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闷热潮湿的上海到一千公里外的天津，虽然也是夏日时节，却有一种秋高气爽的错觉。当地人说，湿度超过百分之三十，他们的体感就是黏糊糊的了；而对于每年都要经历漫长梅雨季节的江南居民而言，这大概已经是极为舒适的指数了。天津和上海在城市氛围上有许多相似，城市审美规划植根于曾经华洋杂处的历史。比如站在世纪钟广场看解放路桥，这一段海河的景致与黄浦江上的外白渡桥、浦西外滩的建筑群犹如姐妹花。上一座给我相同感觉的城市是英国的利物浦。在出行都靠导航精准定位的时代，我却在天津小小迷糊了一把。输入著名景点“小白楼”，司机居然将我们送到了一个幽静的住宅区。好嘛，几经询问沿街商铺，才明白过来，“小白楼”其实是一个区域，是曾经的美国租界，关于这一称呼的来源也是五花八门，可能是因为某一栋建筑得名。而自己误将纪录片《鸟瞰中国》里出镜率最高的天津音乐厅当成了“小白楼”！还好，音乐厅距离不远，再走两个街区就到了。

站在充满欧式古典建筑要素的音乐厅前，这大概是我感受到天津骄阳似火的一刻。在音乐厅的斜对面，也有一座不容忽视的建筑，白色风琴状，顶部赫然在目的是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K”，下方则是红色中文楷体的店名“起士林”，还配上金色的英文“KIESSLING RESTAURANT”。看到这三个汉字，就会想起张爱玲那篇鼎鼎大名的起士林推文，那些个拉响她味觉警报的新鲜出炉的美拉德香气。起士林由德国人阿尔伯特·起士林（Albert Kiessling）以自己的名字创办于一九○一年。走入店内是一段铺着红地毯的大理石阶梯，围绕着精致的镂空金属栏杆，视线前方是竖排的“起士林”三字和绿色的二楼楼板。虽然这段阶梯很短，还略带旋转，却让我通感到了埃尔米塔什博物馆的约旦阶梯，都有绿色，都是进入“参观”的必经之路。二楼餐厅的布局不说是富丽堂皇，那也是非常“出片”，祖母绿色的墙面、酒红色的皮座椅、水晶灯、蜡烛台、玻璃镜面装饰，要不是服务生“地道”的天津口音将我拉回现实，我又要开始遐思了。十一点多的光景，窗口位已经满座，大部分是老年人，和上海的海派西餐厅一样，主打一个怀旧的情结。店内的招牌菜是罐焖牛肉，这可不是什么罐头食品，而是盖有酥皮的俄式牛肉汤，绝对是补充能量的佳品。

餐厅的隔壁是起士林西饼屋，贩卖的商品对上海人来说都很熟悉，水果蛋糕、哈斗，以及各种在今天的健康饮食中饱受诟病的植物奶油类酥皮点心。“KIESSLING”，我仔细读了一读，怎么和上海的凯司令发音这么像！虽然小时候我一直以为“凯司令”是“凯瑟琳”（Katherine），难不成两家以“K”字为商标的中华老字号还有什么关系吗？

一

第一反应自然是打开上海凯司令的主页看看。在“品牌故事”一栏，清晰地传达了这么几个观点：第一，凯司令是中国人（林康民、邓宝山）自己开设的第一家西餐馆（1928年），打破了洋人垄断上海西餐业的局面；第二，命名来源于“纪念北伐战争胜利归来的将士”，类似于“凯旋的司令”；第三，蛋糕的裱花技术一流，源于一九三二年凌庆祥与他的“左右手”长子凌鹤鸣、次子凌一鸣的加入；第四，“文革”期间，凯司令曾更名为“凯歌食品厂”，一九八一年恢复原名，一九九六年定名为“凯司令食品有限公司”并将厂房从石门二路搬迁至纪念路。

不过，这将近六百字的介绍显然无法令人满足，其中仍有许多语焉不详之处。在我继续挖掘的过程中，各种坊间传说纷至沓来，有说是“kiss”灵，有说是源于德语“奶酪”（Käse）的读音，搞得人晕头转向。迷惘之际，我在上海社科院上海品牌发展研究中心的网站上发现了另一篇较为详尽的文章。关于凯司令的命名，除了和北伐战争有关，还可能涉及对获得一位司令的担保而拿下店铺门面，表示感谢之意，这点与程乃姗回忆上海的文章中的一些信息一致。有趣的是，上海品牌发展研究中心的这篇文章里，还有专门的段落讨论了凯司令与起士林的关系。

其实我在搜索起士林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已经发现，二○二二年就有热情的天津人民写出了《起士林真相考》，并在天津的广播台分七次播出，其中有一部分的篇幅同样讨论了起士林和凯司令的关系。他们的结论是，上海的凯司令是天津起士林的山寨版。主要理由有三：第一，是一张摄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老照片，上面凯司令的英文标识为“Keissling”；第二，是据说有相关文件记载当年起士林曾状告凯司令仿冒招牌；第三，是说凯司令的招牌点心栗子蛋糕中用到的栗子是天津的特产。关于最后一点，作者还举证日本贩卖的栗子小零食都会标上“天津甘栗”的醒目字样。需要注意的是，在日语中，大闸蟹被翻译为“上海蟹”（上海カニ），而不是以“阳澄湖”冠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