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创刊以来，《广州文艺》就致力于助力广州文学事业的发展，成为广州青年作家的一大摇篮，从这个刊物走出了很多重要作家。培育青年文学人才的同时，《广州文艺》作为立足广州城市的文学刊物，也在推动广州城市文学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谈论广州的城市文学，不能离开《广州文艺》。《广州文艺》是我们了解广州城市文学的窗口，《广州文艺》刊出的广州城市题材小说又是我们进一步了解广州城市文化的窗口。为此，梳理研究《广州文艺》刊出的广州题材城市文学作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广州文艺》对城市文学发展做出的贡献，更能帮助我们了解广州城市的历史变迁和文化精神流变。

《广州文艺》刊发了很多广州题材小说，而它在改革开放历史背景下刊发的广州故事最值得关注，这个阶段的作品，是历史转型期的城市历史记录和城市文化表达。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作为紧邻港澳的前沿地带，广州也率先迎来了改革的热潮。广州的市场有了新鲜事物，广州人民的生活方式也逐渐走出以往的纯政治化的生活，多了经济内容和文化生活，相关的文学创作也开始有了城市生活气息和时代文化内涵。同时，因着改革开放带来了文艺政策的调整，“双百”方针得到真正的贯彻，在这个语境下，《广州文艺》才能推出更多呈现广州人民经济文化生活内容的作品。尤其在1980年深圳成为“特区”之后，作为省会城市的广州也开始自觉关注城市的新风尚和新生活。因着这种自觉，到1984年的时候，《广州文艺》开始设置了专门关注城市生活的“特区剪影”栏目，这个“特区剪影”虽挂有“特区”名字，但也偶尔将广州城市题材小说置入其中，或者说刚开始时刻的深圳特区故事基本上会关联起广州。为此，“特区剪影”是《广州文艺》开始集中推出广州城市题材小说的第一个栏目。可看这一期《新的一页——编者的话》，编者强调了《广州文艺》培育文学青年的平台功能，同时也开始强调另外一种职责：“我们还力图使《广州文艺》成为读者了解特区新貌的渠道。本刊的报告文学、小说、散文、诗歌将努力反映在广东实行经济上开放政策后出现的新人新事和新的矛盾斗争。因广州邻近港澳，又是祖国的南大门，为此，我们开辟了‘特区剪影’‘岭南风采’‘港台文讯’‘四海潮’‘彼岸一瞥’等栏目。”这“新的一页”对《广州文艺》而言至关重要，它意味着《广州文艺》开始有意识地立足广州来推动中国城市文学的发展，它是此后《广州文艺》开设“都市之光”等都市文学栏目的先声。

一、改革开放的历史先声

《广州文艺》1978年第1期，发表了黄天源的广州题材故事《偶遇》，开篇是“傍晚，夕阳的余晖把涨潮的珠江映照得波光粼粼，在西边天上玫瑰色的晚霞衬映下，显得格外美丽。我们俩在沿着江边的堤岸散步，这晚景实在使人陶醉”。城市景观的美，是用来对比人的心事。小说写改革开放初饮食店服务员的心理变化，有着明显的社会转型、文化过渡期特征。一对准夫妻在江边散步，男方希望未婚妻能够找关系换一下工作，改变小食店服务员身份，女方对此有了不快，她认为作为记者的未婚夫嫌弃她的身份。“他当记者，我当一个小食店的服务员，这是两年前相识时彼此都知道的。我虽然有点不满意自己的工作，但他从来没有流露过什么，想不到现在……”之前不在意，“现在”的新变化，显然是时代氛围改变的结果。两年前，都是劳动人民，都是服务于人民。但两年后的“现在”，“劳动者”有了更复杂的含义。当然，这个小说还是写女方如何通过“偶遇”另外一个饭店服务员，而调整、扭转了正在萌发的对餐饮店服务员身份的嫌弃心理。之所以要让这对未婚夫妻对待工作的心理态度回归纯正的“为人民服务”轨道上来，当然是作家的思想要求，是当时历史语境下文学必然要去完成的思想教育传达。但无论如何，这个小说写出了改革开放前夕广州城市的社会心理变化，它作为一种迹象、先兆，已经预示了即将到来的文化变革。

