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朝鲜王朝；李舜臣；《朝鲜王朝实录》；《惩毖录》；历史书写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4.04.014

李舜臣的民族英雄形象与相关史书的历史建构有密切关系。《宣祖实录》与《宣祖修正实录》是记载李舜臣史事最为重要的两部官修史书，但这两部文献对李舜臣的历史书写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目前学界已关注到《宣祖修正实录》对李舜臣的历史书写，1但尚未深入探讨两部实录中李舜臣历史形象记述的差异性。本文围绕此问题，探讨《宣祖实录》与《宣祖修正实录》对李舜臣历史书写的变化，以展现李舜臣形象是如何在实录修正过程中被重塑的，并探讨其背后的原因。

一、《宣祖实录》的编纂及其对李舜臣的历史书写

《宣祖实录》的编纂始于光海君元年（1609）七月。2由于壬辰战争前的多种文书档案皆毁于战火，《宣祖实录》初纂时，实录厅总裁官李恒福提出，史源选用应以乱后遗存的官方档案为主，“京外各衙门可考文书、诸都监誊录、《承政院日记》全数、《承传单抄册》、各年疏札及观象监各年《历年记》等”。1此外，李恒福还建议，应广搜存于民间的朝报和日录，“无论士庶，许令自纳，另议论赏”。2各级官吏的私人记录及私藏官方文件，如家藏日记和私人文集中有关时政的碑铭、疏札，以及“乱后兼春秋人员、吏曹批草、相考家藏日记”等皆被收用。3

《宣祖实录》的编纂过程坎坷，效率低下。一方面，光海君即位后，便与“大北派”合作加强王权，先后杀政敌、杀兄弟、废嫡母、交后金，“小北派”与部分“西人”被排斥，导致政局不稳，史官们无法专心于编纂工作，4导致撰修进度止步不前。光海君屡次催促：“先王《实录》修纂，一日为急，何可如是？亟令仕进本厅事，仍为分付。”5即便如此，依然有“检阅权倜……终始以病不出……待教洪敬缵、检阅申明渊等，亦连日累次牌招，皆不进”的情况。6另一方面，光海君与“大北派”也直接罢免史官。史官郑百昌拒绝为光海君寻找废母依据，以致“李恒福被劾报至，遂各罢去……百昌辞职，史官未备，久未会考”。7史官严惺也因“停举凶徒，得罪光海，史局一空”，8进而被光海君罢职。承政院为其求情，光海君大怒曰：“予为人主，一史官亦不得处置乎？政院勿为护党之言！”9之后，李尔瞻“以大提学独擅史，荐引入其党尹圣任、吴汝檼等，史局因以淆乱”。10该年十月，艺文馆云：“史局久旷，至于如此，诚前古所未有之变也。但史官俱递，又无前日被荐者。”11《宣祖实录》编纂再次陷入停滞。

《宣祖实录》的编纂看似用了7年，实则短时间内草草结束。光海君六年至七年（1614—1615），《宣祖实录》的编纂依然进展缓慢，光海君接连催促：“《实录》玩愒日甚，毕役无期。大臣另令严督，速为完了。”12实录厅也为此感到甚为无奈，“实录厅之设，今已七年，一张尚未印出，事体未安，莫甚于此”。13光海君八年（1616）十一月，《宣祖实录》终于得以完成，此时距“一张尚未印出”的1614年仅过了两年。整体上看，《宣祖实录》编纂过程较为混乱和匆忙。

李舜臣并未卷入“大北派”重视的争议史事，所以《宣祖实录》未有针对李舜臣的明显曲笔。14因《宣祖实录》编纂匆忙，未对原始史料进行足够程度的润色和加工，所以较大程度地保留了宣祖朝时政记、《承政院日记》《备边司誊录》等史料的原貌，这使《宣祖实录》对李舜臣的记载，有更为原始且多面性的体现。

《宣祖实录》涉及记述李舜臣史事的内容非常丰富、详细且庞杂，但也有一些关键史事为《宣祖实录》所失载，如鸣梁海战、露梁海战的具体过程，李舜臣在停战阶段的练兵、屯田、煮盐等。《宣祖实录》记述李舜臣史事的内容可分为以下几种主要类型。

