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中革军委成立了总供给部，主管红军供给工作，负责管理军委所属机关以及红军中一切军需事宜，负责红军费用的预决算、审核、筹集、保管，服装制作和保管，粮秣的筹措以及储备，军械、弹药的制作、修理、登记和分配；指导军委各机关和红军各军团的供给工作。但在长征中，各部队的物资筹措与供应基本都是自行解决的，每支部队的数量不同、所担负的战斗任务不同、战斗力不同、作战位置不同等，导致部队的物资供给不同。

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的供给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是红军的主力部队，也是蒋介石围追堵截的主要对象，长征中险象环生。红1、3、5、8、9军团是战斗部队，供给是自己解决的，在与中央和军委会合的时候，还会支援中央机关。

出发到贵州镇远县，第一次补充

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的供给主要由当时的国家银行保证。当时国家银行被编入中革军委直属纵队第15大队，队长袁福清，政委毛泽民。出发时有100多个运输员，100多副担子，有几十担苏区铸造的白洋、几十担苏区印刷的票子和印刷的机器、材料等。在过湖南潇水的时候把机器扔掉了，在贵州二渡赤水的时候，烧掉了大部分纸票，埋掉了一部分毫子。1935年9月9日，红军从川北北上的时候烧掉了用不着的东西，以及材料、文件和最后一张纸票。当时军委和中央的供给就是靠花钱买东西。在贵州的时候，部队把老百姓的猪杀了，毛泽民给户主道歉，并且支付了银圆。中央红军长征之前已有所准备，只是知道的人很少。10月正是秋收的季节，刚好有了粮食，部队才出发。其实，部队的准备工作从1934年3月就开始了。

据伍修权回忆，“长征的准备工作在长征之前半年就开始了”。首先是大规模扩红，壮大红军力量，拆卸和包装重型装备就花了几乎半年的时间。长征的准备工作开始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和王稼祥知道。

1934年8月，罗炳辉率红9军团在福建尤溪口作战，缴获了5万多斤食盐以及炸药、布匹、银圆、烟土等，军委指示他们运回瑞金。供给部部长赵镕（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把炸药分成40斤一担，共3429担；把食盐分成60斤一担，共876担。两者合计4305担。赵镕负责运送500担，剩余的3805担由各单位负责运送，其中司令部215担、政治部362担、卫生部223担、保卫局38担、教导队410担、7团851担、8团841担、9团850担，合计3790担。另有15担由军团政治部动员老百姓担。8月11日到28日，红9军团人担马驮，克服沿途敌军骚扰的困难，将物资运回根据地。

1934年春夏进行的一场特别征兵运动是该计划的组成部分，即恢复红军的力量，动员江西地区当时的一切人力。与此同时，另一项运动是征集粮食，红军下达了很重的征收任务，呼吁农民捐献。同时开展了借贷运动，铸造了更多的银圆，还做了棉衣。车间开始修理枪支等武器，生产了新的手榴弹，从老战场找回了子弹壳，铜壳里重新装上火药和铅头。铅用完了，就用木质弹头。政府还号召农家妇女为战士编草鞋。

按红军的标准来说，开始长征时他们的装备相当不错了。他们拥有步枪、卡宾枪、手枪、冲锋枪和轻重机枪等共计32243支（挺）。其中，651挺是轻重机枪。有38门迫击炮、少量火炮（基本上是山炮），大口径火炮很早就扔掉了。他们携带了积存的1801640发子弹、2523发迫击炮弹和76526颗手榴弹。

毛泽民负责红军的财政工作。当时红军从地主、土豪及富人那里没收了大批金锭、银锭、银圆、珠宝及各种贵重物品，一直藏在山洞里，直到1934年春才开始搬运。毛泽东的卫士吴吉清被调来协助毛泽民。他们雇了搬运工，把财物运回瑞金。后来，长征开始的时候就把金锭、银锭和钞票分给了红军战士。这样红军一旦离开苏区，就可以有钱买东西了。

据赵镕日记记载，10月8日，军委发来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省五万分之一和十万分之一的地图。这是长征史料记载中，第一次出现关于地图的供应。

红军离开瑞金，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后，朱德在1934年10月25日发给各军团首长的电文中强调了关于后方、伤病员处理、供给三个方面的工作。在谈到供给时，朱德在电文中强调：供给方面应就地征集（没收或收买），没收物资，应有组织地进行，并严守阶级路线。

