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取得胜利后，开始对中央苏区实行大规模的“围剿”。与以往由一省或几省的军阀对根据地进行“进剿”“会剿”不同，“围剿”是由蒋介石调集全国的反动军队并统一指挥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的更大规模的进攻。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相继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形成了红军的基本作战原则，如诱敌深入、慎重初战、避强击弱，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等。反“围剿”作战的丰富实践，极大地提高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威望，奠定了他作为杰出军事家的基础。
第一次反“围剿”——“诱敌深入赤色区域”
一
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之前，各地的红军和根据地从无到有得以建立，离不开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自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始终没有停止过，蒋介石的大部分兵力都用在同其他军阀的混战上，中共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基本上都建立在离蒋介石核心统治区比较远的农村，进攻根据地和红军的主要是杂牌军。
中原大战后，长期与蒋介石抗衡的几个大的地方实力派，如冯玉祥的西北军，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阎锡山的晋军，张发奎的粤军，都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对蒋介石的统治一时难以构成大的挑战。于是，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就调集重兵，对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围剿”。随着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单靠游击战的方式是不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的，必须集中主力红军，与敌开展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大量歼灭敌人，才能打破“围剿”，实现红军和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在1930年6月后近半年的时间里，随着红1军团、红一方面军的组建，红军实现了从游击军到正规军、作战方式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为随后进行的反“围剿”准备了力量。
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使原来许多“进剿”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被抽调去参战，客观上给中国革命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这期间由于盲目乐观，党内一度出现过“左”倾冒险错误，遭受了一些损失，但时间不长，纠正较快。总的来说，1930年是红军和根据地得到较大发展的阶段，这一年全国大大小小的根据地已有10余块，全国红军总数已达约10万人。特别是活动在赣南闽西苏区的红军和湘鄂赣苏区的红军，分别成立了红1军团和红3军团，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红一方面军，这在红军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蒋介石没想到红军的发展如此之迅速，尤其红军冒险攻打中心城市使蒋介石甚为震惊。因此，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就调集重兵大举进攻各个革命根据地，尤其是重点“围剿”赣南闽西苏区，企图消灭红军，摧毁革命根据地。
1930年7月红3军团攻占长沙后，蒋介石就开始着手对湘鄂赣的红军实施大规模的“围剿”。他命令武汉行营主任兼湘鄂赣三省“剿匪”总指挥何应钦，在武汉召开三省党政军高级军官会议，商讨“剿共”方案，制定《湘鄂赣三省“剿匪”实施大纲案》，确定以军事为主，党政密切配合，分区组织对红军和根据地进行“围剿”的总方针。
10月1日，蒋介石任命国民党军第9路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为“围剿”军总司令，第4路军总指挥、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副总司令，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准备调动8个师10万人，发动对红一方面军和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随后，蒋介石陆续调集部队进入江西。到10月底，在江西的国民党“围剿”军已达7个师又1个旅，编为3个纵队：以张辉瓒的第18师、许克祥的第24师和邓英的新编第13师为第1纵队，位于樟树、丰城及抚州，目的是夺取永丰、吉水、吉安等地；以谭道源的第5师、刘夷的独立第14旅为第2纵队，位于万寿宫、靖安，夺取新喻（今新余）、清江；以罗霖的第77师、公秉藩的新编第5师为第3纵队，位于上高、高安，夺取分宜、安福；以毛炳文的第8师为总预备队，驻南昌。同时，何键还调李觉的第19师驻袁州，配合鲁涤平所部的行动。
二
