下《一江春水向东流》剧本的最后一句，蔡楚生一脸泪水。他放下毛笔，举手去擦，手指上的墨痕，把脸染出一缕黑斑。陈曼云走进书房，拿湿毛巾去给他擦。蔡楚生叹息：“人间多忧愤……”陈曼云一边擦，一边抱着他的头安慰：“写完了，就稍稍舒心展怀吧，再拍出来，让更多人看到，合力消除忧愤……”
这是上海一九四六年的三月，入春了，寒意犹存。蔡楚生自重庆回到光复后的上海，与同代同道人，并没有感受到希望的辉光照临。
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无果，内战的阴影在蓄积，南北有枪炮声继续响起。好友费穆畅想新生活的《灿烂世界》，刚拍摄了开头，就绝望、废弃了。对国民政府绝望了，又如何废弃它？四年前，在桂林沦陷前，蔡楚生看到那开往重庆的火车上，坐满达官贵人和他们的第二、第三夫人，乃至宠物犬。逃亡的百姓，则被卫兵阻挡在车厢外。此时，也是这些达官贵人，在搜刮日伪覆灭后留在上海的资产，据为己有，从银行账户、别墅，到被汉奸们遗弃的妖艳女性。报纸上，不断并列刊登着同一男子离婚、结婚的声明。律师们在讨论新疑难：八年间，“声讯不通、生死不明情况下的另娶别嫁”，是否合法，家产如何分割……
蔡楚生想到在汕头给陈天唱过的潮剧《乱世鸳鸯》。在乱世中，在巨浪间，鸳鸯们如何不离不弃？这是一道世界性的难题。此时期，上海正热映的欧美电影，就有《乱世佳人》《魂断蓝桥》等。当然，那些异国战火中的情侣，不会知道“鸳鸯”这一中国意象。
他开始动笔写《一江春水向东流》剧本，以一个家庭的离散和不同选择，折射民族的苦难与抗争，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张忠良从一个“鹏程万里志可成”的爱国青年，转变为国统区里的享乐主义者，先后与王丽珍、何文艳两个艳丽女子，发生纠葛；张忠良走上战场，成为八路军中一员；张忠良妻子素芬，在沦陷区撑起全家老少生计，苦盼丈夫归来，安慰在街头寒风里卖报纸的幼子抗生，“等爸爸回来就好了”；为汉奸抛弃的女子何文艳，做洗衣工，素芬不知道手中揉搓洗涮的衣服，脱自回上海后一直未露面的丈夫身体，直到偶然在家庭舞会上，看见那一个陌生的张忠良，梳飞机头，穿燕尾服……蔡楚生边写、边咳血。他写不动了，躺下来休息两三日，在陈曼云陪同下去诊所打针，再继续写……
终于，在三月的一个春夜，蔡楚生完成剧本，共分二十册，每册拍摄长度约二十五分钟，由《八年离乱》《天亮前后》两部分组成。
四月初，丁香花园，即联华影业公司办公地，夏衍、田汉、蔡楚生、费穆等七八人，围坐在小楼二楼的一间房内，召开《一江春水向东流》剧本讨论会。三位投资人夏云瑚、陶伯逊、任宗德，欣喜而惆怅。欣喜于剧本主题重大，惆怅于资金匮乏。同时期，史东山导演、陶金主演的抗战故事片《八千里路云和月》，已让公司捉襟见肘。他们需要通过这一场讨论会，来下定决心。几个人手握剧本，阅读、交谈、争论。饿了，吃点心、喝咖啡，听花园内传来的两三声鸟鸣……
夏衍放下剧本，最先表态：“我相信，这将是一部划时代的巨作，值得拍，必定载入史册。”说完这句话，他起身、下楼、匆匆离去。他的身形比八年前更瘦削，依旧警觉于身份和处境的危险性。
田汉沉吟一番，说：“八年离乱，造就这部作品，天亮前，尤需唤醒世人。但，素芬最后跳江的结局，观众会不会难以接受？”蔡楚生用手帕蒙着嘴巴咳嗽几声，说：“我也不想让她死，可，她的死，是最有力的唤醒——天太黑，应该亮了。”悄悄展开手帕，看见一缕血丝，他攥紧手帕。田汉点头：“剧本里有江南民歌，很合适。‘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我也会唱。杨万里诗中也化用过。蔡兄，将来准备选谁唱？”蔡楚生答：“周璇如何？金嗓子嘛。记得一九四二年春节前，我和夏衍、茅盾等先生，长途跋涉到桂林，那一天，您组织欢迎会，安娥唱过这首歌，当时就觉得，如果把它作为一部电影的插曲，多好。”田汉点点头，有些走神。
