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抡是我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899年出生于湖南湘乡，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与化学，1926年获该校科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历任南京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主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起，历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化学系主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武汉大学化学系教授等职。他是全国政协第一至第四届委员。1967年12月8日在湖北武汉去世。他为中国近现代化学作出了开拓性贡献，李政道称其为“化学大师”。

在抗战时期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

在全国抗战时期的动荡政局中，曾昭抡不做闭门教书的所谓“洁身教授”，而是非常关心时局。他反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十分赞赏。他是早期参加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之一。其间，他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参加了许多支持抗战的活动，对青年学生影响很大，成为当时西南联大一名很有影响的进步教授。

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不久，他便通过地下党得到。他在同年8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看完毛泽东近著《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在认真进行阅读后，他经常在演讲中引用书中的观点。

曾昭抡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十分钦敬。12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七月中，英国封闭滇缅路时，重庆方面曾特邀周恩来去商量办法。后周返重庆，而滇缅路又已重开，一切遂作罢。”他与中共党员和干部常有接触，日记中曾几次提到他与范长江（时任国际新闻社社长）、陆诒（时任重庆新华日报社记者）、龚普生（时任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等人的来往。

曾昭抡虽然没有入党，但是他宣传抗日，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演讲和撰文中阐述了自己鲜明的观点，在群众中特别是在科学教育界很有影响。国民党当局因此十分害怕，便把他视如共产党员，列入逮捕名单中。曾昭抡得知后，一方面继续他的进步活动，一方面提高了警惕。有一次，他躲到俞大绂教授家里，忽然有人来告知，国民党特务要来抓他，他便赶紧打开后门顺利逃脱。

1945年，曾昭抡从日本遭到原子弹轰炸中意识到科学已进入原子能时代，便设法从重庆当局争取到一笔经费，经他和华罗庚、吴大猷共同努力，从当时的西南联大优秀助教和应届毕业生中选拔了孙本旺、李政道、朱光亚、唐敖庆、王瑞 5人赴美考察。他本人在美国考察一年多以后，应邀去了英国和西欧进行访问、讲学。

在美期间，曾昭抡时刻关注着国内局势。著名化学家唐敖庆后来回忆：“在美国时，曾先生和我的一次谈话至今难忘。当时国内正在进行解放战争，东北战场的形势发展很快，有一些原来属于我们的城市又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这些情况使我很担忧。于是，有一次我就这个问题去请教曾先生。曾先生说：‘这表面看，好像于我们很不利，其实不然。这些城市就像给国民党背上了一个一个包袱。早晚会把它压垮。总有一天，这些城市都会回来的。’曾先生的话使我在迷茫中看到光明。后来回国以后，我在毛主席的书中看到了类似的话。看来，当时曾先生已经读过毛主席的书，他是在按毛泽东思想和我谈形势。在曾先生的影响下，我在美国参加了进步学生运动。”

当国内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的时候，已从欧洲回到香港并滞留在香港的曾昭抡，感到为国效力的时机到了，遂于1949年3月27日回到解放不久的北平。

回到内地以后，他满腔热情地投身到新中国的教育、科学事业中。他担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和教务长，并领导化学系的工作。同时，他参加北京市各界代表会议，参与组建和领导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他以建设新中国为己任的主人翁姿态呼吁科学工作者不要犹豫，要积极参与新中国的建设。1950年，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副主任，他在大会总结报告中说：“这样空前的科学界大团结，主要是由于革命形势的迅速展开，全国大陆领土的解放，才有可能。……尤其令全体代表兴奋的，是大家有机会谒见毛主席和听到周总理的讲话。新民主主义中国的人民团体，本质上与资本主义国家里的民间团体大不相同。在今日中国，人民团体与政府必须一致。我们站在人民的一面，对于政府的种种措施，未决策以前可以提意见，实行以后也还可以作建设性的批评，只是在基本立场上，必须与政府完全一致。”在社会大变革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这种拥护党和政府的立场和进步思想是很鲜明的，也是很难能可贵的。

1950年，曾昭抡被任命为教育部副部长兼高教司司长。1952年，被任命为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他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三年中走遍了绝大多数的综合大学和工科学院，深入基层了解各校的教学质量、科研情况和师生的意见和要求。他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校布局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新中国第一次高等教育改革的“总工程师”。

1957年3月，曾昭抡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发言时说：“几年来，根据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通过全体教职员工的辛勤努力，各级青年团组织的配合，同时得到许多位苏联专家直接的、具体的帮助，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不仅在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质量上也有不断的提高，已经根本改变了旧中国高等教育的面貌。可以说，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初步的、贯彻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教学制度，在各科教学中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他赞扬高等学校师生的政治思想工作，说：“广大教师的政治热情和工作积极性更加高涨。有不少同志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还强调指出：“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将是今后高等学校相当长时期内的一个带根本性的矛盾。加强高等学校师生的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继续帮助教师进行自我改造，培养学生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是提高培养干部质量的一项重大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