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冼马城一路下坡，快到周家堡子山下的时候，二哥再一次叮嘱我：“不论什么时候都不能自乱方寸，记住，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点了点头。二哥将摆弄了许久的那颗雪茄烟叼在嘴上，扭头看了看身后昏昏欲睡的高德昌。二哥的脸一下就黑了，随之在老高白净的脖颈上扇了一巴掌。高德昌一惊，瞪着双眼，向前挺了挺身子，惶恐地点了点头。二哥对老高的表现很不满意，他转过身子，朝后挥了挥手，老高意欲解释，却在二哥的手势下愣了愣，重新坐稳，但二哥终究没忍住，说：“老高啊，能不能长点儿精神，你可是‘专家’哦——”二哥的后音像麦芒蹿进了老高的衣领，老高猴子一样缩了缩脖子。二哥重重叹了口气。

进箭子镇的路有两条，一条经过陈家大桥，从周家堡子摇摇欲坠的山门下，绕一个半圆，再直插进镇子，像一把带有长手柄的弯月尖刀，而周家堡子则正好在弯月的内侧，整个箭子镇在外侧，形成了一个攻守之势。周家堡子的先人们在此地落脚的时候，就请阴阳先生看过风水，“可保三百年安稳”。另一条路则从陈家大桥的左侧，一个俯冲，直接扎进了东街，这一带是外地人聚居的地方，左边的龙王庙和右边的万寿宫遥遥相对。从这条路进镇子，可以避开乱糟糟的车站和拥堵的中街。但二哥却执意要去周家堡子看看，他说：“二十八年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冬天的午后，正是小镇最为繁华的时光。站在周家堡子的山门上看，西梁山雄踞小镇西端，中街和箭子公路从两侧逶迤而去，周家堡子就像一个弹弓皮夹上的石子，随时都有弹射出去的可能。二哥站在那个摇摇欲坠的拱门下，背着一身阳光，冲着乌压压的人群大吼了三声。这让我想起了二哥时常挂在嘴边的二十八年前那个初春的清晨，十五岁的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包里装着两件旧衣服和一双母亲新做的布鞋，还有他怀着雄心壮志放进去的一本新华字典），站在黎明的寒气中，也是同样大吼三声——事实上，这三声与那三声并无二致，都没有令箭子镇如他渴望的那样微微一颤：箭子镇没有因为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远走他乡而生出一股悲壮的怜念；同样的，也不会因为一个四十三岁的中年人衣锦还乡而滋生出一种谦卑的羡慕。而不论在那个清晨或是在这个午后，周家堡子都显得空荡荡，箭子镇也显得空荡荡，就像是不承认过去，也不奢望未来。小镇生硬地坚持着优胜劣汰的法则：消失的，就一定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跟着二哥进了堡子，一股衰败的气息扑面而来。干枯的荒草从墙根伸展出来，与对面的同伴紧紧咬在一起，路面被遮住了，没有小狗在巷子里乱窜，也没有公鸡追着母鸡卷起一阵尘烟，老牛的叫唤和小媳妇的骂声都销声匿迹了，就像是突然埋伏下来，要在暗处给我们一个惊喜。再往里走，就有坍塌的老屋和摔倒的土墙，还有几分令人心慌气短的宁静。

“像是搬空了。”老高说。

二哥停了脚，向前看了看，又拨开荒草，走了五六步，他站在一棵歪了身子的大槐树下，愣了一会儿，突然指着最深处的一块荒地说：“就那儿，嗯，应该是那儿。”

二哥独自走进了那块荒地，在齐腰深的荒草中，他像一个迷失了方向的孩子，左转，右转，再左转……然而，最终，他像是从彷徨忧郁的失望之态中彻底沦陷了进去，他蹲下，双手掩面，荒草挡住了他的身子，那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黑洞洞的窟窿。二哥有没有哭，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他应该这样做——要么是故地重游的激动，要么是怅然若失的孤独，但不管是哪一种，他都应该为他在这个地方缺席的二十八年摆出一个姿态来。

“你想回去看看吗？”老高问我。

我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搞得有点不知所措，看了看老高，见他一脸认真，本想笑笑搪塞过去，却最终没笑出来，反而将那一声冷哼从鼻孔里放了出去，这样一来就显出一点不屑，或是厌恶的回应，想修改都来不及了。