安娥，那一个才华横溢的美丽女子，其真实身份，是留学莫斯科后归来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在一九二九年，她接近“创造社”成员田汉，引领他加入左翼作家联盟。而后，田汉引领聂耳成为同路人。一个时代的杰出者，彼此塑造对方的形象和命运。安娥爱田汉，田汉已有婚约在身，她只得转身离开，回故乡河北，写信告诉田汉，生下的一个儿子死了。后来，安娥因《渔光曲》爱上任光，任光加入新四军后牺牲在战场上。上海沦陷后，在前往武汉的一艘轮船上，安娥与田汉重逢。她告诉田汉：“你的儿子，还活着……”田汉哭了。船舷边，两人拥抱在一起，终生不再分开……
此时，在丁香花园，蔡楚生尚不知安娥的隐秘身份。但他觉得，安娥像陈曼云，也是一个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新女性。
费穆双手抱着厚厚一叠剧本，眼睛凑近去阅读。他戴一副厚厚的圆边眼镜，一只眼睛几近失明，另一只眼睛，显得特别明亮，像内心的全部感情集聚于其中。他与在场其他人一样，身着西装，这似乎是一代人关于中国现代性构建问题的表态。但每逢春节、端午、中秋这些节日，他会穿长衫上街。他自小熟读诗词曲赋，又习得英、法、德、意、俄多种外语，表情苍茫多思。在蔡楚生等影人选择去香港或内地避难的八年间，他隐居租界，退出影坛，拒绝日伪背景电影公司的拍片邀请。他曾导演一台隐喻抗日主题的舞台剧《小凤仙》，连演不衰，满城争看。日伪人士闯入剧场威胁、阻扰，费穆不为所动，对演员们说：“有我在，继续演。”他的长衫下暗藏一把匕首。光复后，他重出影坛，此时正筹拍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生死恨》，由刚刚剃去胡须复出舞台的梅兰芳主演。
放下《一江春水向东流》剧本，费穆感叹：“如此宏大的史诗结构，我是驾驭不了的，敬佩蔡兄大才。每一场戏都好，一场都不要删！当然，我的趣味，是宋词元曲风格的叙事，留白，隐喻。花褪残红青杏小，也可以拍出好片子。祝蔡兄这一部大作成功！中国有太多苦难，需要用大作品唤醒，尽管……能唤醒几许，我疑虑……”
寂静。稍顷，其他人又絮絮而谈。天渐渐黑了，室内的灯，花园里的铁质灯柱，都亮起来。
最后，三位投资人表态：按剧本拍摄，一场不删，不惜一切代价制作。掌声响起，蔡楚生起身鞠躬。彼此道别，四散而去，一弯新月高悬。花园一角的摄影棚内，灯火通明，在拍摄一部电影。后来，《一江春水向东流》中，张忠良父亲被日本人吊死的场面，也拍摄于这一摄影棚。用泥土堆出的山坡上，挺立一棵松树，布景中绘制出阴云和黯淡日色……
一年半后，一九四七年十月，由陶金、白杨、上官云珠、舒绣文等出演的这部影片，上映了，轰动上海滩以及全中国，连续放映数月。继《渔光曲》《新女性》之后，《一江春水向东流》成为蔡楚生的巅峰之作。
“天快亮了，天快亮了……”走出电影院内人造的夜色，无数人擦着为素芬、也是为一切被侮辱被损害者所流的泪水，低语着，抬头看看天空。
七
张曼玉勉强笑着，伸手，抚摸梁家辉浓密的头发，幽幽道：“没事，我开玩笑呢。你蹲下来，我才能摸到这头发。你太高啊，我够不着了……”梁家辉眼里一下子涌出泪水，低头擦去。
“OK！”导演关锦鹏高喊一声，做出结束的手势。那一台对准床上张曼玉、床边梁家辉的摄影机，停止转动。补光灯关闭，摄影棚暗下来。
