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蒋彝（1903-1977）的作品，是在香港罗忼烈先生的“两小山斋”。罗先生有一本珍藏多年的册页，册中有十位名家的字画，印象中有蒋彝、刘海粟、饶宗颐、冯康侯、柳存仁、周策纵、张充和等人。蒋彝画的是熊猫。以后陆续读到蒋彝的各种画记，知道他是“可口可乐”一词的译者。蒋彝与熊式一、林语堂并称双语写作的三剑客。而今林语堂声名远播，难得的是郑达为蒋彝与熊式一都写了传记。《蒋彝和他的文友》一书的编辑，则重现了那个时代旅居海外华人的朋友圈。蒋彝在《重访祖国》中说：“只有亲身经历过流亡放逐的人才能理解我的遭遇。”而他为英妮丝《英译唐诗三百首》所作的前言中说：“在中国的盛唐时期，各地之间通信交通不便；儒家家庭制度下，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归鸟。每一个人都依附于家庭，家庭生活高于一切。如果家里有人非得离家远行，他会真切地盼望早日重返故乡。”蒋彝经历漫长的西游，重返故乡，既是奋斗史，也是心灵史。

一

一九○三年，蒋彝生于江西九江，字仲雅。他的父亲蒋和庵是画家，哥哥蒋笈是诗人。在哥哥蒋笈的鼓励和资助下，蒋彝考取了南京的东南大学。一九二五年，蒋彝大学毕业，获得理学士学位。毕业后，蒋彝去了上海，遇见东南大学的校友严济慈。严济慈在真如的国立暨南大学任理工学院院长，听说蒋彝还没有工作，便请他到暨大教无机化学。

一九二七年，陈调元被委任为安徽省主席，上任途中，经过上海。熊式辉向陈调元举荐蒋彝。蒋彝辞去教职，坐船到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安庆，拜访了陈调元。不久后，安徽省政府简任蒋彝为芜湖县县长。

蒋彝当过芜湖县县长、当涂县县长、九江县县长，目睹了百姓的穷苦与政府的腐败。他回忆：“我越来越沮丧。每次看到路上饿得半死的乞丐，我就想起以前唐朝大诗人杜甫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那是描写好多年之前的事，为什么在二十世纪我国的百姓依然同样受苦？”

蒋彝给在英国的朋友罗长海写了一封长信：自己不做县长了，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罗长海是蒋彝的中学同学，正在伦敦学习政治学，马上回信，鼓励蒋彝去英国。

二

一九三三年六月，蒋彝到达伦敦，留下妻子曾芸一人在家照顾四个孩子。在罗长海那里住了约一个月后，蒋彝搬到汉普斯特德上公园街五十号，与江西老乡熊式一合租。

一九三四年，熊式一的《王宝川》出版，蒋彝为这本书画了十二幅线描插图。熊式一乐滋滋地向蒋彝承诺：“蒋兄，今后咱俩合作吧，你就专门为我写的书画插图。我出了名，你也有一份。”蒋彝擅长书画，却从来没有打算一辈子为别人画插图。熊式一的一席话，令蒋彝暗下决心，争取写作出版自己的作品。

蒋彝初抵伦敦时，只知道不多的几个英文单词，他发奋提高英语水平。一九三四年一月，他成为伦敦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学生，五月，免考进入硕士班。

在伦敦，蒋彝醉心研究东西方艺术：“中国艺术的技巧主观、空灵，强调人类感觉与自然的和谐。相反，西方的艺术，我称作客观、戏剧化，它想用人类力量控制大自然。从西方这些特点，衍生出现实主义和人体的理想化。西方艺术家喜欢控制人体形式，赋予所有的雕像类似阿波罗或维纳斯那种优雅、力量、完美。日常生活中习见的光和触目的色彩，他们力图重新表现出来。这就是东西双方艺术最根本的差异。在东方，我们不在乎形式上的对称或者理性的布排……我们设法在自然形貌中注入精神，我们接受那些物性的原貌，不作任何粉饰美化。”

一九三四年十月起，蒋彝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临时中文教师。老舍、萧乾、刘若愚等人也曾在东方学院担任中文语言教师。一九三五年七月，远东系任命蒋彝为全职附加讲师。

百灵顿画院准备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举办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麦勋书局想请蒋彝写一本介绍中国艺术的书。蒋彝当时英文程度甚差，关键时刻得到英妮丝·杰克逊的帮助。英妮丝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一九三四年秋在东方学院攻读古代汉语，是蒋彝“初级古代汉语”班的学生。两人在上公园街蒋彝的公寓工作了几个月，英妮丝帮蒋彝润色英语，经常工作到深夜。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蒋彝的《中国画》（The Chinese Eye）出版。熊式一作序：“此书作者对绘画的历史、原则、哲学的处理，深入浅出，读者既获益无穷，又其乐融融。这本书不算厚，谢天谢地，也不是一本学术巨著！蒋先生写出了这么一本毫不枯燥、毫无学究气的中国艺术专著，仅此而言，作者和读者都值得大大庆贺一番。”

三

东方学院图书馆中关于中国的图书，蒋彝浏览后，发现大部分作者根本不了解中国。他们的作品颇为畅销，但其中的错误、武断之处很多，因此散播了偏见和谬误。蒋彝萌发了一个念头：用英文写自己在英国的游历和经验，用中国画法来表现英国的风土人情，不去特意表现负面的内容，着力于个人的观察心得，也许可以改正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观念。他佩服徐霞客，童年时代读过《徐霞客游记》，曾立志要做“徐霞客第二”。现在，他希望着重于发现“各民族之间的相似之处，而不是彼此之间的差异或者搜奇抉怪”，希望把中国客观地介绍给西方，以此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