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正在家里看电视，老家将军寺村支书老汪叔打电话说：“我来城里了，你在哪里住？找不到你家了。”幸好以前回老家时加了微信，我赶紧给他发了个定位，随后又发了几个字：十三楼东户。二十分钟后，听到楼梯处有人在说话：“是这里吧？”另一人附和道：“是，以前我来过，好像就是这儿，这不是门口还有小孩子画的恐龙吗？”我知道老汪到了，就起身开门。人还没进来，提溜着的红薯和粉条先进屋了，老汪随后进来，后面跟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头发乱蓬蓬的，黄黄的。
我客气说：“叔，来就来了，还带啥东西？”
“也没带啥，自家种的红薯，打稀饭吃起来面着哩。这是我侄子。”他转过身子，“快喊叔，你这孩子怎么不说话？”那“黄毛”低声地喊了一声“叔”，也不客气，一屁股坐下来，低着头开始摆弄手机。手机里的世界确实诱人，有时候他也拍拍照照、录些视频，我感觉现在的孩子都是让手机害了。我给老汪叔让烟，老汪接过，双手捂兜子，在裤兜子里找到了打火机，啪啪打了几下，火没着，甩了甩又打了一下，打火机才着火。
前几年老汪找过我一次，当时我正在开会，电话响了，是个陌生号，我没有接。电话又响，我又没有接。电话再一次响的时候，我气呼呼接了，以为是推销电话，还没有骂出去，电话里一阵着急的声音：“我，我是你汪叔，将军寺村的。”略停了一下，继续喘着粗气着急地说：“车被查了，你赶紧想想办法，拉的一车白萝卜送不出去。”在城里我也不怎么认识谁，车违规要找交警，平时和他们也没有什么交集，想不到要找谁。
想了半天，我才想到了单位热心人太极拳师程书，他认识的人多，我赶紧给他打电话。说明情况后，程书马上说：“你等我消息，我问问。”不一会儿，程书回过来电话说：“你给李队长联系，去找他，带上钱。”他还特别交代别少了礼路。我连忙把电话发给老汪，又把电话拨打过去，特别安排一番，带上几百块钱。一个小时后老汪来电话说：“解决了，花了三百块钱。”电话里他一个劲儿表示感谢，“多亏了你，要不肯定要耽误事儿。”我心里一阵难过，也没帮上什么忙，凭空还让他花了那么多钱。那年过年回家，听村里人夸我可有本事了，在城里遇到事了也就一个电话。我听了，心里一阵惭愧，不敢正眼瞅别人，心里虚得慌。
这次不知道有什么事，我等待着老汪说话，不知道他要干啥。“黄毛”依然在玩手机，两人谈话跟他没关系，他像一个局外人。老汪说：“你现在得回老家一趟，主持主持村里的大局。”我笑了，吐了一口烟说：“我能主持什么大局？还非得要我回去。”老汪面色凝重，烟也不吸了，手夹着剩下的半根烟：“你老曾奶奶不在了……”
屋子里的表“嗒嗒”向前走，停一下，又往前走。我心“咯噔”一下，为老曾奶奶感到遗憾，好人不长命呀！上次回家看她，身体还算好，记得当时老曾奶奶为了证明身子好，她拄着拐杖还往前刻意走几步，开玩笑说：“我还能再活一百年哩。”这才有多长时间，怎么说没就没了？
叹了一口气，我压低声音说：“汪叔，谢谢你看得起我，我一定回去，但主持大局还是让别人吧，我不够格。”
“你看你这孩子，我说你够格你就够格！其实，你还有个重要的任务——要打电话找人。”老汪叔身子坐正，一动不动，拉长了脸，眼睛直盯着我。那声音异常严肃，不容许有任何改变的余地。
二
给媳妇打电话说明情况，简单在家收拾一下，我就和老汪叔回老家了。县城离将军寺村不远，“黄毛”开着面包车速度很快，车像一匹奔腾的小马在柏油路上飞跑，路两旁的树一棵接一棵往后移动。我呆坐在车里，一动不动，两边的风景向后都化成了历史，刷刷的景色在我眼前闪过，一棵树又一棵树，一个场景又一个场景。真的，我想老曾奶奶了。