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个师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城，尤其镇远为沟通湘西的商业重镇，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

在遵义获得大的补充，红9军团收获最大

中央红军攻占遵义后，已是隆冬时节。红1军团经过长途跋涉，得不到补给，不少人身着夹衣，有的打着赤脚，有的穿着草鞋。一个班十几名战士，所穿衣服竟有七八种颜色和样式。有的人甚至把未经剪裁的棉布捆绑在身上，像原始人一样；也有人披着用细麻绳串在一块的光板狗皮、羊皮，护着连衬衣也没有的前胸后背。红军进遵义城后第二日，被服厂、修械所、粮秣厂均已开办。新兵军装不久即发出，旧枪即修理完竣。总卫生部所有的伤病员300余人在此休息，有80%治愈出院。部队给每个战士发了1块银圆。1块银圆可以在当地的川菜馆吃得很好。

在遵义，战士们有了新草鞋。有的人还有皮底鞋、厚实的衣服、竹编的防雨斗笠和新的草编雨帽。他们的米袋装满了粮食，医疗队从药铺里补足了碘酊等药品，也补足了草药，甚至还有新的手电筒、电池。此外还储存不少煤油、糖和盐。

1935年1月遵义会议期间，刘伯承召集遵义社会各界，宣传红军为劳苦大众谋利益的主张。邮政局局长献出了一张云贵川邮路图。黄炜华是红1军团2师的参谋，当时负责印刷了300张，专门给毛泽东一份。红军靠着这张地图行军，取得四渡赤水的胜利。1955年解放军授衔的时候，毛泽东见到黄炜华，提到了此事。

据赵镕日记记载，1935年1月18日，在贵州湄潭县，红9军团搞了30多台缝纫机，集中70多名缝衣工人和上百名妇女，人歇机器不歇，用12个昼夜，赶制棉衣8000多件、夹裤8000多条，还有被子、绑腿、干粮袋、子弹袋等。新服装装备了4700多名新兵。红1军团突击队12个人才有4件棉衣，只好轮流穿。

乌江战役后红军入贵州，收获极大。红军击败侯之担的两个师，大部分枪弹被红军缴去，红军武器弹药因此得到补充。红军二进遵义时以此击败王家烈的两个师与中央军薛岳的两个师。红军称南京及各省的国民党军为“运输队”。在黔北休养了12天，红军的疲劳完全消除，精神为之一振；红军最大的收获莫过于争取了人心，因红军在黔东纪律较侯之担部好得多，此事传颂于云南。陈云记述，自遵义红军获胜之后，红军兵士及下级官长都愿与薛岳、周浑元部打仗，自谓川滇黔军队之武器不足，缴之无味，与南京军作战，则有新式武器与充足弹药可缴。那时红军“骄傲气概，可见一斑”。

四渡赤水之后，红9军团本来要过乌江的，因为晚到几个小时，军委工兵把浮桥炸断。红9军团在脱离中革军委的情况下，在老木孔伏击黔军，俘虏敌人1200人，缴枪1000支，还缴获了军用汽油，可用于电报机发电用，战利品堆积如山。之后，红9军团接到军委命令，开到云南的咽喉要道附近坚守阵地，不让国民党军接近金沙江渡口。红9军团先后攻占了好几座县城，先是宣威，然后是昆明以北的会泽。这里的民团也不愿同红军打仗，但县长杨茂章坚持要保卫县城，居民纷纷起来反对。他们欢迎红军，把杨茂章和当地一个恶霸拉到有1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宣布判处他们死刑，就地枪决。红军把火腿、小麦、大米分给贫苦群众。红军从地主手中缴获了10万块银圆，还吸收了300人入伍。红9军团缴获的银圆太多，只好用很多骡子来驮。在与红1军团重新会合后，他们同红1军团和红3军团分享了这笔财富，用来买煤油、手电筒、电池、棉布和新的武器。据赵镕日记记载，1935年5月16日，赵镕根据军委的指示，给红3军团3万块银圆，驮款的牲口也给了红3军团供给部。6月2日，在泸定县城，红1军团供给部部长赵尔陆写信给赵镕，要300套衣服，赵镕给了。3日，军委总供给部部长杨至成来信，指示红9军团给干部团40匹布。8日，在芦山县，赵镕把2万块银圆和驮银圆的骡子交给红1军团供给部部长赵尔陆。

