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年前，笔者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学习时，学校曾组织我们到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旧址参观学习。所见所闻，感触颇深。2023年深秋，笔者与中华慈善总会的两位朋友参观了位于邢台西部浆水镇的抗大旧址和抗大陈列馆，再次被抗大精神感动。抗大总校从延安转移到这里虽然只有2年零2个月的时间（1940年11月至1943年1月），却为中国革命培养了数千名德才兼备、军政兼优的干部，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一

邢西抗大校址位于邢台西部的浆水镇地区。这里是抗日战争的前沿，30多公里之外就有日军的据点、炮楼。日军随时都有可能对邢西抗大实施骚扰、破坏、“扫荡”。由于抗大是为革命培养指挥人员的学校，日军非常害怕。他们把抗大视为埋在他们心脏地区的一颗重型炸弹，下狠心要吃掉抗大。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曾扬言：“消灭了抗大，就消灭了边区的一半。”

1942年5月下旬，日军出动大批兵力，分四路气势汹汹地“扫荡”抗大总校所在的浆水地区。但抗大领导和师生早有准备，他们遵照毛主席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采取敌进我进、方向相反、寻找空隙、悄然而过的战法，在黑夜分几路突围了出去。他们不但打破了敌人的“扫荡”，而且在两个多月的突围中，边战斗边教学，走到哪里，就教学到哪里。能讲一个小时，就讲一个小时。不能讲一个小时，就讲半个小时。甚至一边行军，一边教学。浆水镇周围的一座座山头、一条条山沟、一片片树林、一个个窑洞，都曾是他们的临时课堂。在反“扫荡”期间，他们实现了打仗、学习两不误。

由于日军数量多，武器先进，尽管粉碎了敌人的“扫荡”，绝大部分师生安全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但也有几十名师生光荣牺牲。

陆军中学（第三大队）一脸胡子、被大家称为“马克思”的副校长史紫千，由于腿部负伤，走路不便，不幸被捕。敌人看他一脸胡子，像个大官，想从他身上知道一些八路军的秘密，便把他押到太原，用尽威胁利诱之手段。但史紫千始终守口如瓶，坚贞不屈，对敌人破口大骂。无奈之下，敌人将他捆绑在太原城东门外，当作练习刺杀的靶子，活活地将他刺死。

身体有病的四队指导员杜敬农带领几个小战士突围时，与一敌人遭遇。当敌人的刺刀向他刺来时，他为了不让敌人刺向那几个小战士，双手紧紧抓住敌人的刺刀不放，示意小战士快跑。敌人见他不放刺刀，就左右旋转刺刀。杜敬农的双手顿时血肉模糊，但他仍紧紧抓住敌人的刺刀不放。敌人猛地往回一抽，拔出了刺刀，狠狠地刺入杜敬农的胸膛。杜敬农高喊“共产党万岁”，壮烈牺牲。此时那几个小战士已经跑远。

为躲避敌人的“扫荡”，已经怀孕的抗大女学员程克和7名师生紧急向山上转移。当他们转移到一个山洞时，程克生下了一个孩子。面对紧随其后、到处搜山的敌人，程克担心新生婴儿的啼哭声会暴露他们的目标。为掩护同在一起的7名同志，程克作出了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举动……一个鲜活的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连一声啼哭都没发出，就死在了妈妈的手里。

抗大图书馆一位姓刘的工作人员因为怀孕，走路不便。后面的敌人一边追赶她，一边大喊“抓活的”。眼看就要被日军追上了，她纵身一跃跳下悬崖，壮烈牺牲。

二

抗大在邢西浆水地区时期，正是全国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浆水地区本来就灾荒连年，广大农民生活贫困，加上这里又处于敌后，敌人频繁的“扫荡”和严密的封锁，人民生活更是雪上加霜。但抗大师生战胜了生活上的重重困难。没有住处，他们就把戏楼、寺院、马棚、牛羊圈打扫干净，作为“理想”的住处；人多炕小睡不下，他们就紧紧地挤在一起。有时几十人同睡一个土炕睡不下，他们就采取“打颠倒”的方法，一个人头朝里一个人头朝外。被子不够，就两个人分别从两头钻进同一个被窝。夜晚翻身时，得商量好一起翻身。如果配合不好就会扯开被子，露出身子，容易着凉感冒。早晨起床时，头朝外的学员先下地穿衣服，头朝里的学员在炕上打背包。然后，双方再进行交换，动作非常整齐。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学校组织师生们到山西、邢东、内丘、沙河等地买粮食。没有运粮口袋，他们就把裤腿扎住，将裤裆挂在脖子上，裤腿垂吊在胸前，裤腰搭在背后，里面灌满粮食。师生们叫它“骑马口袋”。一次，一名通信员背粮的军裤不结实，装满粮食后，裤子裂开了一个大口子，里面的粮食流了出来。指导员问：“谁带针线了，赶快缝缝。”可问遍了全队，谁也没带针线。怎么办？那名通信员灵机一动，就把自己穿的裤子脱下来装粮食，再穿上那条已经破了的裤子。

由于粮食紧张，抗大规定每人每天的口粮由1.5斤减为1.3斤，后来又减至1斤。再后来，他们为救济灾民，又从1斤减至8两，省出2两给灾民。不够吃，他们就把吃干粮改为喝稀饭。再不够吃，就上山挖野菜。到了冬天，就把一天三顿饭改为一天两顿饭。为了增加副食来源，学校号召每个伙食单位都要养猪，都要开荒种土豆、萝卜。师生们在河边挖沙坑生豆芽。没有食盐，就从墙上刷硝石粉代替食盐。

那时，抗大极缺布匹。因此，总校规定，抗大师生的棉衣至少要穿三年。师生们每人一个针线包，衣服随破随缝。为了节省衣服，男同志夏天操练时都不穿上衣，光着膀子训练。学校还号召师生们，冬天穿草鞋，夏天打赤脚，锻炼铁脚板，以保证反“扫荡”时有鞋穿。滕代远、何长工、张际春等学校领导还带头打赤脚，每天光着脚板走来走去。

由于生活艰苦，抗大一切从简。上干科宣教干事王衍铎与卫生处助理军医李鸣结婚，一共花了2元钱，买了1元钱的花生和1元钱的柿子，往桌子中间一放，客人们谁吃谁拿。

至于学习场所与学习用品，那困难就更多了。没有教室，他们夏天就在树荫下，冬天就在牛羊圈里；没有教材，教员们就自己编写，油印成册；课本少，就几个人合看一本；没有桌凳，就用土坯和石块垒起来做桌凳，有时就用背包做凳子，用双膝做课桌；没有黑板，就在门板或墙上涂一层锅底灰当黑板；没有钢笔，就把子弹壳或敌人的罐头筒铁皮磨出尖来做钢笔；没有墨水，就把锅灰加水搅拌当墨水；没有笔记本和白纸，就用草纸代替；纸和笔都没有，就用木棍当笔，沙土当纸，在大地上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