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最响亮的职务是国家副主席，也曾被人们亲切地用“老板”称呼。他从政多年，亦从商多年。在每次命运跌宕转折之际，总见其惊人的智慧闪现。在与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和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实践中，他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为民情怀和优良作风，接受了党的治国纲领和路线政策，深刻认识到社会主义是振兴中国的唯一出路，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无论是在“春风得意”时，还是在“乌云笼罩”的日子里，他对共产党是跟定了再跟定。他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对共产党信念的理解。用荣毅仁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荣毅仁。”
初识解放军，荣毅仁决定“留在大陆，实业救国”
对于荣毅仁及荣氏家族来说，1949年可以说是个分水岭。这一年，新中国的成立，在这片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大地上掀起了史无前例、翻天覆地的变革。生活在新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而且本身又处在经济领域的中心，荣氏家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和新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
1916年，荣毅仁出生于江苏无锡，父亲是著名实业家荣德生。荣毅仁出生之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德、俄等参战国生产受到破坏，尤以面粉业和纺织业为最。荣德生和胞兄荣宗敬抓住这个商机，在几年的时间内建起了9家工厂，出口量猛增，一跃成为闻名全国的“面粉大王”和“棉纱大王”。
随着家族的事业越做越大，荣毅仁很早就到家族企业里历练。荣德生对荣毅仁要求非常严厉，只要放寒暑假，就要到面粉厂里实习，不允许他摆少爷架子。
1937年夏，荣毅仁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出任荣氏企业茂新面粉公司助理经理。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时，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抗战期间，荣氏家族企业损失了35%的总资产。
全国抗战胜利后，荣毅仁觉得战后是工业发展的大好时机，自己和企业的前途必然一片光明。但是，国民党的腐败统治让他再次失望。
1946年4月25日上午，荣德生和儿子、女婿外出，在家门口突遭人拦车袭击。匪徒将荣德生强行绑入一辆印有“淞沪警备司令部”字样的小车里，劫持而去。荣家最后与绑匪商量，用50万美元赎回荣德生。交款当天，荣家带着两皮箱美钞等待交易，警备司令部的稽查人员忽然从天而降，搜走巨款。第二天，荣德生被绑匪雇车送回家中。
国民党军警向荣家索取“破案酬金”共计60万美元。荣德生回家后，各种威胁、勒索电话和信件纷至沓来，持续两年之久。这件事，让荣德生彻底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本质。
1949年，33岁的荣毅仁肩负起管理荣氏家族产业的责任。而这个时刻，上海解放不久，刚刚回到人民的手中。面对解放军的进城，资本家不知道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命运。荣氏家族企业是上海工商界的第一大户。当时荣家的一个邻居徐令娴女士回忆：“不恐慌是不可能的，若是个穷光蛋也就无所谓了。”当时，中国的“十大资本家”，有9家举家出逃迁徙。
是留在上海，还是出走他乡，这对荣氏全家是个巨大的考验。最终，经过认真的思考，荣德生决定留下来。他还说：“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荣德生在无锡老家照看厂子，而家族在上海的产业重担，就落到了四子荣毅仁的身上。
真正让荣毅仁从内心深处愿意留下来的，则是1949年5月25日清晨他所看见的一幕。
这天，解放军进城了。
天刚亮，荣毅仁从上海高恩路（今徐汇区高安路）开着一辆奔驰轿车，缓缓地行驶在马路上。在车里，荣毅仁不时焦虑地环视着街上的一切。他惊奇地发现，在马路的人行道上躺着一排排和衣而卧的军人，其中有的已经起身，有的还在睡觉，有的正就着咸菜啃冷馒头……
当车开到临近租界时，一名士兵上前拦住了他的去路。士兵礼貌地对荣毅仁说，前面还有战斗，不安全，请绕行。荣毅仁十分诧异，以前他从没看到过这样的军队，说话这么和气，而且还都睡在马路上，对百姓秋毫无犯。荣毅仁看到这一幕后深受感动，当场说了一句话：“国民党再也回不来了！”
荣毅仁和父亲做了一样的选择：留在大陆，实业救国。他当即决定，把已在香港的妻子、儿女接回上海，全家留在上海参加新中国建设。
接触共产党，荣毅仁认定“共产党没让自己失望”
在建设新中国的滚滚洪流中，荣毅仁被历史推到了前台。此时，荣氏的申新纱厂和福新、茂新面粉厂都交由他打理。
新中国成立前，棉纱、面粉行业均受到国民党政府的严格管制，产供销各渠道均受制于政府，面粉厂只能靠为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代加工作为生存依托，棉纺厂也只能为军需服务。风雨飘摇的偌大家业今后该何去何从，荣毅仁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当时上海的多数私营企业都面临着生存危机，资产与原料被国民党政府、军队以及官僚资本大批卷走。而作为全国抗战时的孤岛上海，资本家对共产党还不甚了解，面对变化的政治时局，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各自怀揣着不同的前途主张。
在进城之初，新政府十分注重团结工商业者，保护其私有财产。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助私营企业发展，其中就包括大力扶植民族资本的棉纺织工业，鼓励其进口外棉，免征进口关税。荣氏家族的申新总管理处成立后，按照当时的约定，其业务款项存储在人民银行，由人民银行以专项贷款形式拨付。
新政府愿意贷款给申新各厂，以帮助其恢复生产。此消息传到香港后，原本逃出去的一些上海资本家很受感动，申新的好几位股东从香港汇回资金或运回原棉，荣氏的生意逐渐开始好转。
不久，在上海工商界签订爱国公约支援抗美援朝的运动中，荣毅仁代表申新职工提出捐献10架战斗机（后实际捐献12架）的计划，劳方与资方签订爱国增产捐献合同。
1950年2月，蒋介石从台湾派遣空军连续对上海发动13次空袭。正值农历新年，荣毅仁带队恢复生产。突遭空袭，各厂原料和资金更加紧张，开工率不足，企业没有任何盈利，发不出工人工资。
万般无奈之下，荣毅仁找到陈毅求助。上海市政府、工会组织等一齐出动，帮申新纺织厂解决资金困难，很快平息了这场风波，工厂恢复了正常的生产。到1951年底，人民银行总共向申新贷款355万元。
历经此事，荣毅仁更深深感到共产党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不同，更坚定了跟着共产党走的决心。
1950年，在北京召开的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上，荣毅仁建议的加工订货办法，得到了中财委主任陈云的高度重视，很快被推广到全国。
1951年1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私营棉纺厂就此完全被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
所有这些，都让荣毅仁兴奋不已。从1953年开始，荣氏家族纺织厂竞相宣布参与公私合营。
公私合营，当时很多资本家都不理解。他们担心财产被全部充公，此后的生活无着落。荣毅仁劝他们说：“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不走也得走。只要接受改造，大家都会有饭吃、有工作做，而且可以保留消费财产。”
1954年，荣毅仁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1226名代表中，党外民主人士占的比例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