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明代；先贤裔；先贤籍；儒籍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4.04.008

万历《大明会典》中载有先圣、先师、先儒和先贤的国家祭祀仪礼，该仪礼以至圣先师孔子为中心，左右从祀的牌位依次为四配（即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和亚圣孟子）、十哲，以及东庑、西庑的先贤和先儒牌位。其中，先贤指孔子及其及门弟子，左丘明及以下从祀孔庙的诸儒则称为先儒。1实际上，凡是故去而有德行的人，一概可以称为先贤。但是，在儒家道统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先贤几乎都是孔子及从祀孔庙诸儒，本文的先贤主要取这个含义。在以儒术为本的帝制时代，先贤后裔承先世的遗泽，享有国家各项优待，成为一类特殊的群体。学界对先贤裔的研究较多，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先贤裔宗族的研究，如何龄修、张兆麟、袁兆春对孔氏家族的讨论，王春花对圣裔奉祀生的探究；2另一方面是对四氏学（教化孔、颜、曾、孟四氏后裔）的研究，汪维真从教育与科贡两方面对四氏学进行了剖析，其后王红春、吴慧玲又沿着汪氏的思路做了进一步探讨。3然而，作为先贤裔群体社会经济地位集中体现的先贤裔户籍，相关研究却颇为匮乏。仅马志超在明代儒户的研究中涉及较多，马氏认为先贤裔是儒籍的重要来源，并在明末衍生出了四氏贤裔籍、圣裔籍等科举户籍。1事实上，先贤裔类儒籍的诸多细节都尚未厘清，如先贤裔编入儒籍的起因、过程及先贤裔儒籍在户籍体系的特殊性都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拟对先贤裔的户籍进行研究，揭示先贤裔在明代社会经济中的独特地位，进而探讨明代户籍的设置与赋役、身份二者之间的联系。

一、“先贤籍”释义

在明清相关记载中，常有先贤籍一称。谈迁《枣林杂俎》记明代的户籍：“民籍灶、军、匠外，儒籍、商籍、官籍、先贤籍。按：崇祯丁丑科进士，四川齿录书儒籍，同辈颇异之。以祖父三世皆教职，又蜀中有例也。”2查慎行继承了谈迁的观点，“凡占籍者，自军、匠、民、灶、商外，有儒籍、官籍、御医籍、先贤籍。正德庚辰，吾宗常熟派穹窿公应兆，以御医籍登第。崇桢丁丑进士四川某，齿录书儒籍，以祖父三世皆教职也。”3二人皆未对先贤籍做进一步解释，但从此之后，先贤籍作为一种与军、灶、儒、民并列的户籍广为人知。

然而，谈、查二氏关于明代户籍的记载不仅失之粗略，且不甚精确。谈迁认为儒籍的来源是“祖父三世皆教职”，即儒籍是因为世代承当教职而获得。但儒籍的来源虽然复杂，却并不存在以教职获取的途径。4查慎行则对御医籍的认识存在着偏差。查氏谓：“正德庚辰，吾宗常熟派穹窿公应兆，以御医籍登第。”5正德庚辰即正德十六年（1521），据《正德十六年进士登科录》载：“查应兆，贯直隶苏州府长洲县官籍，休宁县人。”6以此知，查应兆为官籍，而非御医籍。然而，查应兆之子查懋光于嘉靖五年登科时，籍贯为“太医院医籍，直隶长洲县人”。7其侄查懋昌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登科时，籍贯为“太医院籍，直隶苏州府长洲县人”。8查懋光、查懋昌并以太医院籍登第，可见长洲查氏隶籍于太医院。如此，出生于太医院世家的查应兆，被误认为太医院籍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查慎行又将其籍贯标注为御医籍。查明代科举录与官方文献，并无御医籍一说。考虑到太医俗称为御医，查氏御医籍应是太医院籍的俗称。

