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铁是太钢的“拳头”产品，从1954年到2004年，太钢已有半个世纪的纯铁制造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独特的生产工艺。我们的纯铁产品国内供应量约占全国总量的九成，用太钢电磁纯铁制造的产品行销海内外，赢得赞誉。

纯铁按用途分为电磁纯铁、电子管纯铁和原料纯铁。电磁纯铁是一种含铁量在99.5%以上的特殊优质钢，产品残余元素含量极低、纯净度高，因此拥有质地软、韧性强、易加工、电磁性能优异等显著特点。它主要被用作仪表中磁性元件和磁屏蔽材料、电器设备中的继电器、自动领航仪等磁性件。随着科技发展，在电器、电讯、电子、航空、航天等国计民生领域和国防事业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由于“三座大山”的压榨，旧中国工业极其落后，特殊钢生产根本无从谈起。

1949年，新中国诞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医治战争创伤、振兴国民经济。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朝鲜内政，悍然把战火燃烧到了我国边境鸭绿江边，妄图把我们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面对帝国主义军事上威胁、经济上封锁，全国人民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把高昂的爱国热情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之中。

这时，国家对钢铁，尤其是特殊钢材（包括纯铁）的需求极为迫切，电炉炼钢由于其具有可按所炼钢种灵活调整的独特优势，成为国家发展特殊钢工业的首选。在这种大背景下，全国第一次钢铁会议把太钢列为国家基本建设重点，决定在太钢建立以冶炼和锻造特殊钢为主的电炉炼钢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那是一个火红的年代，也是电炉炼钢部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岁月。1952年太钢电炉投产时，只有两台3吨电弧炉：一台是从青岛纺织机器厂拆除调入的闲置电炉；另一台是新中国成立前曾经想在石景山钢铁厂安装却没有安装、只有炉壳却找不到变压器的炉子，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在库房杂货堆中寻找到变压器才安装起来。1954年我们又从唐钢调来两台二手8吨电炉。

那时我们面临设备简陋、工人的操作繁琐、劳动强度大、员工文化技术程度又普遍偏低的难题；我们要排除高温、煤烟、粉尘、噪音等有害环境因素造成的困扰；我们还要担负起老厂改造（电炉扩容、提升机械化水平、改善环境等）、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推广、新产品试制研发和企业管理等繁重的工作任务。

特别应当提到的是，这期间，一些与我们并肩工作、朝夕相处的老同事、老领导、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为了实现特殊钢富国强兵的理想、为了中国早日制造出优质的电磁纯铁，他们兢兢业业、呕心沥血、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中国特殊钢史留下了他们的足迹，铭刻了他们非凡的业绩。

我毕业于国立唐山交通大学冶金系。1949年3月，上海解放前夕，我在交大（当时唐山交大被迫南迁上海），由两名中共地下党员（闫涛、胡竞嵘）介绍，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我在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的“第二条战线”斗争中，经受了风雨的考验。

1951年，我被分配到正在筹建中的太钢电炉炼钢部。组织上非常重视我们这些年轻科技人员的教育、锻炼、使用和培养。1952年我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我从实习技术员做起，后来任电炉炼钢部值班主任、生产副主任。1956年，电炉炼钢部更名为太钢第三炼钢厂，我担任生产副厂长兼主任工程师，“文革”期间我被当作“白专道路的典型”，被揪斗、下放劳动。重新工作后，我任太钢科技处副处长兼太钢“两板一片”办公室主任，该办公室具体负责打通电炉→AOD炉→开坯→炉卷热轧→冷轧成材不锈钢特殊钢生产线。为了抢回十年造成的损失，我虽已年过半百，却不分白天夜晚坚守生产一线，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我在太钢一线工作30年，在山西冶金科技战线奋斗半个世纪，亲身经历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电磁纯铁从无到有、从初始试炼纯铁（初始试炼阶段，电磁纯铁一般简称“纯铁”）到研发电磁纯铁，亲眼见证了把太钢一个年产钢万吨的普钢厂改造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国大型不锈钢特殊钢联合集团、成为全国电磁纯铁主要生产基地的巨变过程。

“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的预言，今天已经成了事实。

1954年以前，国内使用纯铁全靠进口。显然，依赖进口远远无法满足国家发展需要。人要自立、国要自强。为国家造纯铁，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我们开始寻找生产纯铁的切入点和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