在初步判明国民党军大规模“围剿”的意图后，1930年10月25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抵达新喻县的罗坊，并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打不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问题。这时，毛泽东得知国民党军先头部队已到清江，同红军只有一江之隔。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坚决主张不能按原计划攻打南昌、九江，应先向根据地内退却，诱敌深入再择机歼敌。
对于罗坊会议的情况，与会的陈正人有比较详细的回忆：“会上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打不打南昌和如何粉碎敌人的进攻。”“我记得毛主席当时在会上分析形势，大概意思是讲，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南昌是敌人重兵驻守的地方，红军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攻打城市。红军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退却到根据地去，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巩固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
会议开始时，有少数人不赞成放弃攻打南昌、九江的主张，认为这违背中共中央的精神。毛泽东让中共中央派来的代表周以栗做他们的工作。周原本是赞成夺取中心城市的，但经毛泽东的说服放弃了原来的主张。当时，红一方面军刚刚成立，主要下辖红1军团和红3军团两个军团，而红3军团又下辖第5、第8、第16三个军，其中第5军和第16军大多数是湖南平江、浏阳人，第8军大多数是湖北阳新、大冶人。红军的官兵基本上来自农民，难免存在乡土观念，觉得革命总是在离家近一点的地方搞为好，因而红3军团有一部分干部反对东渡赣江，而主张两个军团分家，夹江而阵：红1军团位于赣江以东，红3军团位于赣江以西。认为这样既可以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也可以团为单位分散于湘赣边、湘鄂赣边、鄂东南区进行游击战，对将来夺取湘鄂赣三省政权都有利。因此，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态度很重要。
彭德怀明确表示赞同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反对把两个军团分开，认为两军团夹江而阵，这对于粉碎蒋介石的大举进攻不利。应以朱、毛为旗帜，集中统一红军。他在红3军团的会上说：“要集中兵力，大量消灭当前蒋介石进攻之敌，有意见到江东去讨论吧。我是一定要过江的，总前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红军要打遍全中国，不要地方主义。”后来，彭德怀说：“我这一票在当时是起相当作用的一票，站在哪一方面，哪一方面就占优势。”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对此作了很高评价。他说：“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埋葬以前，军内曾经历一个危急的时期。三军团的一部分人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三军团从红军中分离出来。但是彭德怀对这种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维持了在他指挥下的部队的团结和他们对上级指挥部的忠诚。”
会议经过反复讨论，绝大多数与会者赞成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当前不是进攻大城市而是积极防御的问题。会议通过的文件指出：“目前在敌人大举增兵与南昌、九江固守工事的形势之下，单凭红军轻袭南昌、九江，而且红军相当给养都不具备，运输条件十分缺乏。这无疑地要成为游击的进攻，结果攻不下，又转而他往，反使一省胜利延期实现。”“目前的战略是在占领南浔路占领南昌九江的总目标之下，继续吉安胜利，争取进一步的胜利，即在吉安南昌之间一带地区发动广大的群众，筹措给养，同时加紧后方的群众调动与给养筹措，准备与敌人作大规模的决战，消灭敌人主力，实现全省胜利。”
11月1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布命令指出：“方面军以原任务拟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决以主力移到赣江东岸，相机取樟树、抚州，发展新淦、吉水、永丰、乐安、宜黄、崇仁、南丰、南城各县工作，筹措给养，训练部队。”据此，红3军团留在赣江西岸监视国民党军，红一方面军其他部队相继从袁水两岸向赣江以东的新淦、崇仁、宜黄、乐安、永丰地区转移。随后，红3军团也从峡江地区东渡赣江，进入永丰地区。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赣江东而非赣江西作为诱敌深入的战场，主要是赣江东的地理条件要比赣江西好。赣江西紧邻湖南，相对来说湖南的反动势力比较强大，对于进攻江西的红军甚为积极；具体指挥“围剿”的国民党将领鲁涤平、何键以及张辉瓒都是湖南人，他们极力阻止红一方面军向紧邻赣西的湘南发展；而且赣江以西的地区处在赣江与罗霄山脉之间，回旋余地较小，发展空间有限。赣江以东没有大江大河阻隔，南为闽西闽北，东为浙江，且都是山区地形，向赣江东岸发展，不但可以将赣西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而且以后可向福建、浙江方向拓展根据地。
