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洞县城中心广场上，塑立着12名洪洞历史名人，其中洪洞县曲亭镇师村就有两人，即师旷、范鄗鼎。师旷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宫廷乐师，史称“乐圣”，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人。与他生活时代相差2200余年的范鄗鼎，则是明末清初的著名理学大家，康熙皇帝御书赐匾“山林云鹤”。

2023年下半年至2024年年初，笔者因参与师村段绪德《乐师师旷》剧本的修改、发行诸事宜，两次走进师旷和范鄗鼎的故里——师村，有了深入了解和探究师村范氏和理学大家范鄗鼎的欲望和机缘。

坚守大义与绝意仕途

范鄗鼎（1626—1705），字汉铭，又字彪西，学者称娄山先生。明末清初洪洞曲亭师村人。祖父范弘嗣，字耀昆，学者称正学先生，又称竹溪先生，明末晋南名儒。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山西按察使李维桢设局主修《山西通志》，范弘嗣受召，北上参与修撰（清雍正八年（1730年）《洪洞县志》卷之四《人物志·乡贤》）。崇祯元年（1628年），范弘嗣以贡生身份任山东德州（今山东省德州市）通判，任中革改漕弊，人称能吏。明末农民起义军兴起，社会动荡，遂辞官归里。崇祯九年（1636年），应保举赴京，但他看到明王朝大势已去，遂回归家居。范弘嗣受绛州（今山西省运城市新绛县）辛全（字复元，号天斋，其理学思想在明末山西影响很大）理学思想影响，忧患于当时崇尚空谈的学术风气，提倡经世致用学说，认为儒者应注重修为，以个人的言行潜移默化扭转颓废的社会风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攻占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明朝灭亡。范弘嗣“闻之即焚袍笏于家庙，哭扑地，越时乃苏。后郁愤成疾，遂卒，年七十八。”（民国《洪洞县志》卷十二《人物志上·列传·范弘嗣》）范弘嗣著作有《三晋正学编》《仕国人文》《养正唾余》《南原野记》《师冈杂俎》《晋诗续雅》《毛诗补亡》《四子密藏》《聪圣志》《圣臣志》等二十余部，大多散佚。父亲范芸茂，字赞衮，号丹虹，县庠生，曾跟随祖父游学于理学家辛全之门。明亡后，杜门不出，读书著述，督课子弟。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因病去世。范芸茂著作有《养正书屋集》《涧南集》《洪乘编》，不幸散佚。范鄗鼎出生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在辽东建立了后金（清朝的前身），形成了与大明王朝政权并立的局面，祖、父为其立字汉铭，是否另有深意？

范鄗鼎出生于理学世家，祖父范弘嗣经世致用的理念和实践，对他影响很大。祖父坚守民族大义、笃志死节的“卫道者”行为，对他的震撼和影响根深蒂固，这也成为他后来不愿置身清代官场、一直不能与清廷积极合作的根本原因。

清顺治三年（1646年），范鄗鼎考中乡试副榜；顺治八年（1651年），考中举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中会试明通；顺治十八年（1661年），会试中式，“辛丑榜未放，予抱病先归”。康熙三年（1664年），因病未赴殿试。（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二《四书反身录序》）康熙六年（1667年），参加殿试中进士，以即用知县待命。他以母老“告终养”，辞京归乡。古代的所谓“告终养”，是指为官者辞官归家，奉养父母或其他老人，以终其天年。在范鄗鼎之前，“告终养”者有例可循，如，三国时蜀国武阳（今四川彭山区）人李密，自幼由祖母刘氏抚养，曾拜师于蜀中名士谯周，博览五经，尤精《春秋左氏传》，文采斐然，以文学见长。历任蜀汉益州从事、尚书郎等职。西晋灭蜀后，隐居乡里。晋武帝司马炎欲征李密为太子洗马，诏书累下，郡县逼迫，李密作为前朝遗老，不愿仕于新朝，便以九十六岁的祖母刘氏供养无主上书《陈情表》，武帝司马炎大为感动，答应了其暂缓出仕的要求。范鄗鼎刻苦攻读，二十余年寒窗，历经了乡试、会试、殿试的层层激烈角逐，最终获得最高统治者皇帝的认可脱颖而出，在即将授官进入仕途的关键时期，却戛然而止决然退出，其行为非常人能所为，也非常人所能理解。范鄗鼎绝意于仕途，究竟何因？范鄗鼎父亲去世时，他年仅26岁，后来母亲一直寡居，他以奉养母亲提出“告终养”辞归请求，也是能够触动人的感情神经、让人能够接受的正当理由。但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笔者分析，可能与他特殊的家庭背景有关：祖父身为汉人政权的明朝官员，食君禄，忠王事，明清鼎革，身为满族的清政权入主中原，忠于明政权的祖父心理上难以接受，焚官服，废寝食，郁郁而终，深受震撼的范鄗鼎如若出仕为官，就是对祖父意愿的违逆，就是对祖父尽节的不孝；但范鄗鼎满腹诗书，如若归隐山林，又与文人追求的“学而优则仕”的理想相悖。心里矛盾之际，进退尴尬之中，范鄗鼎选择了折中的做法，一方面寒窗苦读，积极参加科举得中进士，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才华，使世人认可自己的学识文章；一方面辞官归隐，不违祖德，坚守了传统的忠孝道德。

潜心儒家与转向理学

范鄗鼎出生于书香门第，早年酷爱儒家经典如《左传》《国语》，以及秦汉、唐宋八大家古文，不仅刻苦学习，还下苦功抄辑，“寝食俱废，十指几秃”，抄写成部，曰《古文汇编》与《续古文会编》。顺治三年（1646年）至康熙六年（1667年）博取功名期间，在家攻读上古文献及先秦诸子文章，文字也“务为奇奥”。范鄗鼎在刻苦攻读中，深得古文奥妙，不但裨益于科举应试，也铸牢了深厚的文字功底。

康熙六年（1667年）殿试考中进士以母老决辞归乡后，范鄗鼎隐居山林，授徒著述。其间，思想发生转变，逐渐对上古文献、诸子百家丧失兴趣，“厌其古怪，翻尽二酉，烂极五年，于我方寸一块，但有劳而无益”，“范无津涯，倏爱倏厌，倏取倏弃，夺吾有用之日月，而劳劳于朝华文秀之间也”，对自己过去专注于儒学的读书生活予以否定。“余三十岁时，读先聘君《三晋正学编》，知淡八股而嗜理学”。（范鄗鼎：《五经堂文集》卷二《李礼山达天录序》）他认为理学乃人生正途：“嗟乎！言理学于今日，有不讥其愚且腐者乎？予谓：人不为理学，将为何如人？文不为理学，将为何如文！”（2005年《洪洞县志·卷二十三·人物》）最终，范鄗鼎思想转向了理学。

名噪当时的希贤书院

范鄗鼎绝意仕途后，隐居乡村，“一片野心，白云留住。门掩流水，户纳青山”，“足不入城市，身不谒官长”，执念于授徒著述。他把其书斋命名为“五经堂”，并订立了戒条。范鄗鼎最初创办有义学，后来求学者不断增多，义学已难以容纳，遂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用数年所积在师村村西构建书院。书院占地二亩余，门口匾曰“五经书院”，其门联曰：“读孔夫子之书或习诗或习书或习春秋或习周易礼记五经总属一贯必须身体力行方成个学，生师大夫之地也有耳也有目也有手足也有心肝肚肠七尺原兼三才岂但寻章摘句便说是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