部队有缴获，红9军团供给部的运输负担就大。在赵镕的日记中有3处记载，给战士发零用钱。1935年1月31日，每人发1块银圆，减去银圆13担。按照1块银圆26.8克计算，1担40斤，大致分析此时红9军团有9700人，这与18日的4700名新兵的记载吻合。4月16日，在猫场，每人发5块银圆。5月4日，在会泽，为改善部队生活，减轻供给部的运输负担，红9军团给每人发零用钱镍币8元（1块银圆兑换2个镍币）、洋布10尺。洋布做米袋、干粮袋、包袱皮等用。当天招收新兵1000人，每人发新服装1套。

据赵镕日记记载，1935年贵州湄潭的物价是1块大洋可以买90多斤白米、28斤猪肉、1丈左右的白布。1935年4月云南宣威的物价是1块大洋可以换350～360个铜板，可以买稻米80斤、猪肉30斤，而在江西、福建则需要4块大洋。

4月29日，据赵镕日记记载，没收了几家官僚资本的火腿公司。

渡过金沙江，李伯钊看望在金沙江南负伤的红3军团政委杨尚昆。彭德怀让警卫员拿出在漳州缴获的冰糖给李伯钊吃，可见部队对缴获物资是很珍惜的。

爬雪山过草地时期

这一时期，中央红军的供给是很差的。红军经过藏族地区时，由于过去军阀官僚迫害少数民族，造成藏民仇视汉民的心理，加上语言隔阂，藏族群众不了解红军，在红军来之前都逃跑了。山上长年积雪，山下是原始森林，河流交错纵横，没有道路。天气变化无常。6月的天气一会儿晴空朗朗，霎时间又乌云密布，雨、雪、冰雹铺天盖地而降。在草地行军时，红军有完整衣服穿的人很少。有些人穿着各种动物皮，如羊皮、虎皮、驼皮、狗皮，真是五花八门；有些人则将羊毛放入用布制作的毡子里，随便披在身上。过草地时，红1、3军团因为饥饿死亡的比例很高。

由于缺衣少食，红3军团在过班佑河之前，有800多名官兵牺牲在草地上。

陕甘支队在哈达铺获得第三次补充及之后的战斗补充

中共中央机关、中革军委、红1军团和红3军团突破腊子口之后，1935年9月20日到达哈达铺，缴获鲁大昌留下的大米、白面和上千斤的食盐。哈达铺的物产也比较丰富，红军在这里得到了食物补给，很多人在这里洗了热水澡。

化名杨定华的邓发在文章中记载了哈达铺的物价：100斤的大猪5块大洋，2块大洋可以买1只羊，1块大洋可以买5只鸡，1毛钱大洋可以买10多个鸡蛋，5毛钱大洋可以买1担蔬菜。

一年之后，红6军团的曾涤用1块银圆买了两个锅盔，一个自己吃，一个给了在草地救过自己的王恩茂。

据赵镕日记记载，陕甘支队1935年9月离开哈达铺，留下5个伤病员，每一个伤病员给100块大洋。反动地主武装回来后抓了3个人，另外2人下落不明。

陕甘支队从哈达铺北上，10月4日在界石铺打了一场伏击战，截获10多辆卡车上的物资。10月7日红军通过六盘山后，进行了歼灭何柱国骑兵两个连的战斗。当红军冲进青石嘴这个山村时，敌人正在开饭，顿时被突如其来的红军喊杀声吓得不知所措。当时，敌人的100多匹战马系在村头的树上还没解开，就成了红军的战利品。这一仗，红军还缴获了10多马车的棉衣和布匹。

1935年冬，部队没有棉衣，毛泽东找徐海东借2000块大洋。徐海东把供给部部长查国桢叫来，问有多少家底，查答有7000块大洋。徐海东说留下2000块，给中央红军5000块。

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上的供给

从1935年6月到1936年9月，是红四方面军在川西行动的时期。红四方面军的多数士兵是四川人，占有熟悉地理的便利，物资的补给要比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有优势。

