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发动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就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壮大党员队伍。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的《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任务，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

晋西南的战略地位及抗战前党组织发展状况

“游击战争是要有根据地的，没有根据地不能长期坚持”“没有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根据地的存在是不可能的”。

晋西南地区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和联结华北、华中的纽带与通道。鉴于晋西南的重要战略地位，1937年9月23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领导人及各师首长：“……吕梁山脉之晋西南，虽目前距敌尚远，然亦不可不于此时作适当之部署”。

孝义县位于吕梁山东麓，北与汾阳县毗邻，南与灵石县相连，西与交口县接壤，西北与中阳县相靠，东南与介休县相邻。全县东西狭长，西高东低，总面积945.8平方公里。孝义县在抗日战争中居于重要的战略地位，是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北大门，是控制汾离公路和同蒲铁路阻敌西进或南下的重要地段，孝义县还是晋中平川与吕梁根据地联系的纽带。正因为如此，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总部一部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中共中央北方局和省委机关陆续来到孝义县，这里一度成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以及‘左’倾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等错误在党内屡屡发生，使得中共山西地方组织反复遭受破坏……”“大多数党组织被破坏殆尽，许多地方只剩下零星的党员。”全民族抗战爆发之时，山西全省只有党员360余名。晋西南地区亦是如此，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十分薄弱，党的力量远远落在党的影响之后。

孝义县于1926年冬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1927年8月至1937年10月，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孝义的党组织时断时续，发展极其缓慢。抗战爆发时，全县仅有少数党员，而且缺乏统一领导。这种状况，很难适应和担负起领导与组织抗战的重任。

因此，大力恢复、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扩大党员队伍，就成为当时党面临的一项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同时也是开创山西抗战局面、坚持和争取抗战胜利的一个关键条件。

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党工作原则的指示》明确要求各地党组织：“党的工作与组织应适合于战时形势，加强地方党独立工作的能力。”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也强调，“必须十倍百倍地发展我党的组织，才能保证我党的领导”。

（一）北方局直接建党

中共中央北方局移驻太原后，根据不同情况恢复和建立党组织，指派一批党的领导干部到各地先挂牌，后建党；先建立组织，后发展党员，即派出一些特委、县委（县工委）的书记（或负责人），分头下到各地，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建党，推动了山西建党工作的快速发展。

为配合八路军分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相应地分区重组党的领导机构。1937年10月初，决定撤销中共山西工委，成立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张友清，副书记林枫，组织部部长李宝森，宣传部部长张稼夫，军事部部长黄骅，秘书长徐子荣。11月初，山西省委随北方局撤往临汾后，主要负责晋西南地区的建党工作和根据地开辟的领导工作。

晋西南地区一批学校师生等知识青年，在红军东征的影响和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感召下，从秘密进行革命宣传到积极要求参加共产党，成为当地革命的种子。北方局派往晋西南工作的干部，正是依靠这批积极分子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恢复党的组织，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7年11月，上级指示马佩勋领导建立中共晋西特委，马佩勋任书记，赵家声任组织部部长，王文达任宣传部部长。中共晋西特委派干部到各县，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建立合法组织。在原来有过党组织，后来遭到破坏但仍有一些党员坚持斗争的地方，他们就审查和联系原有党员，以他们为基础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在原来不曾有过党组织的地方，他们就在群众斗争中发现积极分子，举办训练班，发展新党员，然后逐步建立党的小组和支部。

（二）省级组织建党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山西工委积极适应新的斗争形势，着力改变工作方式，加强建党工作，不断加快恢复发展各地党组织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