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清代；科举；试卷；违式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4.04.011

清代科举制度在继承明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成熟，于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考试外，逐渐发展完善了覆试和磨勘制度，最大限度地使科举考试选得真材，杜绝顶名冒考等舞弊行为。就考试内容而言，士子除了要完成三场对“四书”、“五经”、试帖诗和策问的作答外，还要特别注意在文章与诗文书写过程中的试卷违式问题。根据《清史稿》记载：清代乡会试试卷中“题字错落，真草不全，越幅、曳白，涂抹，污染太甚，及首场七艺起讫虚字相同，二场表失年号，三场策题讹写，暨行文不避庙讳、御名、至圣讳，以违式论，贴出”。1这一对科场试卷违式的规定不仅适用于文武科举，也同样适用于翻译考试。

目前学界对于清代科举试卷违式问题已有所关注，以李世愉与胡平合著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清代卷》第七章第二节《缮卷条规》为代表。2《缮卷条规》以《大清会典事例》为依据，以制度梳理为主线，对于理解试卷违式问题具有启发性，但缺乏对地方志、《清实录》《内阁大库档案》《军机处档案》等文献的使用和相关支持事例的分析。此外，学界尚无学术专文讨论清代科场试卷违式问题。综合以上两点，笔者希望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钦定科场条例》为依据，辅以《清实录》《内阁大库档案》和地方志等文献，对清代科场试卷违式问题试做分析。

一、引言

清廷对于科场试卷违式问题从顺治二年（1645）恢复乡试时即已关注，强调防范字句错落、涂抹文字、卷面越幅曳白、油墨污染等问题。经康熙、雍正、乾隆朝屡次修订规制，科场试卷违式条例趋于完善。甚至在太平军兴、清廷急需银两的背景下，朝廷对于士子们的违式行为依然从严要求，不准捐免科场违式惩罚。如咸丰四年（1854），内阁官员何彤云奏请将各省举人、贡士因磨勘违式而罚停会试、殿试者准其捐免应试。针对此奏，咸丰帝断然拒绝。他认为虽然目前因为军需浩繁，广开捐例，但是考试为国家抡才大典，不能开侥幸之门，故而对于何彤云所奏断然驳回，概不准行。其言“近因军饷浩繁，所有捐例业已递加推广。至考试为取士大典，岂容擅改成例，致开侥幸之门，所奏著不准行！”1由此可见，清廷对于科场试卷违式问题的看重及其一贯严格的态度。

有清一代对于科举试卷违式问题不仅重视，而且对相关士子和涉事官员也多给予处罚。大体而言，清代科场违式包括三大类，需要士子在作答时处处留意，即临文敬避、抬写格式与杂项违式。若有违犯条例者，士子要受到罚科，以致黜革功名的惩处，而涉事官员则以降调为原则。如士子考卷涉及卷面讹误、涂抹字体较多等违式问题，多以罚停一科考试为限。涉及御名回避等违式，以罚停三科考试为限。至于殿试违式者，多置于三甲末流以示惩戒，但也不乏因违式而被黜落者。

乡会试阶段尤以第三场违式黜落为多。例如，贡生杨冲云，字兆凤，史载其“性端严，为文湛深理学”。乾隆十八年（1753）乡试获得主考杨默堂赏识，拟为解元，但却以“三场违式被落”，故而作诗聊以自慰，有云“岂有蛟龙常失水，已乘骏马合凌霜”。2又如，苏州府士人徐嵩，“少具俊才，工诗古文”，乾隆四十八年（1783）乡试入荐卷拟解元，却同样以“三场违式被贴”落榜，主考官谢墉赏其才，为其刊刻遗卷。3再如，嘉庆元年（1796）乡试中举的潘泰，其会试卷被纪晓岚赞为“体大思精，卓然巨手，已定元矣”，但结果却被本房考官陈楙本参奏，“以三场违式，摘出一字，被黜”。4以上3个事例提醒我们，虽然在清代科举乡会试过程中，“首重头场”是自明朝以来相沿的惯习，但如果应考士子不能聚精会神地完成最后一场策问作答，很有可能在磨勘时会以违式被黜落。所以在士子眼中，三场考试可能同等重要而侧重不同，头场重文艺，而三场重程式。

