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智库”，是指由专家、学者等专业人士组成的咨询机构，为决策者在社会、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分析评估、出谋划策。20世纪40年代初期，中共中央虽然位于偏远贫瘠的延安，但也有类似于智库的写作班子、团队或机构，为毛泽东等最高决策者进行调查研究、剖析时局和提供建议。任弼时对延安时期党的智库产生、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还对党中央组织机构的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
智库的初创
延安智库的形成，要追溯到任弼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共产国际一直指导着其发展，但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非常有限。曾经在共产国际工作过的师哲就认为：“对中国的革命问题，无论是中共赴国际的代表，还是苏联出使中国的人们，肯定向国际汇报的不少，国际也是认真研究的。但当时的认识是肤浅的。中国问题一般被共产国际列入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总题目中，只作一般的结论和决议。”随着中国革命的风起云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开始关注中国革命问题，但当时研究中国问题的多半是外国人。他们对中国问题仍然存在隔膜。王明获得共产国际支持期间，实际上掌握了中共中央领导权，推行“左”倾错误。随着季米特洛夫领导共产国际提出了民族统一战线口号，国共关系也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局面，共产国际意识到需要全面了解中国问题和掌握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就决定利用中共负责人在莫斯科的时机成立有关机构或团队研究中国问题。
1939年3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不久，中共中央资料研究小组（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在共产国际成立。5月23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部长古里亚耶夫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曼奴伊尔斯基汇报了小组成员，包括莫尔德维诺夫（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高级顾问）、切贝金（共产国际执委会后备高级顾问、中国党校校长）、曾秀夫（化名张绥山，共产国际执委会干部部顾问）、契尔科夫（王明书记处顾问）、师哲（化名卡尔斯基，中国党校翻译）、希巴诺夫（外国工人出版局翻译）、谢廖金（共产国际执委会中央档案馆高级顾问）、什维佐夫（共产国际执委会翻译部部长）、林彪（化名李进）、刘亚楼（化名王松）、科甘（世界经济和政治研究所研究人员）、罗斯托夫斯基（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研究人员）、程道南（化名斯塔卡诺夫，王明书记处顾问），并委托莫尔德维诺夫领导小组工作，任弼时（化名陈林）作为咨询专家参加小组工作。古里亚耶夫还建议，为了深入研究某些问题，吸收鲍罗廷、卡拉-穆尔扎以及其他曾经研究过中国问题和熟悉文献资料的共产党员参加咨询工作。可以说，中国问题研究小组就是共产国际书记处和季米特洛夫了解中国问题的智库组织。
6月5日，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第一次会议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提出小组工作计划、题目分工和工作期限。会议上，任弼时强调研究的主题除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问题外，还要研究国民党的组成、政治派别和内部斗争，还要将小组工作与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准备材料的工作结合起来。最后，曼奴伊尔斯基明确了研究小组的三项重要任务：消除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内在中国问题上造成的有害后果、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为中共七大召开准备指导文件。研究小组还提出要吸收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东方研究所和殖民地研究所的汉学家参加。此后，研究小组对抗日民族阵线的展开、国共关系状况、中共建设、边区情况以及八路军领导的武装斗争等展开了广泛研究工作，其中也有重大的分歧和激烈的讨论。
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工作，让共产国际得以深入地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作为咨询专家的任弼时，在小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师哲曾指出：“共产国际在处理中国的事务方面（包括方针政策、人事方面等等），一律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意见为依据；至于要向国内（中共中央）提什么意见和建议，也首先是同任弼时协商取得一致。”
在为共产国际提供报告的同时，任弼时没有忘记为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供建议。师哲对此有过详细的回忆：当时任弼时“组织并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研究中国和国际上的重大政治问题，定期向中共中央作汇报并提出建议。该组成员大部分是中国人，也有几个苏联人。中央认为这些汇报和建议很有益处，有的很快就作出反应。例如1939年夏关于‘东方慕尼黑’的问题，研究组的成员看法不一致，讨论了好几天，任弼时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他最后作了总结发言，大致意思是：英美为了自己的利益想牺牲中国，所以‘东方慕尼黑’的危险是存在的。但是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主要是英美日）也有矛盾和冲突，他们不容易一致起来。毛泽东尝到了这种研究的甜头，所以我们回到延安以后，他就想成立一个这样的研究组”。所谓“东方慕尼黑”是指1939年7月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和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签署的《有田-克莱琪协定》。该协定实质上就是英国放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任弼时根据各种情报和资料，召集共产国际干部部的部分同志和中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研讨“东方慕尼黑”问题，并将研究成果报告中共中央。7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反对东方慕尼黑阴谋的指示》，指出英日谈判是英国对日本作出了重大的原则让步，造成了“东方慕尼黑”的严重局势，应集中力量打击张伯伦的投降政策，争取英国人民。从师哲的描述看，任弼时借鉴了中国问题研究小组的形式，领导了一个专门的小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汇报工作，并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