在与中央红军第一次会师之前，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到川北。1934年4月，为解决8万红四方面军将士的吃饭问题，红四方面军兵站部部长吴先恩在阿坝地区找到当地最大的宝殿寺，和活佛谈成用茶叶、食盐等物资交换粮食和牲畜，另一部分用银圆购买的协议，筹集到1000头牦牛、3万只羊、5万斤青稞、500匹布、20万斤酥油、46万斤面和炒面。这样的做法，在红四方面军得到推广，解决了不少的问题。

1935年7月16日，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不久，分左、右两路军北上。据赵镕日记记载，左路军的第4纵队在松岗喇嘛寺没收土司和头人的仓库，里面有八九千斤青稞面，六七百斤食盐，6000多斤羊毛，2000多斤奶渣，几百斤虫草，几百斤贝母、红花，500多斤牛羊肉，40多顶帐篷。对于上万人的部队，这些东西是不够的，很多部队吃青稞的原粮。

1935年8月，右路军先锋部队是李先念率领的红30军，在前往班佑和巴西的路上，与在松潘由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军49师相遇，在包座的大戒寺战斗中将他们一举击溃。其间，红军还和国民党军马鸿逵部的一支骑兵打了一场遭遇战。红30军攻克大戒寺后，缴获了小批饼干、罐头和香烟。敌人在逃跑前放火烧粮，红军占领后迅速灭火。有的战士跳到冒着烟的粮食里，扒出烧得焦煳的粮食，大口地咀嚼。军长程世才回忆，他们是忍着饥饿同敌人厮杀才取得胜利的。

红军大学随红四方面军行军。曾在红大学习的张宗逊回忆，他们曾在炉霍的大喇嘛庙驻训，庙里存有许多羊毛，大家利用这些羊毛学习捻线，织毛衣、毛裤、毛袜，打草鞋，准备过冬。不久，每人都织成一套半毛衣，打好三双草鞋。炉霍地区烧柴很困难，当地群众都是用牛粪做燃料。红大校领导便请当时参加红军的藏族战士为部队示范如何烧牛粪和架帐篷。

红四方面军在西康停留期间，正是天气寒冷的时候。这里布匹、棉花少得可怜，但羊毛却取之不尽。商店仓库、喇嘛住宅，处处堆满羊毛，多数没有经过加工，主要因为交通不便，多年囤积，卖不出去。红军战士都忙着将羊毛加工，纺成毛线，再织成衣裤以及袜子、手套等。1935年十一二月间，红军各个连队几乎都变成了一个个羊毛纺织工厂。不久，全军服装都是各种颜色的毛织品，其中以白色最多。

1936年7月，许世友带领骑兵师为左路军开路和筹粮，从甘孜出发到阿坝，经大小战斗70多次，筹集了两三万只牛羊和6万斤以上的粮食。

朱德随左路军北上，指示已经到达阿坝的吴先恩要给红二方面军留下1000只牛羊。因为部队看管不好，最后只剩下600只，但这也解决了红二方面军的大问题。

红二方面军长征路上的供给

1934年8月，北上湘西的红6军团16师46团打开了贵州省临近湖南边界的石阡县。当时饥饿正困扰着石阡县城的居民，也困扰着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的红军。身为团领导的旷伏兆也饿得一点劲儿也没有，嘴里又涩又苦。忽然侦察参谋跑来报告：“在一户土豪家里搜出一袋白糖和一袋冰糖……”46团的领导决定将这些东西立即分发给急需充饥的红军指战员和贫苦饥民。旷伏兆已经好多天粒米未进了。他喝了糖水，又嚼了几块冰糖。谁知到了晚上，忽然头晕、呕吐、虚脱，转眼间不省人事。警卫员赶紧从县城找来一名郎中，用了几个偏方才把旷伏兆弄醒。这时他们才晓得，就像吃饭能使人不饿肚子，但又能撑死人一样，吃糖也是既能养人，又能毒死人的。苏醒后的旷伏兆自嘲道：“看来，我是没有吃糖的福分啊！”从那以后，旷伏兆再也不爱吃糖了。

1935年11月19日，红2、6军团从湘西刘家坪出发，一路征战，只在贵州毕节作了停留，主要的物资也是缴获的。红二方面军长征时采取的军事策略是游击战和建立根据地相结合。在条件好的地方休整一段时间，敌人围上来，就给以狠狠地打击，敌人暂时退却，部队快速前进，如此反复。