一九九一年九月，上海，传记故事片《阮玲玉》正在拍摄。张曼玉扮演阮玲玉，梁家辉扮演蔡楚生。剧组其他演员，还有秦汉（饰唐季珊）、吴启华（饰张达民）、刘嘉玲（饰黎莉莉）等。
最初，关锦鹏想请梅艳芳演阮玲玉，这两个异代女子，有相似的身世、韵致。梅艳芳拒绝，大约想摆脱阮玲玉不幸命运的暗示，若干年后，还是因病离开她爱恨交加的人间。张曼玉作为替补出演此片，获得柏林电影节最佳女主角之殊荣。她说，在演阮玲玉的过程中，学会表演：“阮玲玉真是妩媚到极致啊，举手投足间，有无限情愫。能演任何角色——擦去口红，理直头发，就是底层女子模样。但没能演好自己……”拍摄此片的过程中，香港报纸登出张曼玉多年前的情书，错字连篇，话语缠绵，惹得满城热议。张曼玉很受伤害。她曾恋爱三次，对象分别是发型师、设计师、导演。关锦鹏安慰她：“不是你的错……”她叹息一声：“人言可畏，我彻骨入心地体会到阮玲玉的悲哀。我不会像她那样选择死，不是旧时代了。”
《阮玲玉》结构奇特，叙事中，穿插了拍摄期间演员和导演的闲谈，对阮玲玉和那一个旧时代，作出即兴评判。比如，关锦鹏问梁家辉：“你觉得蔡楚生爱阮玲玉吗？”梁家辉想了想，说：“应该是爱的。那么美的女子，如何不爱？但，又没爱到不顾一切去改变她命运的地步……而阮玲玉，需要一个男子去改变命运，这，就是她的悲哀所在吧。”关锦鹏没吭声，扭过头，看窗外的苏州河、外白渡桥。
被关锦鹏选择扮演蔡楚生，梁家辉感到意外。他拿着蔡楚生青春时代的照片，细细看：一张国字脸，眼神里，明亮夹杂迷茫，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理，紧贴头皮，嘴角固执地抿着。而他，扮演过《情人》里的中国少爷、《垂帘听政》里的咸丰皇帝，脸型和身高，虽与蔡楚生相似，却天生一种柔软气质，脸上总是长出青春痘，像青春期过于漫长的浪子。关锦鹏鼓励他：“蔡楚生也有一颗柔软的心，你可以演好他。”于是，在摄像机镜头内外，梁家辉一次次擦着自己的、也是蔡楚生的泪水。
这部影片，必出现与阮玲玉合作多多的费穆。作为当年抬棺人之一，他为阮玲玉乃至一切时代里的悲哀女性辩护：“在人世上，她们总是作为被看、被消费的对象，去依附男性。依附不了，就病、死、逃。这社会的不公，要变。”这些话语，或许并非出自当年费穆之口。但可以由此理解，一九四八年，费穆为何拍摄故事片《小城之春》：以女主角玉纹的视角，审视抗战后成为废墟的家园、病重的丈夫礼言、战后归来的初恋情人志忱，在“情”与“义”冲突中，最终作出“留在丈夫身边、眺望情人远去”的选择。破败的城墙外，芳草连天春风软。五个演员和一只鸡，组成这部小成本电影，玉纹的旁白，贯穿全片——女性发声，主动表达对时代和自我的理解，在中国电影史上属于开先河之举。
一日，蔡楚生来到松江，探访《小城之春》拍摄进展。他与费穆并肩站在城墙上，一高一胖，一西装一长衫，看扮演玉纹的女演员韦伟，一手挽着装满青菜的竹篮子，一手提药包，从远处走来。机位一直不动，像表情平淡而内心汹涌的旁观者。附近，黄浦江流过，到下游的主城区和大海里去，承载起素芬跳入而后消逝的命运。
“费兄，您果然讲了一个宋词元曲般的故事——花褪残红青杏小啊。我是喜欢的。”蔡楚生感叹。费穆递过来一根烟，也仅仅是礼节性一递，他知道蔡楚生因肺病戒烟数年。费穆独自抽，吐出春雾般的烟气：“兄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轰动全中国，如洪钟大吕，我看两遍。这《小城之春》，大程度上，走一条寂寞的运程。兄喜欢就好。”果然，《小城之春》上映后备受冷落，在国共角力、革故鼎新的社会背景下，受冷落是自然的。多年后，该片与《一江春水向东流》，一同成为中国百年电影经典，进入电影学院教材和课堂，被研究、分析、致敬。费穆在一九五一年逝世于香港，终年四十五岁，比同龄的蔡楚生，早辞世十七年。