相对来说，闽浙赣交界地区反动势力不如湖南强大。1929年4月，中共红4军前委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就作过分析：“我们觉得南方数省中广东、湖南两省买办地主的军力太大，湖南则更因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党内党外群众几乎尽失。闽浙赣三省则另成一种形势。第一，三省敌人军力最弱。浙江只有蒋伯诚（时任国民党浙江省防军司令）的少数省防军。福建五部虽有14团，但郭旅（指郭凤鸣旅，郭原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2混成旅旅长）已被击破；陈卢（陈指陈国辉，时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第1混成旅旅长；卢为卢兴邦，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2师师长）两部均土匪军，战斗力甚低；陆战队两旅在沿海从前并未打过仗，战斗力必不大；只有张贞（时任国民党军暂编第1师师长）比较能打，但据福建省委分析，张亦只有两个团战力较强。且福建现在完全是混乱状态，不统一。江西朱培德、熊式辉（分别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军第5师师长）两部共有16团，比闽浙军力强，然比起湖南来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动主义错误比较少。除浙江情况我们不大明了外，江西、福建两省党和群众的基础，都比湖南好些。”虽然这是毛泽东一年多前的分析，但总的情况不会有大的变化。毛泽东着眼的不只是打破这一次国民党军的“围剿”问题，而且考虑未来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
三
1930年10月5日，鲁涤平命令国民党军3个纵队由北向南，以红一方面军主力原来所在的樟树至分宜段的袁水两岸为目标，采取并进长追的战术，开始向红军进攻，企图在革命根据地边缘地区与红军主力决战，一举歼灭之。7日，各路国民党军分别进到清江、新淦、黄土街、新喻、分宜等地，由于红军主力已经转移至赣江东岸，鲁涤平的意图未能实现。
鲁涤平发现红一方面军主力已经东渡赣江后，为了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同时担心红军夺取樟树、临川，除留下第3纵队在赣江西岸外，命令第1和第2两个纵队也东渡赣江。红一方面军则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除留少数兵力配合地方武装分散活动迷惑国民党军外，主力继续从新淦、崇仁、永丰、吉水等地逐次向根据地中部的吉安的东固、永丰的龙冈地区转移。接着，红一方面军又以红12军分散在富田（今属吉安）、东固、龙冈一带活动，迷惑敌人，主力则转移到宁都的黄陂、小布、洛口地区进行休整与训练。
12月上旬，毛泽东在黄陂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作战方案。毛泽东认为：“围剿”敌军10万，均非蒋介石嫡系。这些敌军分成多路，每路又分成几个梯队，各路、各梯队之间的间隔距离较大，有利于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在这些国民党军中，张辉瓒第18师和谭道源第50师为鲁涤平的嫡系部队，是“围剿”的主力军，消灭这两个师，敌之“围剿”便可基本被打破。张、谭两师各约1.4万人，而红军有4万余人，一次打敌一个师，占绝对优势。红军实行中间突破，将“围剿”军阵线打开一个缺口，东西诸敌便被分隔为距离较远的两个集团，有利于红军各个歼敌。会议决定红1军团正面迎击敌人，红3军团迂回敌后，地方则准备好担架、粮食等。
红一方面军主力从东固、龙冈转移到黄陂等地后，国民党军以为红军主力仍在东固，于12月16日向东固发起总攻，虽然占领了东固，但红军主力早已转移。这时，鲁涤平侦知红军主力已在黄陂、麻田、小布一带，便集中第9路军的新5师、第18师、第50师和第6路军的第8师、第24师共5个师，采取长驱直入的战术，准备合围红军主力。至12月28日，国民党军先后进占万安、泰和、东固、源头、广昌、建宁一线，东西相距400公里。其中，左路第18师、第28师进至吉安的富田、东固、南垄；中路第50师进至宁都的源头；右路第24师进至宁都的洛口，第8师先头部队进至广昌的头陂。
此时，国民党“围剿”军的前敌总指挥兼第18师师长张辉瓒，让所属第54旅留守东固，亲率师部和戴岳的第52旅、王捷俊的第53旅由东固经南垄向龙冈冒进，其先头部队第52旅于12月29日上午抵达龙冈。毛泽东和朱德了解这一情况后，决定抓住战机歼灭张辉瓒部，并于29日签发《攻击龙冈张辉瓒部命令》，确定30日上午对龙冈之敌发动总攻击。
张辉瓒到达龙冈后，以为红军主力还在百里以外。12月30日凌晨，他以第52旅为先锋，师部和第53旅随后，由龙冈向五门岭前进。9时许，当张辉瓒部在龙冈以东、小别以西登山时，即受到红3军的迎头痛击。下午3时许，红12军由龙冈南侧从敌背后发起猛烈攻击，红4军和红3军团从龙冈北面高山上猛冲下来，被四面包围的国民党军，突围未得逞，全线溃散。到傍晚战斗全部结束，歼灭国民党军第18师师部和两个旅共9000余人，俘敌师长张辉瓒，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子弹100万余发、电台1部，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首战大捷。
张辉瓒部被歼后，鲁涤平判断红军下一步将转攻谭道源的第50师，下令该师速退洛口，与许克祥师靠拢。谭道源接到命令后，率所属各部向东韶夺路撤退。1931年1月1日，红一方面军乘胜挥师向东，追歼第50师。3日，红12军和红3军团相继抵达东韶附近，随即对第50师发动攻击，并从西、南、北三面突破敌军阵地。只是由于红3军担任迂回的部队未能及时到达指定位置，致使第50师乘机向东和东北方向逃脱。东韶战斗共歼敌一个多旅3000余人，缴获长短枪2000余支。至此，红一方面军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曾总结说：“我们的第一仗就决定打而且打着了张辉瓒的主力两个旅和一个师部，连师长在内九千人全部俘获，不漏一人一马。一战胜利，吓得谭师向东韶跑，许师向头陂跑。我军又追击谭师消灭它一半。五天内打两仗（一九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于是富田、东固、头陂诸敌畏打纷纷撤退，第一次‘围剿’就结束了。”