跟随红2、6军团长征的陶汉章回忆长征中的供给情况时说，在毕节，部队需要补充。我们散发一些传单，声明举报国民党地下工厂、军需仓库者有奖。当时国民党对食盐的控制很严格，专门设有一个“公买公卖处”，储有几十万斤盐，一块块像石头一样硬。盐是我们部队最需要补充的，许多单位早已没有盐吃了。红军接收后严格控制，要求将盐发放到各部队去，每次炊事员做饭都是连长拿盐块在锅里涮一下。他们还建立了小型的被服仓库，红军战士每人增加了两条单裤。

萧克回忆，1936年4月在云南的时候，部队分两路前进，先头部队猛打猛冲，沿途占领了禄丰、楚雄、姚安、祥云、宾川、鹤庆、丽江等10多个县，这些县都有很多的物资储备。

1936年4月，红2、6军团在石鼓镇渡金沙江的时候，政治部没收处曾经到大的商户去征款，按照商户家中的现款征收，有1万元现款的商户征收200元，有5000～10000元的征收50元。这里万元户有福兴德、聚兴祥2家，不到万元的有和顺兴、兴德昌2家，共征收了500元。

红2、6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四方面军给红2、6军团不少的补给。张国焘答应给贺龙的部队粮食，但是在拉拢贺龙的部队不成功，和贺龙谈不拢之后，又说没那么多的粮食，借给贺龙部队的2000块银圆，到哈达铺后又要了回去。

红二方面军经过阿坝到达包座时，粮食已吃光了，饥饿威胁着红军的生命。当时贺庆积听藏民向导说，包座东北方向10多公里处有一个被反动武装盘踞的寨子，可以搞到给养。师部请示军团首长后，决定打下寨子以解部队的燃眉之急。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攻破了寨子，缴获了一批粮草、牛羊和财物，还有不少火腿和猪肉。这些救命物资，解决了部队的大问题，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

红2、6军团在修平驻下不久，开始到处写关于共产党的标语，并配以宣传画。

勃沙特是英国传教士，在红6军团长征途中被当作“间谍”扣留，随红军行军、生活一年多。勃沙特开始时对红军印象并不好。勃沙特说，有一次，他们来到一个地主家宿营。这里的一切马上成了红军的财富，他们拿走了一切用得着的东西，然后熟练而有条理地召集穷人将谷仓的粮食分光。“那么按什么区分农民和地主呢？”他们回答说：“按自食其力，如果他雇用别人为自己种地，那他就是压迫者。”

勃沙特后来在与红军朝夕相处中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离开红军队伍后，一直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持友好态度。他曾描述红军长征给他留下的印象：“红军对穷人很好，在艰苦的长征途中，时时忘不了帮助那些贫穷的人。”

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组建，赵镕任红32军（原红9军团）供给部部长。9月21日到达成县，供给部组织40多名工人，9台缝纫机，做衣服1000套、军帽1000顶、绑腿1000条、干粮袋1000个、被子500床。9月24日，政治部交来筹款2400元、法币1500元，94师、96师交6600元筹款。发给每个人1元零用钱，94师1875元，96师1534元，军直属部队788元，共发大洋4197元。说明这时候的部队数量是4197人。

9月30日，供给部给工人结账，说明32军供给部的服装补充计划完成，其中提到给一个有4个小孩（大的7岁，小的1岁多）的寡妇结算工资，除多给3天的中秋节慰劳费外，还给1袋白面、10斤油和10斤盐。那个寡妇十分感激，说：要给红军做一辈子工，小孩长大了也要当红军。10月4日，供给部收到政治部的筹款2475元、法币1120元、烟土183两。这说明红军进入甘肃之后，物资上比在川北的草地大大改善了。

红25军长征路上的补给

相对红一、二、四方面军上万人的供给而言，红25军有3000人左右，供给稍好一点，但是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下，物资供给也是朝不保夕。

一次大的补给是在陕甘交界处。1935年7月，战士们饿了3天没吃东西，遇到一个卖羊的，徐海东一次买了300多只羊，大羊3块银圆1只，小羊1块银圆1只，解了燃眉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