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雉于飞，泄泄其羽。

我之怀矣，自诒伊阻。

雄雉于飞，下上其音。

展矣君子，实劳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

道之云远，曷云能来？

百尔君子，不知德行。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邶风·雄雉》

诗三百，仿佛是一片古老的原始森林，而数千年的诗经诠释学，则可以视为林中路。在林中，有一些被众人踩踏出的大路，也有一些少人问津的幽深小路，但再多的道路也无法覆盖全部森林，这是林与路之间的辩证法。然而，来到这森林里的大多数人，只是游客，他们在各条现成的带有指示牌的道路上简单地漫游一番，拍点照片，再摘取少许路旁的野花和树叶，就心满意足地离去了。只有少数人，在探索完这些已有的林中路之后，依旧还能把道路视作森林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他们想探索森林的秘密，就得既熟悉林中路又敢于脱离它们中间的任何一条。他们的信心在于，不管他们走到这片森林的什么幽暗之处，都能看到人类的痕迹。

诗有本事，有心事，本事多不可考，也不必考，毛诗小序不过是聊备一说，而心事却可古今贯通，上下体证。所谓“瞻彼日月，悠悠我思”，恰是诗的读法，读诗就是去观望体察那一方写诗者的日月流转，再让自己的心思一点点与之相连相续。孔子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诗之所以能够教我们温柔敦厚，是因为我们相信，那些无名的先秦诗人的性情就是温柔敦厚的。

《雄雉》一诗，旧时多认为是妇人思念远役丈夫之作，且在思念之外又有怨刺与规诫。但深究末章的语气，明清学者陆续有疑义，如钟惺就认为“此圣贤学问之言，非妇人言语也”，牛运震《诗志》更指出，“《雄雉》优柔婉转，正大深厚，闺阁之诗少此气体”。姚际恒《诗经通论》也认为，“集传则谓‘妇人思夫从役于外’，按此意于上三章可通，于末章‘百尔君子’难通，故不敢强说此诗也”。他觉得讲不通就不强作解人，我觉得这个态度非常之好。但他挡不住其他很多学者即便讲不通还在继续讲。比如，程俊英《诗经注析》就把这首《雄雉》和《诗经》中其他的思夫诗比较，并表示，“（《雄雉》）末章忽以教训说理作结，不但索然无味，连前面的意境也一并破坏了”，这就有点过分了。因为这首《雄雉》本就未必是一首闺思诗，你怎么能先认定它是闺思诗，然后用闺思诗的标准衡量它，再说它不如其他闺思诗呢？到了袁行霈的《诗经国风新注》，他一方面看到《诗经》描摹女子思夫之诗句，尤其是提到“君子”处，都是款款柔情之语，迥异于《雄雉》末章，但另一方面，他又迅速将《雄雉》末章出现的语气变化解释为妇人的“嗔怨”，他觉得这样疑义就“尽可消除”了，而我们却只是多了一分嗔怨。

因为这里面的关键不在于猜测妇人是什么样的妇人以及她会选择什么样的语气，而是要面对文本呈现出的实证。末章“百尔君子”的表述，不是古典时代妇人的表述习惯，这和她是否嗔怨毫无关系。“百尔君子”，其中“百”是一个泛称，类似于《小雅·雨无正》里的“凡百君子，各敬尔身”，后者是士大夫指称朝廷群臣的说法，可以反推《雄雉》的“百尔君子”或也类似。这一点，清代许伯政的《诗深》讲得特别清楚明白：

细玩诗情，全非闺思。尝合《小明》参观之，盖即行役之大夫所作。如“我之怀矣”二语，与“心之忧矣，自贻伊戚”相似；“展矣君子”二语，与“念彼共人，睠睠怀顾”相似；“瞻彼日月”一章，与“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还，岁聿云暮”相似；“百尔君子”一章，与“嗟尔君子”两章惓惓勖望尤相似。且妇人称夫曰“君子”，而泛及于“百尔”，古人修辞必不若是之牵混。至于称朝臣为“百尔”，则经史所载颇多。其以雄雉起兴，取其耿介文明，脱然尘网，而叹己之不如。风刺之意最深婉，且与“不忮不求”之意相引也。

许伯政以《小雅·小明》解《邶风·雄雉》，诸多疑难涣然冰释，后来吴闿生《诗义会通》几乎全袭其义：“今详味诗旨，当是征士思归，以道自慰之词。‘展矣君子’，引古贤者以自证也。末章归本德行，而结以不忮不求，其意尤高。乃圣门叹诵以为微言者，非徒寻常男女怨旷之思也。此诗与《小明》极相近，‘展矣君子’二句，犹云‘念彼共人，睠睠怀顾’也。末章即彼诗末二章之意。观彼篇即知此诗旧说之误矣。”

许伯政的《诗深》在民国时还是《诗经》研究者的必读书，但今天可能已经没有太多人知道了，刘毓庆虽然在论文《〈雄雉〉：和平的呼唤》中引用了许伯政的这段阐发，却仅仅视之为诸多新异之说中的一家，丝毫不以为意，他对《雄雉》末章的理解是，“对战争罪恶的痛斥和对和平的呼唤”，这显然不是从诗歌文本中得来的，而只是面对毛诗小序（“刺卫宣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