在殿试阶段，清代同样严厉核查试卷违式问题，一部分新科贡士因违式被置于三甲末流，即所谓“违式辄不得舆上第”，5而另一部分则直接被黜落，虚待数年光阴后再备战科考。例如，方景翊本中式康熙五十一年（1712）会试，但参加殿试时因试卷违式被黜落，最终在3年后中式康熙五十四年（1715）乙未科三甲第三名进士。6类似的，蒋恭棐，字维御，“四岁即通四声，读书过目不忘，十岁为文章，有齐气”。十四岁入学，其文被李光地赞为“是今日之思泉震川也”。7康熙五十四年，蒋恭棐会试中式，但却由于殿试卷违式被黜落，史载“康熙五十四年会试既中式，以廷试违式落第”。8待6年后，蒋恭棐终成进士，馆选翰林。这两则记述不仅表明了士子因违式而被黜落的事实，也是不多见的殿试被黜落的案例。实际上，蒋恭棐和方景翊能够中式得惠于李光地的奏疏。康熙五十一年，李光地充殿试读卷官，上疏康熙帝请求违式殿试卷只黜落一次，仍准会试。史载“凡殿试有违式者例并褫其举人，公请止革进士，仍准会试，著为令”。9故此，才有方景翊和蒋恭棐分别于康熙五十四年和六十年（1721）进士中式的结果，只不过因为违式，他们虚度了数年的光阴。类似殿试违式黜落者还如康熙四十二年（1703）的吴时宽、沈淇和雷会三人。10

乾隆三十四年（1769）殿试卷中有三甲进士吴哲、孙家贤二名违式，经大学士尹继善参奏将二人名次列于三甲后，分置于三甲第九十五名和九十六名，即整科进士的倒数第三名和第四名。1又如，湖南沅江士人吴俊异，字可廷，好学工文，乾隆四十八年（1783）乡试中举，乾隆五十五年（1790）会试高中第二名，受到会试主考朱亟的赏识。本是金榜题名近在咫尺的吴俊异却因在磨勘时被核检出第二场试卷违式，终被黜革功名，后主讲于衡山霁峰书院。2当然，也并不是所有违式士人都必然被黜落或无翻身的机会。如浙江慈溪县士人裘琏（为避讳端慧皇太子名，地方志内改作裘连）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南巡时献诗，又于康熙五十一年康熙帝六旬万寿时作升平乐府获康熙帝赏识。康熙五十四年裘琏殿试策违式，但被康熙帝亲自评阅，给予“对策甚好，字亦端楷”的褒奖，被钦命置于三甲第一名，改庶吉士。3又如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恩准从前殿试因试卷违式而遭黜落的25人再行殿试，被记为“特恩”。4只不过这种非常的宽恕或恩典并不常有，而因违式被惩处则是常态。

二、临文敬避

所谓临文敬避，就是在士子书写的试卷上要避讳当朝天子及孔子的名讳，以达到尊崇皇权与儒学的目的。清朝对科场临文敬避的规定从雍正、乾隆两朝逐渐施行并趋于完善。对在试卷内没有敬避御讳，直接书写庙讳、御名、至圣先师讳本字者，朝廷规定该士子要罚停三科考试以为惩戒。而主考、同考官即使指出问题，也要交吏部议处，受卷官未经贴出者，照应贴不贴例议处，降一级调用。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为了强调帝王独尊的绝对权威，对于名讳回避问题十分看重，而对违式士子的处罚也较重，可能因个别文字的失误，出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情况。

首先是对清朝帝王名讳的避讳问题。乾隆十三年（1748）四月丙辰日，朝廷就规定“凡遇列祖庙讳，清汉字样，概行敬避”。5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朝廷进一步完善了对于康熙帝玄烨的名称避讳规制。凡士子遇“玄”字，则避讳改写为“元”字，而“烨”字用“煜”（嘉庆时定）字代替。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礼部进一步要求对于本字加有偏旁者，需要敬缺末笔以为避讳。朝廷规定如“铉”“炫”“泫”“絃”“弦”“眩”“”“”“衒”“”“竗”“”“率”“膟”“綷”“蟀”“摔”“”“䢦”“泓”“鞃”“”“紭”“宖”“”“苰”等字，均要将本字敬缺末笔。