同样，1978年第2期茹斯红的龙舟对唱作品《张大伯二进广州南》，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写时代变化。张大伯1976年第一次来到广州铁路南站取货时，遭遇的是混乱的、无纪律的仓库管理，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也是消极怠慢的。一年后，“四人帮”倒台，张大伯再进广州南站进货，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氛围。他看到站门口有对联：“全国大治，铁路大治。人来车往，货进货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也有了彻底的改变，让张大伯感受到了一种欣欣向荣的时代氛围。还如1978年第4期柳嘉的散文《海的性格》，作者游览广州最南、靠近海的地方，由虎门想到广州的近代史，由海感受到一种英雄献身于国家的崇高感。“海的性格虽然是一种美好的、崇高的性格，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却是悲剧的性格。它受到压抑、破坏以至嘲弄。”古今对照，作者由林则徐的遭遇，想到肃清历史遗毒的重要性，更感慨新的时代已经到来，表现出一种反思历史和憧憬未来的情感。“一切美好的性格、崇高的品德已得到，而且必将不断得到发扬光大。”

1978年第5期有很多篇广州故事，都体现着清晰的改革开放气息。比如许显良、方亮的短篇小说《姐姐的爱情》，写广州市民家庭，对于子女与华侨子弟交往、相爱的态度变化，主题是对历史问题的反思。《姐姐的爱情》安排广州女子与“华仔”的爱情设置，这不同于类似题材小说多以地主、富农家庭子弟身份，这或许也是一种地域特色的不经意的表达。还如广州市公共汽车公司工人张育荣的《人欢车快》，以青年女汽车司机的身份和目光，带我们游览着当时的广州城，写及海珠广场、北京路等。更关键的是，这个故事写出当时广州青年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如何相互学习、提升个人技能。其中修车技工要自学补修的居然是英语，这也是一种相对少见的志向，或许与广州这样的南方沿海、靠近港澳的地理位置相关。同时，这个小说虽有着直接的“为人民服务”一类政策话语，但人物的服务意识反倒是表现得很自然，更似发自个体内心的行动，而非因政策话语要求而来的刻意表现。再如1978年第5期还有广州教师进修学院黄锦鸿的作品《一张发不出去的请柬》，写广州文化馆干部在“四人帮”倒台后、新的历史环境下，如何从个人及集体层面纠正作风、解放思想。“不要因为怕闲话便不和金甫文打交道，我看不正确对待金甫文才会被人闲话呢。”这样的观念，清晰点出了时代风气、广州基层干部思想的大调整。这个故事，虽是配合时代的政治主题写作，但小说写出了广州基层文化工作者如何处理历史问题的细节，尤其他们内心精神方面的转变过程，包括这期间反反复复的情绪变化，这些记录有着难得的文学审美和历史认知意义。

以上这些1978年刊出的广州题材小说，是国家改革开放大历史背景下的、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故事。我们看这些作品，虽然都是比较简单的生活故事，但正因为这种直接和简单，而最清晰地保留了时代的痕迹。这些小说都在反思“文革”历史，在写打倒“四人帮”之后人民开始了新的生活，有了新的理想和希望。为此，这个阶段的小说，所彰显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内容，既是社会回归正常秩序、人民有了新生活的心声表达，同时也意味着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存在着这一类“希望之声”。对于这类来自人民的、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呼声，历史又如何能够置若罔闻？它必须顺应这种呼声，从政策层面推进“改革开放”，用制度为人民的生活保驾护航。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改革开放前夕的、《广州文艺》刊出的广州城市人民的声音，就是当代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历史先声。

二、城市发展与1980年代的广州故事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个会议真正将全社会引到改革开放的大道上，全民开始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历程。广州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地带，在“改革”和“开放”的道路上是走在最前列的。为此，1979年开始的广州城市文学，也出现了一批改革文学，这些作品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一样，充满改革精神，对未来充满希望。比如1979年第2期，时为省航道局疏浚公司员工何厚础创作的《情满大江》，写珠江河上挖泥船司炉工合力推进技术变革、寻求更大进步空间的故事，也是应和了“四个现代化”的时代发展声音。

广州的改革故事，还如1980年第4期方亮创作的短篇小说《过关斩将》，写广州唱片公司引进新技术的改革过程。小说直接谈及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改革故事，并把老厂长老丁与乔厂长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