第一，各部门的启文与宣祖的回复。司宪府与司谏院曾上报李舜臣“莅历极浅”，提拔过快会导致“官爵之猥滥”，1又因战事不利而“互相掩覆，不以实闻，反肆张皇，妄报功状”，2相关公文也“外封显有拆见之痕，而内写日月，有加画之说”等事。3备边司报告李舜臣作战的具体情况，以及论功行赏的建议，如宣祖二十五年（1592）六七月间一次战斗后，备边司认为“全罗右道水使李亿祺协同左水使李舜臣、庆尚右水使元均撞破贼船三十九只……亿祺特加论赏”。4可见并非李舜臣一人之功。备边司对李舜臣与元均的矛盾进行调和，“二人忠劳，俱足嘉尚”。5面对李、元二人的争论，宣祖多持“舜臣之罪，甚于元均”的态度，6对李舜臣较为不满。在截杀加藤清正失败后，宣祖传教于承政院，欲置李舜臣于死地：“李舜臣欺罔朝廷，无君之罪也；纵贼不讨，负国之罪也；至于夺人之功，陷人于罪，无非纵恣无忌惮之罪也。有此许多罪状，在法罔赦，当按律诛之，人臣而欺罔者，必诛不赦”。7

第二，众臣状启。时人皆认为元均与李舜臣不和，但元均状启以描述如何与李舜臣合作为主，如“臣与李舜臣，相为约束，闲山等岛结阵”之类。8李舜臣的状启多是作战计划、为自己辩白、报告明朝水师抢功的内容。其中，经过对比，战争爆发初期李舜臣所指挥的玉浦、唐浦、栗浦至闲山大捷等历次海战的过程，也来自李舜臣的状启。如闲山一战“舜臣与亿祺会于露梁，元均修缉破船七艘，先来留泊”，点明几人合作的性质，最终取得“乘锐崩之，箭丸交发，焚贼船六十三艘，余贼四百余名，弃船登陆而走”的战果。9

第三，廷议，即君臣议事的对话。其内容主要包括如何化解李舜臣与元均的矛盾、如何给未能截杀加藤清正的李舜臣定罪的讨论、如何对李舜臣等人进行历史评价等。如讨论李、元二人矛盾时，宣祖认为“舜臣初则力战，而厥后虽零贼，不勤捕捉，而且无扬兵讨贼之举，予每疑之矣”，金应南回答“将士以舜臣，从容适中云”。10李元翼认为“庆尚道诸将中，舜臣为最也”。11不同人的评价差异较大。截杀加藤清正失败后，宣祖评价“人皆谓（李舜臣）诈矣”。12柳成龙（1542—1607）辩护，称李舜臣“强毅不为人挠屈”。13李山海则翻旧账，指出“均与舜臣相约，徐徐状启云，而舜臣潜夜独为状启，以为己功”。14这些内容多数体现出宣祖对元均的偏爱与对李舜臣的猜忌，以及“西人”“北人”对李舜臣的攻击与“南人”的辩护。

《宣祖实录》的主要史源为官方资料，但因编纂过程匆忙，史官并未深度加工资料，在书中保留了相当程度的史料原貌。有关李舜臣的内容主要是档案文书与君臣对话，对有关李舜臣的战斗情况、战略布局、君臣关系、人际关系、官职升降的记载均较为详细，原始性强，史官未有意通过精练的叙事体现其形象。其中甚至包含一些对李舜臣的负面描写。

二、《宣祖修正实录》的编纂及其对李舜臣的历史书写

光海君十五年（1623）三月十三日，宣祖之孙李倧与西人发动了军事政变，驱逐光海君，李倧即位，是为仁祖，史称“仁祖反正”。从此朝鲜形成了“西人”为主和“南人”为辅的权力结构。1为加强合法性，仁祖与“西人”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重修宣祖朝的实录。早在仁祖元年（1623）八月十八日，李晬光等最先提出要改修《宣祖实录》，随后，徐渻附议。2他们认为：“宣祖朝实录，纂定于贼魁之手，羞辱甚矣，宜令改纂。”仁祖也认为这是“莫重之事，不可不速为之矣”。3修正的工作自仁祖十九年（1641）开始，至孝宗八年（1657）结束，历时16年方才完成。

仁祖十九年二月十五日，大提学李植上疏，正式开启了修正《宣祖实录》的帷幕。至迟在仁祖二十年（1642）五月，修正工作已经开始，以领议政金瑬为总裁官，行大司宪李植等为堂上，但实际主持修正工作的还是李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