第二次反“围剿”——“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
一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毛泽东的职务发生了一些变化。在此之前的1930年9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苏区中央局，以周恩来为书记，在周恩来到任之前，由项英代理。1931年1月初，项英来到中央苏区，于1月15日在宁都的小布宣布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成立，毛泽东为中央局委员。成立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以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同时撤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
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极不甘心，决定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二次“围剿”。1931年2月初，他让何应钦重组南昌行营并兼任行营主任，开始制订第二次“围剿”的计划。参与此次“围剿”的国民党军，除原有的第6、第9、第19路军外，由湘鄂赣边增调王金钰的第5路军，由山东增调孙连仲的第26路军，总兵力达22个师另3个独立旅和2个空军中队，约20万人，比第一次“围剿”时增加了一倍，从江西赣州到福建建宁，对中央苏区形成一条西、北、东三面长达350公里的钳形包围线。
红一方面军虽然取得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总人数由原来的4万人减少到3万人，敌我之比由原来的2.5∶1变成了6.7∶1，敌我力量进一步悬殊。为了打破这次国民党军的“围剿”，毛泽东决定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
3月27日，何应钦下达向中央苏区进攻的命令。4月1日，国民党军兵分四路，大举向中央苏区进犯。其中，第19路军的两个师主力，由兴国向龙冈、宁都方向攻击前进；第5路军的3个师又1个旅由泰和、吉安、吉水、永丰等地向吉安的东固、永丰的潭头和沙溪方向攻击前进；第26路军的两个师由乐安、宜黄向乐安的大金竹、宁都的洛口方向攻击前进；第6路军的3个师由南丰、康都地区向广昌方向攻击前进，并以另一个师由建宁经安远会攻广昌，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围歼于广昌、宁都、兴国一带。红一方面军按照诱敌深入、歼敌于根据地内的战略方针，主动从广昌撤离。
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前的3月2日，中共中央曾就如何打破这次“围剿”指示红一方面军：“在战略上，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击溃敌人的主力。当着敌人大举包围，我们必须利用敌人的弱点，击溃敌人的一方。如能诱敌深入，聚而歼灭他，这也是可采用的战略。”又说：“若遇环境不利，不能作殊死战的时候，为着阻止敌人的猛攻，应一面继续战斗，以掩护基本部队的撤退（基本军、师、团），以便建立新的苏维埃运动根据地。在这种情形之下江西的红军，可退至湘南、粤桂北及贵州东南。”“为着保全红军实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这样做，我们的事业还是没有失败的。环境变更依然对我们是有利的。”这是一个前后矛盾的指示，前者要求在根据地打破敌人的“围剿”，后者则是红军主力可以从根据地撤离另辟新区。
这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召开，中共中央派来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因为这份指示自相矛盾，中央代表团到来后，围绕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策略即是打还是走的问题，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的青塘多次开会讨论。
4月中旬的第一次会议着重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怎样打，以及是留在中央苏区打还是退出中央苏区打的问题。大多数人根据中共中央3月2日关于“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的指示，认为敌军包围严密、敌我力量对比相差太大，主张分兵退敌，甚至还有人主张退出中央苏区。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在当年9月3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在中央局扩大会后第一次讨论，当时大多数同志以敌人包围得这样严密及在军事上敌我力量的对比相差得太远，我们此时主要的是如何退敌，所以当时的策略是‘分兵退敌’，那时认为我们把兵力分散，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二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当时只有分兵退敌，才可以巩固现有苏区，才可以扩大红色区域，才可以扩大红军，才可以解决给养，才可以训练干部。”毛泽东则提出留在中央苏区打，诱敌深入，依靠根据地军民团结破敌，不同意“分兵退敌”的战略。毛泽东认为，分兵不但不能退敌，反而会给红军带来更大的困难，这只是消极防御。可是，毛泽东的意见只得到朱德等少数人的支持。这个问题不统一认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就无法进行，为此，毛泽东提议扩大范围讨论这个紧迫的战略问题。