老曾奶奶年龄好记，今年应该有七十四岁了，她与共和国同龄。将军寺小学走出来的学生都知道，当初多亏曾老师和丈夫张军老师，方圆十来里的孩子才能上成学。那时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军老师还是民办教师，他吃过没知识的亏，看到学校破烂不堪，就下决心要把学校建好。张老师和曾老师白天给学生上课，夜里还在月亮光下做砖坯子烧砖头，下决心一定要盖好学校。那年夏天雨下得比较紧，路上的泥路遇上水，人站在上面像抹了油一样滑，他们在拉砖时刹不住车，架子车翻了，当时就砸在了将军寺沟里，张老师倒在了血泊里。曾老师和闺女拉着张老师赶到镇上医院时，一切都晚了，张老师还剩下一口气就是咽不下，看见母女俩无主的样子，眼睛里滴出了泪：“学校……建下去，那是村里的命。”曾老师点点头，闺女趴在一旁嗷嗷直哭。
后来，曾老师多次对村里人说：“他的命就是我的命。”张老师走后，曾老师没有离开将军寺村，她留了下来，继续建学校，她要完成任务。学校总算建好了，那四间房子费了不少周折，曾奶奶从此腰也弯了下来，再也直不起来，但她当老师却是好老师，学生们都听她的。
那时候，我家里穷，经常去放羊，其实也就跑着玩，曾老师劝我爹坚持让我上学。我家里条件不好，靠爹种点西瓜挣个小钱，上不起学，家里穷怕了。其实，我的脑袋瓜子好使着哩，不笨，用村里人的话说转得快，成绩基本上都是前几名，曾老师也说，考上镇一中没问题。我不上学的第二天，曾老师就来了。家里只有我生病的奶奶，一年到头躺在阴暗潮湿的屋子里呻吟着、发呆、叹气。她没找到我，最后在我家的西瓜地里找到了我，我正在西瓜地里薅草。
“家里穷不要紧，”曾老师说，“我替孩子交钱，孩子不上学咋办？”
我听到这话，手一直在挠头，我想去上学，但爹苦瓜一样的脸让我暗淡了下来。
爹坐在半截砖上歇息，深吸一口烟：“家里没人干活不行，你也知道他娘是啥样子，家里真不中，我这肩膀扛不住事呀！”我爹不看曾老师，又接着说，“我也着急，没办法，人穷得慌，这草都长疯了。”
曾老师望着地里一人多深的草，想了想说：“我给你解决，但你得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当天下午，曾老师带领学生到我家地里，给学生每人分一垄薅草任务。把草都薅完了，我又重新回到了学校。我比以前更加努力了——小孩子内心都不复杂，你心里对他好一点儿，他马上就感受到了。
那年的雨水大，西瓜没怎么结，几亩地的西瓜严重减产，收成不好，爹没说不让我上学，但就是不交学费。曾老师二话没说就为我交了学费。我爹平时啥事不说，但心里啥都明白，他让我端着一篮子鸡蛋给曾老师送去，曾老师又让她女儿红梅送回来一篮子油果子。坦白地说，那几年我和红梅关系不错。红梅喜欢玩水，她爹在世时经常带着她到将军寺河里去捕鱼。红梅总爱吓唬我：“水里有鬼。晌午头，鬼磨油，到了晚上黑，鬼就拉车了。”我仿佛看到河里面的水冒出来了一个三个头四只眼的东西，张开滴血的嘴巴露着尖尖的牙齿正向我走过来。看到我吓得不敢往前走、一动不动，就抿着嘴笑。我们两人顺着河转了一圈，影子在将军寺河水里跟着我们走。
我和红梅后来分数远超过镇一中，考上了县一高，这是村里第一次有人到县一高上学。据老辈人讲，这以后考上大学肯定是没问题了。高考前两个月，一次星期天放假回家，红梅出事了。当时我和红梅坐公交车回去，我下车去买两块冰糕，当我拿着两块冰糕回来时，停在路边的公交车被一辆大货车撞翻了。公交车翻了几个跟斗，红梅的身后盛开了一地的梅花，当场没命了。我眼睁睁看着红梅消失了，拼命地呼喊。
村里人说，从那时候起，在曾老师的生命中，一切都没有了意义，她一个人就守在将军寺村那个地方，再也没离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