“我想家了，想孩子，想老母亲。”老高说。

是啊，一年了，我俩从戎州到了麦城，又辗转到了鲤城，经历了九死一生，如今好不容易站直了腰杆，重新回来了，哪有不想家的道理。但家是什么？当我“脱胎换骨”后，清醒而理智地站在这一片荒草中的时候，我竟然觉得无比茫然。长久以来，我日思夜想的父亲、三草、箭子川、家，经由老高这样一问，仿佛变成了几个空洞的词语。“那些年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在我疯疯癫癫的那几年，箭子川人到底是如何对我“恨之入骨”，而我又是如何坚信“拯救”他们？三草是爱我的吗？我是否像之前一样深爱着箭子川……这些都在此时此刻模糊不清了。

“我们有时间回家吗？”老高又问。

“大概……应该没有吧。”我糊里糊涂地回答。

老高重重叹了口气。在“妻离子散”后，他总是这样叹气，要不是为了他那个狗屁不通的秦腔剧本，他可能连努力活着的勇气都没有了。“再等等吧，等我们真正扬眉吐气了，再回去。”我的声音极小，最后的三个字几乎是还没出口，就被风吹走了。老高又叹了口气。

二哥出来的时候，脸上又挂满了笑，他说：“家没了，家早就没了。”

2

不得不承认我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那五个月艰难时光，对我后来生活的巨大帮助——我几乎摆脱了那种自以为是的精神洁癖。在我突然发现我并不是太上老君座前首席弟子的时候，我竟然清醒地意识到我之前的胡作非为并不是我的本能反应，而我曾经大肆宣扬的“救人出苦海”的荒谬言论，只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冷笑话罢了。我甚至明白，我的虚妄和无知完全是潜意识里自我保护的天性所致，那种一直伴随着我的恐惧和突然莫名爆发的因激动而带来的暴躁，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的防范和拒绝。而这种貌似与生俱来的本能反应，从那个校长的儿子一砖头拍向我脑袋的时候，就已经滋长了出来，折磨了我将近十五年。现在想想，这十五年在我的一生中就像一个漫长的梦，它毁掉了我应该得到的幸福，在我梦醒时，周围的一切是那样陌生，那样紧张，那样让人无所适从。

所以，我对五个月来老高毫发未变的样子充满困惑。他在五个月里度日如年、受尽煎熬。他时常挥舞着拳头，冲着大夫护士大喊：“我没病，放我出去。”但大夫护士才不管这些，他们把持着职业操守：认真、严谨、一丝不苟。因而，老高对三哥的仇恨日益加深，他一再表示，等有一天出去了，要亲手宰了他。他不但这样说，也这样做——逃跑成了他的主要工作。他无时无刻不为这件事做着准备：他喝过乱七八糟的药水，得过急性肠炎；他试图从二楼的窗台上跳到医院外面的巷子里，结果摔断了右脚踝骨。他费尽了心机，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成了医院严管的“具有攻击性”的重症病人。曾有一段时间，医院的工作人员极为苦恼，他们对这样的病人失去了治疗的信心。院长亲自找三哥谈了谈，但三哥却说让医院再忍忍，让他再住上半年，实在不行的话，就放弃治疗。院长和我们的主治大夫、护士商讨这件事的时候，就在我的病房里，当时我正在做一项治疗效果的测试。院长说：“周主任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护士陈大姐对三哥极为敬佩，她说：“周主任是个热心肠人，他轻易不求人，既然这样说，我们一定尽力办。”于是，医院就对老高加大了看管，我每天都能听到他撕心裂肺的大喊大叫，真像一个十足的疯子。我觉得三哥这样做真是太过残忍了，他不能这样限制我们的人身自由。但那时我竟然不怎么恨他，反而觉得老高的确是病得不轻——一个为了所谓的艺术而不顾一切的人，要比我这样执意拯救世界的人病得更重。

“越来越好了。”陈大姐对我的状态十分满意，言语之间也充满了喜悦和兴奋，仿佛是她亲手喂养的母猪生了一窝猪崽。“那个‘作家’如果像你这样配合治疗，他也应该能很快好起来。”