二
1931年4月1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召集扩大会议，参加者除中央局成员外，还有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在发言中仍不赞同分兵。与会军队高级干部支持毛泽东、朱德的主张，赣南、闽西特委负责人也不同意主力红军退出中央苏区。于是，会议决定采取打而不是走的方针。
要不要打的问题解决后，又面临打哪一路敌人的问题。有些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19路军，也有人主张先打朱绍良的第6路军。主张先打第19路军的理由是他们只有两个师，孤立地驻在兴国，距离其他各路军远。但蒋、蔡部队在这次“围剿”军中战斗力较强，而且到了兴国相当长的时间，完成了防御工事，两个师又集中在一起，不易分割。“如果我军去打兴国，实际上是攻坚，放弃我军打运动战的长处。如果一时打不下来，北边的敌人一下子压过来，红军就要吃亏。”主张先打朱绍良第6路军的理由是朱绍良是蒋介石的亲信。“但打它得向西扫，西边为赣江所限，打光后，无发展余地。若再向东转，又劳师费时。”“这时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曾经在湘南把张发奎打得落花流水。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因为这路敌人既弱且地势、群众都好。”王金钰的第5路军，兵力上是各路“围剿”军中最大的，一共有5个师，包括公秉藩的第28师、郭宗华的第43师、王金钰兼师长的第47师、郝梦龄的第54师、罗霖的第77师。但王金钰是孙传芳的旧部，部队又是新从北方来到南方，水土不服，不惯爬山，战斗力并不强。会议经过讨论，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决定先打第5路军。
19日，毛泽东、朱德发布《战前部队集中命令》，“决心以极迅速行动首先消灭王金钰敌军，转向敌军围攻线后与敌军作战，务期各个消灭敌军，完成本军任务”。25日，红一方面军主动放弃宁都，退至永丰的龙冈、上固、石头坑、回龙地区，随后又西移到吉安的东固附近地区。
30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东固山区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战略策略问题。经过前面两次会议，毛泽东的意见已为大家所接受。会上，“由泽东同志先报告，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敌人包围我们的军事力量虽多，但有许多弱点，如在包围的军阀与军阀不一致，指挥不统一，他们军官与兵士中间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红军，没有群众条件，地势不熟，给养运输非常困难。我们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虽然很小，但我们有几个优点：第一红军好，此时士兵群众斗争情绪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热烈，红军上下一致的团结力量非常坚强，大家都是摩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众好，群众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敌人摧残，斗争情绪当然好，对红军是极端拥护；第三是地势好，我们对于这带地势都非常熟悉，可以占领优越的地势以进攻敌人。现在敌人有这么多弱点，我们有这么多优点，我们是可以以少胜众的”。
5月11日，何应钦电令王金钰“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树各路先声”。13日，王金钰指挥第5路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脱离富田巩固阵地，向东固地区前进。13日和14日，毛泽东、朱德相继发布《消灭进攻东固之敌的命令》《攻击富田消灭王（金钰）公（秉藩）两师的命令》。16日上午10时，公秉藩的第28师和王金钰的第47师第1旅分别进入红军的预伏地区，战斗打响，至下午3时战斗结束，第28师和第47师第1旅大部被歼，首战告捷。此战打死打伤敌人2000余人，俘敌4100余人，缴获各种枪5000余支、迫击炮和山炮20余门，并俘获第28师无线电队全部人员，缴获其新式无线电台和发电机各一部。
17日，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红军主力乘胜向吉水的水南追击，并在吉水的白沙全歼敌第47师第1旅残部及第43师一部，余敌向永丰逃窜。随后，红一方面军相继取得了中村（今属永丰）、广昌、建宁等战斗的胜利。从5月16日至31日，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一直打到闽西北山区，16天内由西向东横扫350公里，五战五捷，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整师及5个师的一部共3万余人，俘敌1.1万余人，缴获各种武器2万余件及其他大批物资。国民党南昌行营被迫下令各部后撤到“围剿”前的位置，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二次“围剿”被打破。对于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后来总结说：“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走七百里，打五个仗，缴枪二万余，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围剿’。”