在丁香花园里开座谈会那一天，茶歇中，几人走到阳台，谈起这园子所联系的一个晚清女子——清末重臣李鸿章的小妾丁香。盛宣怀亲自审图、监工，为李鸿章金屋藏娇，建起这一美式别墅。他叮嘱建筑师：“要种丁香树……”李鸿章偏爱的这一小妾，自然不为家居合肥的正室所容，受欺凌，最终在上海一隅，获得身心的安放。李鸿章每隔数月或半年，自北方来这院落小住几天，再启程，为大清这一座透风漏气的屋子当裱糊匠。李鸿章故去后，丁香离开这园子，去浙西山中做了尼姑。
一个晚清女子，也可以成为后世女性纷乱命运的参照，让几个文人唏嘘片刻。
如何安放被男性凝视、被时代碾压的身心，是女性苦苦求解的疑难，不论著名或无名。从真实的丁香、阮玲玉、胡蝶、周璇、梅艳芳、张曼玉，到虚构的素芬、玉纹。她们死了、疯了，或隐入山中异域，或站在原地，由时间流动来改变周遭景象。
在二十一世纪，当下，心理学研究者统计：女性抑郁症群体仍远超男性。二○一七年十月，美国女明星艾莉莎·米兰诺，多次受性侵后，发起抵抗运动“Metoo（我也是受害者）”，召唤一切受害女性，说出自己的遭遇，引发公众关注和社会变革。一位美国前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这一运动，是危险的，威胁到了整个有权势阶层的男性。”
我没有什么权势，从话语、体力、地位，到资产，一概平庸，即便拥有所谓的权势，亦须站在丁香、阮玲玉、胡蝶、周璇、梅艳芳、张曼玉、素芬、玉纹、艾莉莎·米兰诺等人一边。维护女性尊严，就是维护母亲、姐妹、女儿的尊严，就是维护人的尊严。这样的维护，未完成，永远属于“现在进行时”。
曾与友人在丁香花园吃饭。那里，现成为一家粤菜馆。丁香树和鸟鸣，依旧生机勃勃。新时代食客，不知这园子里的往事，无论丁香姑娘和李鸿章，还是蔡楚生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他们的话题，侧重于当下的重负与轻盈，也好。一代人吃一代人的饭，咀嚼一代人的苦辣酸甜臭麻咸、喜怒哀乐悲恐惊。
我也曾去松江游荡。此地古称“华亭”“云间”，是《文赋》的作者陆机的故乡。“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词，良多变矣。……”《文赋》开篇所言，也可指向蔡楚生、费穆这些“用镜头写作”之才士。眼下，松江不再是一座孤立小城，与上海主城区连绵无间。从前的田野，建起宏大的“车墩影视基地”，虚构出小规模的苏州河、南京路、霞飞路、丁香花园等场景，为叙述前情旧事提供空间。此地，拍摄了《色戒》《功夫》《情深深雨濛濛》等众多影视剧。我寻找当年《小城之春》拍摄地，无果。那城墙和废墟，早已不存。黄浦江汹涌东流，运送木材、钢材、水泥的驳船，突突突突喘着粗气掠过，荡起一道巨大漩涡，似乎想让人淡忘掉素芬跳入后激起的细小浪花……
一九四八年那一天，在城墙上，蔡楚生对费穆说：“真巧了，《小城之春》啊，《一江春水向东流》啊，各有一‘春’字。虽是春愁春恨，毕竟已入春，青杏总会泛黄成熟……”费穆点点头，抽烟。韦伟身着旗袍、穿布鞋，站一旁听着，微微笑。蔡楚生低头去看她的菜篮，点点头，赞许：“准确。”
那篮子里，是江南春日遍野生发的马兰头和荠荠菜。
汗漫，作家，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一卷星辰》《纸上还乡》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