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J. M.库切，出版了“‘外省生活场景’三部曲”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夏日》。在这部备受关注的作品里，库切将小说主人公以“死者”的形象呈现，并假托传记作者文森特的寻访，铺陈出了他与多位女性不为人知的情感往事。《夏日》的文本探索可谓惊世骇俗，评论界甚至认为，库切在这本颇具自传意味的小说中，大张旗鼓地把主人公设置为“死者”，既是有意建构起一幕对人生全景的自我审视，也是别具心裁地官宣写作生涯的“封笔”。好在评论界的推断被迅速证伪，库切又接连创作出多部代表作品，并在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波兰人》（2023）中，用更为深邃也更加动人心弦的笔触，重拾起十四年前“凝视死者”的叙事架构，让情事的主角比阿特利兹直接当起寻访者，牵引出那些堪称隐秘的经历和关系、情感和心境。

一

毋庸置疑，库切从来都是一位不加掩饰的自省者。在文论中他多次声称“所有的写作都是一种自传”“你写的每一样东西，在被你书写的同时也在书写着你本人”。在他早期创作的长篇小说《男孩》（1997）、《青春》（2002），以及近年来发表的短篇小说《谎言》（2011）、《老妇人与猫》（2013）、《虚荣》（2016）中，库切甚至直截了当地为主人公取名“约翰”或者“约翰·库切”—作家的原名；而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2003）、《慢人》（2005）等小说中，主人公科斯特洛虽说是一位年迈偏执的澳大利亚女作家，但也不难让人断言，她就是库切的化身。

相比之下，《波兰人》对主人公的设置则显得有些“欲盖弥彰”。男主人维托尔德的出生地和居住地都在波兰，而不是库切先前小说中时常出现的南非、英国、澳大利亚（这些都是他出生、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人设是一名古稀之年的钢琴演奏家，也不是他在《彼得堡大师》（1994）、《凶年纪事》（2007）、《夏日》等小说中屡次塑造的知名作家；钢琴家奔波于世界各地演出，甚至还主动“讨活”，而现实中的库切不仅两次缺席布克文学奖典礼，就连诺贝尔文学奖颁奖仪式都差点儿爽约，可以说是个彻头彻尾的“淡人”。

然而，即便有着上述诸多“违和”，维托尔德的形象和言行还是几乎全都指向库切本人—“一头浓密的白发”“大波浪烫得有些夸张”“布满皱纹的脸”“不光高，还很壮”，如此零零碎碎的外貌描写，简直就可以拼凑出一张库切的剪影；男主人公中年后单身独居，仅有一个女儿还似乎不那么亲近，这些家庭生活的细节，也和库切本人不谋而合。此外，小说中一些看似一笔带过的情节设置，都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作家本人及其作品。比如，女主人公比阿特利兹对维托尔德“身上似乎散发出一种禁止闲扯的气质”的评价，很容易让人想到那句时常被引用的采访，“若是请他出席晚宴，他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可以把整个房间的生气都给吞下去”；又比如，她对维托尔德“难道他找的是这个，想要母爱”的戏谑调侃，也让人勾连到库切在《男孩》、《夏日》、《耶稣的学生时代》（2016）等小说中，充满争议的恋母和仇父情绪。库切直面这些或褒或贬的评价，还若无其事地翻腾出来自嘲，不可谓不是一种伟大作家的直率和坦诚，似乎来不及等到读者发问，库切就满不在乎地承认：“没错，在《波兰人》里，我要写的还是我自己。”

回溯既往的作品，库切虽然多次引导小说主人公在音乐中找到救赎，但却从未塑造过任何以音乐为职业的主人公形象。《波兰人》中的维托尔德“以演奏肖邦作品而闻名”，但“他演奏的肖邦完全不浪漫，反而更接近朴素，把肖邦变成了巴赫的承继者”。对此，他自己的解释是，这才是“新兴的、符合历史真实的肖邦演奏”。“肖邦”与“浪漫主义”紧密相连，有如巴赫一般节奏平稳而严谨的肖邦，是否还能够称之为肖邦？又是否还是大众认知中的肖邦？女主人公比阿特利兹的担忧不无道理，当维托尔德表演结束之后，收获的仅仅只是观众“礼貌但不热情的掌声”。小说中还有一个细节，比阿特利兹寻访到了维托尔德的旧宅，在后者的钢琴盖上，见到的不是男主人公“衣食父母”肖邦的照片或塑像，而是一尊巴赫的石膏半身像，多少有些令人咋舌。小说对巴赫的提及仅此两次，但每一次都在制造叙事的矛盾和冲突，这当然也是库切的影射，将“理性巴赫”深植于“感性肖邦”，同样呼应着维托尔德在音乐圈子、感情世界、父女邻里等各种关系中，到处受制、碰壁的不合时宜。

《波兰人》以“肖邦”为切入口，想必并非库切的心血来潮。小说里，巴塞罗那音乐圈里的埃斯特尔向维托尔德发问：“为什么您的同胞弗里德里克·肖邦会选择离乡去国，到法兰西生活？”维托尔德的回答是：“肖邦要是活得再久一些，肯定会回波兰……年轻人留在故乡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