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长大成人，离开家乡，一条名叫扑通的狗来到我父母身边，替代我陪伴他们。它打乱了我们多年来的家庭规则，但谁又能想到，一条狗也许就能占据空巢老人的内心一角。

一

我有一条名叫扑通的小狗。三年前，它随我去了首都机场，在出租车上朝司机卖萌，在航站楼呼啸来呼啸去，玩累了趴在行李箱上和我玩自拍。扑通错认为这是一段美好的度假时光，但它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塞进了航空托运箱，称完体重后沿着传输带渐渐远去，被陌生人们拎起来，最后放置在机舱内一个黑暗角落。两个半小时后，它离开北京抵达我南方的家乡。

那趟旅程导致扑通落下了严重的心理疾病：只要坐上车就会浑身发抖哼哼唧唧，看到行李箱就尿裤子。

我把扑通送回了老家，这个决定实属无奈。那一阵子我出差得实在太过频繁，扑通作为一条狗，却特别地怕狗怕猫，甚至是毛绒玩具。根本没办法放心把它寄养在外。

在此之前，我从没想过扑通有一天会回老家。我爸爸曾经是坚定的“反养狗人士”，横跨大半个中国，也没能阻扰他对我养狗的干涉——“养什么狗？不可以！”无论我什么时候提议养狗，他都不说理由，反对得干脆利落。

我先斩后奏有了一条狗。爸爸因为这件事和我怄气了好几个月。每次和家里通电话，我不得不捂住扑通爱吆喝的嘴，以免爸爸的各种不满从话筒里倾泻出来。

我妈妈曾经是个“毛状小动物恐惧症者”。我从小就知道她害怕一切带毛的小动物。巴掌大点儿的狗，她看见了都远远绕路走。

她在北京和扑通短暂地相处过半个月。头三天，她们俩总是相视而过，一副“好巧你怎么也在这儿”的模样。第四天，我试着把洗干净的扑通放入妈妈怀里，她吓坏了，全身僵硬，动也不敢动。

但在我试探性地提出把扑通送回老家时，爸爸却表现出了奇怪的大度。“只要不影响你工作，可以商量！”他回应说。妈妈则克服了她的动物恐惧症：“你没时间养，当然是我们来帮你养啦，快接回来吧。”

爸妈这一妥协显然出于“为我好”的原则。但对于扑通来说，在黑暗寒冷的航空箱里，它还不知道自己要面对怎样不确定的狗生。漫长的两个半小时，也许它嚎叫得喉咙嘶哑，几度哭晕在航空箱里。从旋转行李带被取下的那刻，扑通一改往日的娇气，乖乖地跟随在我身边，不要求抱也不呜呜叫。南方的初冬像春天一样，扑通的大耳朵被暖风吹得忽闪忽闪，我开始想象它未来的家庭生活。

二

我出生在南方小城一个普通的三口之家，妈妈是最典型的闽南女子，任劳任怨，小时候我总觉得她是太软弱，白天工作晚上加班，还要按时按点干完所有家务，几乎每顿饭端上来，爸爸都能挑出毛病。爸爸则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从来不进厨房，不亲手洗一件衣物，没拖过一次地板。他只要回到家里，就会坐在阳台边上看报纸，永远看不完的报纸。

我的童年似乎很单调，回忆起来，除了坐在教室里上课，就是在家里的一日三餐，没有任何波澜。每天早上，妈妈五点多起床做饭，我的营养早餐是一大碗粥一大碗牛奶外加一个鸡蛋。十几年来，我每天都会趁妈妈不注意把牛奶倒在马桶里，她至今都没有发觉，也不知道我一喝牛奶就会拉肚子。

中午，我们一家三口会安安静静在餐桌上吃饭。妈妈偶尔会捡起单位里的琐事来讲，但太过于琐碎以致于我经常想不起她单位里有哪些人发生了哪些事。后来，单田芳拯救了我们的午餐，每天中午一家人边吃饭边听单老师讲故事。

单田芳的声音是从我们家那台古董收音机中传出的。那是上世纪80年代爸妈结婚时置办的家用电器之一。爸爸对任何东西都是过于精心保养，比如为保养空调而不开空调，热水器不能调超过55度，晚上八点后才能开电视，我们家的电器进门后就没有坏掉的。我一直都希望那台19寸的迷你电视机赶紧坏掉。虽然我被规定每个星期只有周六晚上才能看两个小时的电视，但我总觉得它小得让我看不清楚屏幕里的人脸。

家里的洗衣机和电冰箱也都是父母结婚时候置办的。有一次我在一家博物馆看到了同样的产品，躺在上世纪第几代电器的区域中，可在我家里，它们还没有退休。

我们的晚饭总是和新闻联播同步，收音机里的整点报时一响，妈妈就会仪式感般把所有的菜都端出来。在晚饭桌上，爸爸通常以提起建国议题才用的口吻提及我的学业，他似乎两相为难，既不想每天婆婆妈妈地问我学校发生的事情以保持家长尊严，又想以家长权威表示一天的关怀。学校里自然不会发生任何可以和家长们分享的事情，我常常含含糊糊地混过去。直到新闻联播结束，这顿晚饭才算吃完。

爸爸是个作息严格、规矩很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