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历史问题的应对和处理，是各国政治家治国理政的重要环节和内容。其应对和处理历史问题所遵循的指导思想是否科学、所要达到的目的及其所采取的方法是否遵循历史发展规律，直接关系到其治国理政的成效，甚至影响到其所领导的整个政党乃至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邓小平应对和处理历史问题的理念和方法及其蕴含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智慧，对于今天我们正确地认识、应对和处理历史问题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和无辜遭受迫害者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落实政策，是党面临的一项极为迫切的任务。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已拘捕的，应予释放；已立案的，应予销案；正在审查的，解除审查；已判刑的，取消刑期予以释放；给予党籍团籍处分的，应予撤销。”通知又规定：“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绝不允许翻案。”这给刚刚起步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限定了一个狭小的范围。1977年2月，“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更使平反冤假错案工作遇到极大困难，以致整个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展十分缓慢。截至1977年底，仅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53个部门仍有6241名干部等待落实政策、分配工作，其中包括116名省部级干部和537名司局级干部。此外，全国还有10多万名“右派”尚未摘帽。

在此背景下，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直接推动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深入。在第三次正式复出之前的1977年2月，邓小平就接待了陶铸夫人曾志和女儿陶斯亮，听取她们讲述陶铸的冤案和她们的遭遇。3月14日，邓小平同前来看望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谈话，就粉碎“四人帮”后应该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交换意见。

事实上，早在1975年主持全面整顿工作时期，邓小平就不失时机地推动过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同年3月10日，在中共中央军委第五次常委会议结束时，谈到曾任解放军第二炮兵政治委员李天焕的问题，邓小平指出：李天焕的女儿给我写信，说现在只准她每周和李见一次面。李天焕为什么还在关着？要先放出来，回家或到医院治病，不要再叫二炮管，由总政来处理，生活上也由总政管起来。军队还有没有像李天焕这样不属于林彪问题还关着的人？总政要清理一下，一块儿解决。3月25日下午，在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听取万里关于徐州铁路分局情况的汇报时，邓小平指出：平反工作要真正搞起来也快，要一批一批地搞，不要一个一个地搞，弄错了就要立即平反。在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的推动下，1975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查者予以释放。根据此决定，长期被关押的高级干部350人被释放出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关押的几百名干部几乎全都被解除监禁，许多人被安排工作或住院治疗，其中包括曾任卫生部副部长、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的贺诚。1975年3月22日，贺诚的女儿就要求为其父亲安排工作一事致信邓小平，3月下旬邓小平收到此信。随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并将信件转给了毛泽东。5月17日，毛泽东对5月16日中央军委建议贺诚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的请示报告及其附件作出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为了突破“两个凡是”思想的禁锢和束缚，消除其对历史冤假错案平反工作的严重负面影响，1977年2月，邓小平对前来看望的王震表示：“两个凡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此后，他对前来看望的汪东兴、李鑫表示：“两个凡是”不行。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21日，邓小平在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着重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同时呼吁：“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在目前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11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的评论员文章。文章指出：无产阶级的原则是有错必纠，部分错了，部分纠正；全部错了，全部纠正。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过程中，凡是符合事实的结论和材料，都应当保留，决不能“一风吹”；一切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和材料，即使是一个“尾巴”也不能保留。

邓小平多次作出批示，推动了一个又一个冤假错案平反。曾任候补中央委员、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万毅，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他写信给邓小平，要求恢复工作。1977年8月10日，邓小平在万毅的申诉信上作出批示：“既无政治历史问题，就应作恰当安排，他过去有贡献。”同年11月，万毅获得平反，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顾问。11月4日，邓小平在财政部原副部长戎子和要求分配工作的来信上批示：“戎的历史和入党后的情况都是清楚的，在政治上没有可怀疑的地方（入党时对他在阎锡山处的情况是了解的）。他有些缺点，但做了长期的财经工作。我建议他可当一个全国政协委员。”1978年2月，戎子和任全国政协委员；同年5月，任财政部顾问。1977年12月6日，邓小平就已故第五机械工业部原副部长吴皓的妻子写信要求落实政策一事，作出批示：“请中组部对这类事要关心，实事求是地对每件事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这不只是对本人，对家属亲友都是关系很大的，拖不是办法。”王其梅曾经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诬蔑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成员，于1967年8月逝世。1977年12月25日，邓小平阅王其梅的妻子王先梅的申诉信，作出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其子女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1978年9月，中共中央为王其梅平反并落实政策。同年12月，中共中央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错案平反。

1978年11月26日上午，在会见日本民社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率领的该党第二次访华团谈到中国国内形势问题时，邓小平指出：不久前，《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国际上反响很大。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天安门事件讲的。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对天安门事件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如果还有别的事情过去处理不正确，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