现在再重新审视先贤籍。顾名思义，先贤籍应指先贤后裔占有的籍贯。然而，通过表一的统计可知，登科录中的先贤裔进士共有10人，其中9人户籍为儒籍，1人户籍为民籍，并无一人户籍标注为先贤籍。可见，明代先贤裔进士的户籍通常为儒籍。由于先贤裔的认定有一个复杂的过程（详见本文第二部分），并非所有的先贤裔都能通过认定，进而成为儒籍。孔宗显作为流寓外地的先贤裔，其户籍为民籍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既然明代先贤裔通常编为儒籍，那先贤籍究竟是什么户籍呢？类比御医籍与太医院籍的关系，先贤籍或为儒籍的俗称，以下两点可供证明。其一，谈迁为明末清初人，对于明代科举录并不陌生，从其以四川某齿录探讨儒籍来看，谈迁的户籍知识相当一部分是基于科举录而来。天启元年（1621），李日宣奏请于山东省乡试解额外，“每科加举一二人，贡之阙下”，另行提供给圣裔两个乡试名额，以致此后圣裔中举、登科者岁不乏人。12这种情况体现在科举录中，就是儒籍之下又衍化出了科举户籍——至圣裔籍、四氏贤裔籍。四氏贤裔籍、至圣裔籍带有“贤”“圣裔”字样，谈迁将其俗称为先贤籍也就合乎情理。

其二，先贤程颢的后裔在明弘治年间“改民籍为贤籍，豁除丁徭”。1先贤籍亦可能是贤籍的俗称。而贤籍与儒籍本是同一户籍，这点可从朱熹后裔的户籍中印证。福建建安的朱熹后裔于洪武年间就已占为儒籍。建安派后裔朱凌，是朱熹的十一世孙，于嘉靖二十年（1541）考中进士，在登科录的籍贯也为儒籍。2康熙五年（1666），钱澄之在与姚经三讨论《建宁府志》的修纂时说道：“建宁最重儒户，历代所以报先儒之盛典也，优免大徭，有司礼待异于他户，要不过十余家，皆先儒嫡裔为之。”3由钱氏所言，能够立为儒户的一定是世所公认的大儒的嫡裔。康熙三十三年（1694）张琦所修《建宁府志》中载：“本县昔为先贤所萃之乡，故各家子孙俱得优免。朱文公五十丁石，而蔡西山一十九丁石……黄勉斋五丁口（石）。”4朱熹、蔡沉、黄榦等皆是有功于道学的大儒，其后裔优免大徭，也就是钱澄之与姚经三所说的儒户。可见，直至清康熙五年朱熹后裔仍然是儒户。康熙十八年（1679），建阳派朱熹裔孙控告建阳北雒里朱氏冒籍的文书记载：“朱文公学承先圣，道接儒宗，自宋讫今，士民仰赖，凡在郡邑嫡派子孙，历奉恩例，优免杂差，版籍编曰‘贤户’。”5从康熙五年至康熙十八年，不过13年的时间，儒户已变为贤户。但是，贤户与儒户无论在人员构成（文公嫡裔），还是获得的优待（优免杂差）都一致。儒户、贤户仅是同一户籍的不同称谓罢了。

综上所述，谈迁所述先贤籍并非法定户籍。先贤籍是一种俗称，既可能来自四氏贤裔籍和至圣裔籍，也可能来自贤籍，其本质都是儒籍。先贤籍是儒籍的别称，属于明代户籍中的“一籍多名”现象。所谓“一籍多名”是指某种户籍除了官方称谓外，还有因其特点而延伸出的俗称，这是明代户籍制度运行中的实态。如乐籍俗称花籍，富户籍俗称富籍，站籍俗称驿夫籍，军籍俗称戍籍、徙籍、尺籍。一籍多名的户籍现象进一步加剧了明代户籍制度的复杂程度。

二、先贤裔儒籍的设定

先贤后裔，尤其是孔颜孟三氏后裔，作为封建王朝崇儒重道的表率，历来备受优待。以颜氏为例，自春秋以来的1，600年中，世受恩泽，“或爵以维五之长，或奉以九章之服，或锡之土田以供禴祀，或给之丁户以备洒扫，而又重宗支之爵，复子孙之役”。6然而，直至明代，在制度、思想、现实需求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先贤裔儒籍得以最终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