第三次反“围剿”——“指挥作战更加得心应手”
一
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一结束，不甘心失败的蒋介石立即组织第三次“围剿”。1931年6月21日，他从南京赶到南昌，命令原在中央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固守阵地，并严令第6路军、第26路军恢复南城、南丰间的交通，准备再次“围剿”苏区。随后，他抽调嫡系第6、第9、第10、第11、第14师从河南、湖北等地迅速进入江西，担任“围剿”军主力。这是他把中央军第一次大规模投入对红军的进攻，并亲任“围剿”军总司令，任命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
至1931年6月底，到达中央苏区周围的国民党军共有23个师又3个旅，总兵力达30万人，并且有几十架飞机配合作战。鉴于第二次“围剿”采取的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失败，蒋介石决定此次“围剿”采取长驱直入之策，即首先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寻找红一方面军主力决战，然后再进行“清剿”，摧毁中央苏区。6月下旬，国民党军的各路“围剿”部队已经集结部署完毕。
在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时，毛泽东等就估计到国民党军必然要组织新的“围剿”。6月2日，毛泽东在建宁城外方面军总部主持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会议。与会者认为：“两广反蒋军队正想急进湖南，蒋有先对付两广的必要，对我们有改守势之可能。”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当前工作方向分三期推进：第一期向北，即向建宁、黎川、泰宁地区筹款，发动群众，扩大苏区，争取南丰、南城、宜黄等县城。第二期向南，即向江西南部，为下一次反“围剿”建立巩固的后方。第三期向西，打通赣江两岸与湘赣边根据地的联系。整个三期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准备第三次反“围剿”，并以赣南为工作中心地域。会前，在龙冈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曾来电要毛泽东回后方工作，会议经过讨论作出决定：“毛同志因此地工作开展的需要，暂不去龙冈。”由于此时估计国民党军的新一轮“围剿”不会马上开始，因此红一方面军按照第一期工作计划展开，红3军团在闽赣边的泰宁、黎川地区，红3军在赣东的宜丰、南城地区，红4军在南丰、南城之间，方面军总部和红12军在闽北的建宁地区筹款，发动群众。
6月上旬，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了解到蒋介石即将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曾于10日和16日两次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发来训令，提醒国民党军正在着手第三次“围剿”计划，蒋介石决定调动嫡系五六个师进入江西，并亲自指挥，主要目标是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企图将红军驱逐出根据地。但由于当时中央苏区与中共中央没有建立电信联系，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未能及时收到中共中央的训令。尽管如此，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从蒋介石正在与北方军阀妥协，对两广军阀采取守势，调集大批军队入赣等迹象判断，新一轮反“围剿”即将到来。20日至22日，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地区的选定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第三期作战大概会在由南丰来打我们，那我们就好办，可以引敌引入到宁都、黄陂、小布甚至石城才打。”他强调，“主要在于（都）、瑞（金）、石（城）、（长）汀四县布置巩固的苏区战场”，即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将战场放在根据地内部。
6月28日，毛泽东致信已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周以栗和红12军政治委员谭震林，提出第一期工作时间由3个月缩短1个月，“因敌进攻紧迫”。但是，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进攻比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估计的还要快。6月下旬，蒋介石将在宜黄、南城地区的红3军第9师和红4军第12师误判为红军主力，于7月1日下达总攻击令，并命令各军同时向中央苏区发动“合围进剿”。“因红一方面军粉碎敌军第二次‘围剿’后就投入紧张的开辟新苏区的群众工作和游击区的筹款工作，尚未得到休整，部队减员也尚未得到补充，仍是三万多人，而且主力在闽西北新区，故情况十分紧急。临时总前委研究决定，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红军向赣南后部退却集中，以打破敌军‘围剿’。”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欧阳钦当年9月3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对于三次战争的策略，总的路线仍与第二次战争同。”“我们集中一切力量在一个优越的地势，仍是引敌深入，先选择敌弱的一部分击破，然后各部击破，所以在三次战争前自动地放弃了很多的地方引敌人进来。”
二
