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聂耳逝世引发文艺界哀悼

1935 年7 月17 日，聂耳于日本不幸溺水身亡。消息一经传入，即获新闻界广泛报道，各大报刊先后刊登了聂耳逝世的消息。上海电影界人士随即发起沉痛哀悼，聂耳生前同仁、亲友等纷纷发文悼念。部分电影界相关报刊专门开设了“聂耳纪念特辑”用于刊发纪念聂耳的悼文，其中最早发声的是半月刊杂志《电通》。《电通》第七期（1935 年8 月16 日）开设了悼念聂耳专号。该专辑卷首语“我们谨以至诚追悼我们的朋友，现中国划时代的乐曲作者聂耳先生”表明此刊目的。该刊刊发了唐纳的《给亡友聂耳》、许幸之的《悼聂耳》、郑君平的《悼聂耳先生》等13 篇好友悼念文章。在《纪念我们的死者》一文中说到：“本期的《电通画报》，可以说是一个不幸的专刊，我们为了响应电影界和文化界一百余人所联名发起的聂耳先生追悼大会，我们在短期内尽量搜集了一切关于聂耳先生生前知己和他的音乐听众的哀悼文字，我们将这一辑不幸的专刊，在它的广大读众间，为我们的死者，留下一个永久而深刻的悼念！”联华影业公司的《联华画报》，于1935 年第6 卷第4 期也刊登了大量悼念聂耳文章。此外，上海的电影杂志《青青电影》，大量报纸，如《大美晚报》《申报》《新华日报》《大公报》《立报》等，也报道了聂耳逝世的消息及相关追悼活动。

聂耳逝世还引发了诗歌界的关注，由雷石榆编辑，诗歌社发行的诗刊《诗歌》于1935 年第1 卷第4 期设“聂耳纪念特辑”专栏，刊登了郭沫若、洪遒等人的悼念诗词，还原了一个丰富鲜明的聂耳形象。

二、20世纪30年代悼文中的聂耳音乐评价

1935 年7 月，聂耳逝世的消息首先在上海电影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发表在《影视年鉴》中，题名为《艺坛又一损失，聂耳在日本海浴场溺毙》的文章将聂耳与阮、郑二人之死一齐视为中国影坛的重大损失。刊登在《明星（上海1933）》题为《悼聂耳先生》的文章说：“这两位（郑正秋、聂耳）艺人的逝世，对中国电影界实在是一笔重大的损失！”[1]发表在《人生旬刊》的文章《悼聂耳记》评价道：“我国青年作曲家聂耳在日本被溺去世以后不到一个月，一个空前盛大的追悼会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举行了，已故名演员阮玲玉女士及名导演郑正秋先生地下有知，当自愧不如。”[2]聂耳被电影界视作同行或圈内人，评价颇高，他的早逝也是电影界的巨大损失。

聂耳歌曲也被视作“新兴音乐”，“影片上所用的歌曲，大都是些流俗的、颓废的靡靡之音。他的清新动听的歌曲，扫荡了萎靡不振的空气，他供给了电影观众一服音乐的清凉剂”[3]，《人生旬刊》第五期《悼聂耳记》中说到：“他们承认聂耳是摧破‘花呀月呀，哥哥妹妹’的黎锦晖派音乐的急先锋，同时，又是创造新的群众音乐的尝试者”。[4]当时黎派音乐盛行于大街小巷，以其“香艳肉感”的音乐风格深受市民阶级追捧，直到聂耳之风吹入，音乐界的气象得以焕然一新。

聂耳创作的音乐被誉为“健康、向上”的音乐，走出了一条“表现人民自己痛苦”，“使音乐艺术为人民服务”的新路子。孙慎在《聂耳我们的先驱》一文中说到：“聂耳所给予中国人民的贡献的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把音乐这一艺术从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成为人民自己的艺术，一句话，使音乐艺术为人民服务就是聂耳所开辟出来的康庄大道。”[5]聂耳好友张鹤则认为：聂耳的音乐是对黎氏的“淫调”放了一个进攻的大响炮，第一次创造了新兴音乐的内容形式的雏形。在这部分评价中，聂耳音乐被冠之以“人民音乐”，其形象也与“为人民服务”的先锋者初步关联。

虽然有不少人在评价聂耳的歌曲创作时，直言不讳其歌曲技术方面。但总体而言，都在肯定他音乐创作上“迈向大众化”的里程碑的意义。如郑君平在《悼念聂耳先生》一文中指出：“不管他的艺术怎样不成熟，遗在大众化的道程上他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里程碑。”[6]虽然聂耳的歌曲艺术并不完全成熟，但聂耳的歌曲却具有里程碑式的积极意义。孙慎认为，他的歌曲具有健康明朗的风格，是积极向上的、慷慨激昂的。其次，他曾收集了和研究了许许多多的民歌调子。他从来不在形式上去做模仿，表现在他的作品中的便是唱起来易于上口，听起来感觉亲切。吕骥也认为：“他既不像一般人囫囵吞枣将两洋歌曲贩到东方来，也不是以乡间民歌一类的小曲，来换头改面。”上述文章具体地指出了聂耳音乐在迈上“大众化的道程”中所做的努力，包括音乐风格上的转变、与民间音乐艺术的结合，这些做法都给予了未来走在“音乐大众化道路”作曲家们以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