此后，清廷逐渐完善了对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和光绪诸帝王的御名避讳规定。为避讳雍正帝，遇“胤”“禛”二字，上一字用“允”代替，而下一字用“祯”代替，本字有加偏旁者，敬缺末笔。为避讳乾隆帝，遇“弘”“歷”二字，上一字用“宏”代替，本字加有偏旁及字中全书者，则于本字敬缺末笔，下一字用“厯”字代替。乾隆二十九年，朝廷还对与御名相同的加偏旁文字，以及字中笔画全书的文字，陆续增加了相应的避讳规定。如“泓”“鞃”“紭”“惤”“宖”“苰”等字，均需本字敬缺末笔。此外，对于早殇的皇太子永琏，朝廷也规定臣下不得以此命名，而士子作文要酌量敬避。

继而规定，为避讳嘉庆帝，遇“颙”“琰”二字，上一字右旁敬缺二笔，写作“”，下一字右旁第二“火”字写作“又”字，其单用“禺”“页”“炎”字则无须缺笔。为避讳道光帝，遇“旻”“寧”二字，上一字敬缺一点，下一字改写为“寕或宁（道光朝）或甯（咸丰四年以后）”字。为避讳咸丰帝，遇“奕”“詝”二字，上一字无须避讳，下一字敬缺末笔，右旁写作“㝉”字。为避讳同治帝，遇“載”“淳”二字，上一字毋庸避讳，下一字右旁写作“亯”字。为避讳光绪帝，遇“載”“湉”二字，上一字无须避讳，下一字右旁敬缺末笔，以示改避之意。

御名避讳问题在有清一代的各级科举考试中都要被士子遵守。例如，在道光三十年（1850）庚戌科钱鋑的会试卷中，有“且吾观亲之爱子也，有厯百年而不尽者矣”一句。1钱鋑已将“歷”改作“厯”，敬避乾隆帝名讳。又如咸丰二年（1852）壬子恩科的李文敏会试卷中，有“朝宁有老成而群材为之毕萃”一句，2此处作者以“寜”改作“宁”是为避讳道光帝名讳。再如咸丰九年（1859）己未科中式二甲第二十六名进士杜寿朋的会试卷中有“夫天洪荒未辟以前，混沌元黄，未剖苞符之奥窔”一句。3显然杜寿朋在行文中敬避了“玄”字而改作“元”字，以避康熙帝名讳。

官员和应试士子除了在试卷、作文中书写的文字需要避讳以上御名文字，其本身姓名用字若有相同者也要呈请更名，方可应试。例如，嘉庆九年（1804）报捐贡生的奉天镶黄旗附生王琏就呈请更名，将“琏”字更换为“连”字，以为回避。4道光三十年（1850），云南举人傅作檀在填写会试三代履历时，其父名下一字与御名相同，故而呈请回避，改写为“傅秉诗”。5又如江苏举人沈奕龄、拔贡沈奕豹也同样为避讳咸丰“奕”字名讳，相应更名为“沈锡龄”和“沈锡豹”。6而举人向于寜，则是为了敬避道光帝名讳更名为“向于宾”。7甚至当士子的姓名与皇陵发音相同时，也有呈请更改的情况发生。如道光十六年（1836），湖北省举人靖郁龄姓名发音与乾隆帝裕陵相同，朝廷议准理应敬避，前者改名为靖郁恒。8

清朝较为严苛的违式规定让一些人原本不属敬避范围的姓名，也纷纷呈请更名。例如，光绪四年（1878）当广西千总潘奕勋为避讳“奕”字，由刘坤一代为上奏呈请改名“潘承勋”时，请求受到驳回。9吏部强调不仅道光二十六年（1846）三月的谕旨中声明“奕”字毋庸改避，也毋庸缺笔，且“奕”系辈分字，所以“奕”字无须回避。

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虽然一些士子姓名无需御名敬避，但如果应试士子在科场作答中没有留意御名回避问题，则无论岁科两试，还是乡、会、殿试，均要受到惩处，多至罚停三科，甚至黜革功名以作惩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