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确定后，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决定以一部分兵力和地方武装，以游击战的方式迟滞、疲惫和消耗敌人，引敌到中央苏区内部。在苏区内部则广泛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国民党军进入中央苏区20多天，多次寻找红军主力却屡屡扑空。与此同时，临时总前委急调在闽西北、闽西分散活动的红军主力迅速集中，回师中央苏区中心区域。7月10日前后，红一方面军主力在闽赣边收拢后，冒着盛夏酷暑，急行军回师赣南，于28日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老营盘地区，完成了回师集中的战略任务。
蒋介石、何应钦得悉红一方面军主力集中到兴国后，判断红军有北占泰和、吉安，西渡赣江的可能，于是以主力分两路向西南疾进，企图压迫红军至赣江东岸而消灭之。为此，毛泽东、朱德决定采取由西向东中间突破、袭击敌人后方的战略，利用根据地群众基础好的有利条件，两次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先后取得了莲塘、良村、黄陂、高兴圩和老营盘、方石岭战斗五胜一平（指高兴圩战斗）的战绩。
9月15日方石岭战斗结束后，各路敌军纷纷撤退，而“我军因各次战役，特别是高兴圩一役损伤过大，若继续作战，必使精华过损，决定结束三期战争，各部退却之敌，只以地方武装担任追击，主力则转移瑞金整理”。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以3万人迎敌30万人，在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下，历时两个多月，六战五捷一平，歼灭国民党军17个团共3万余人，缴枪1.5万余支（挺），各种子弹250万发，电台6部，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是红一方面军从游击战转向运动战的开端，可谓开局良好，取得了重大胜利。虽然采取诱敌深入方针，使根据地一部分地区被敌占领，第三次反“围剿”时，江西的根据地几乎丧失，但随着“围剿”被打破，失去的地方不但被恢复，而且得到了较大发展。到1931年底，赣南、闽西苏区已经完全连成一片，包括近30个县，面积5万余平方公里，人口250余万。1931年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举行，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标志着中央苏区的正式形成。红一方面军也有了很大发展，第三次反“围剿”后有1.2万余名苏区青壮年参加了红军。中央苏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一块革命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也成为当时中共领导的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
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是在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被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还没有出现的背景下进行的。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之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已经召开。这次会议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共中央的开始。但是，当时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中央代表团还刚到中央苏区。随后，中央代表团的人员参加中共苏区中央局，而仍以项英为代理书记，“但由于他刚从上海来此不久，又不大懂得军事指挥，缺乏对敌作战经验，所以，在作战指挥上，毛泽东同志仍然能够起主要作用，第二次反‘围剿’仍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下进行”。第三次反“围剿”与第二次反“围剿”因为相隔很近，情况与第二次反“围剿”时大致相同，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和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关系总体还比较融洽，因而这期间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了较好的发挥。加之“红一方面军先后取得两次反‘围剿’的胜利，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的威望大增，指挥作战更加得心应手”。
这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树立了毛泽东在军事问题上的威望。后来他虽然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左”倾教条主义者产生严重分歧，甚至被免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并在宁都会议上失去对红军的指挥权，处于“靠边站”的状态；但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丢失，党内军内自然联想到他指挥的这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正是因为有先胜后败的鲜明对比，才有后来遵义会议时党内军内要求毛泽东复出的强烈呼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