“他到底有没有病？”我终究还是对老高的病情怀有疑问。

“怎么说呢，你看看，你听听，有没有病？”陈大姐这么说的时候，老高正在隔壁呼天喊地地挠墙。我替老高难过起来。陈大姐又说，“病得不轻啊，重度幻想症，幻想症和精神病的区别在于，幻想症患者只会在空中想象出一座城堡，而精神病患者则会搬到这个城堡里去住。”陈大姐总是这样，喜欢在病人面前卖弄自己的学识。

“那我是住进城堡的人吗？”

“呃，算是吧，怎么说呢，你这种器质性疾病与其他原因引起的疾病有很多相同的临床表现，严格来讲，你要比他更严重一点儿，但你做得很好。”陈大姐给我扎好针，对我竖了大拇指。

“那能彻底治好吗？”

“怎么说呢，”陈大姐想了想说，“只要坚持治疗，积极配合，会……好的。”她说完这话，就匆匆走了，但我还是瞥见了她眼中那不易觉察的为难之情。

后来，我拐弯抹角地先后和三个医生谈过我的病情，发现他们都含糊其辞，除了鼓励我配合治疗，并没有什么确切的结论，这令我一度有些灰心，但医院觉得他们在短时间里让一个像我这样具有十五年病史的重度病人有了正常人的思维，真是一个妙手回春的伟大成功，他们开始在医院的宣传栏上对我做了大篇幅的入院前后的类比。我曾就此事与院长做过交涉，但院长反而质问我：“难道你不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吗？”院长的语气让我十分恼怒，就像一个教师对他调皮捣蛋的差学生表扬的那样：打破零分就是一个奇迹。我不想成为那个打破零分的孩子，也不想成为医院的“样本”，况且，我对自己的病情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理智的认识，我承认医生说的“只要不受刺激，就基本上是一个正常人”这样的论断。

尽管我没有变得更好，但这不影响我对三哥的感激之情——不论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初衷，但我却是因此而受益了。或许，很多时候，恩和怨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名词，就像法和律一样，我们总是因着我们固有的惯性将它们合二为一，但事实上，它们是能够完全分离开来的，并不相互掣肘。至于老高，从理论上来讲，他并没有改善自己，我也因此对他抱有薄弱的愧疚之心，我觉得三哥伤害了他，我作为三哥的亲兄弟，理应承担这个罪责。

那是劳动节的午后，医院的工作人员外出聚餐，老高在早上鬼哭狼嚎地吼了一阵——这是他每天早上的必修课，仿佛不这样做，他就会被别人遗忘。说真的，有时候，我就觉得老高是故意这么做，他想引起别人的重视，他更想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个写过上百万字文学作品的作家。自从进了这里，他比以往更加看重“作家”这个称号，他强烈要求医生护士以及病人们都叫他作家。他对那一沓始终随身带着的秦腔剧本珍爱如命，所以，在他安静的时候，一定是为那个剧本的修改绞尽脑汁：一会儿仰天长啸人生如梦；一会儿低头叹息怀才不遇；或兴奋疾走，或辗转反侧……“你知道我的作品的分量吗？——能得诺贝尔奖的！”他逢人总是这样毫不脸红地夸耀。

我说通了值班的护士去看老高——护士们大都知道我是周主任的亲弟弟，再加上我在病情好转之后越来越彬彬有礼，使得我在医院能像正常人那样自由行走，甚至能加入到护士们的聊天当中，搞得她们很多时候都误以为我真的就是个正常人。老高正对着那一沓稿纸发呆。我在他肩上拍了一下，他如梦初醒地回过头，看着我傻傻地笑起来，这让我很不习惯。要知道，以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都是暴跳如雷，先是骂三哥背信弃义，置他于死地，接着就又骂秀萍忘恩负义，与外人合伙整他，然后就责备我在他背后捅刀子，骂我是个不仁不义的家伙，最后，他就劝我一起逃走。他说，等出去了，就找我三哥和秀萍算账。我倒是同情他被困在这里的憋屈，但一想到他要找三哥的麻烦，我就不理他，我无法做到“他不仁我不义”，只好以我的病情做借口，一而再地搪塞他。

“成了。”他说，“这是第五稿，再不改了。一定是个惊世之作。”

“哦。”我应了一声。我无法体会他的喜悦。

“我一定要把它排出来，让世人看看我的才华。”老高握着拳头站起来，盯着我两眼放光，见我无动于衷，又说，“不，应该是我们，这军功章里也有你的一半。”

“不，与我无关，都是你的……”我慌忙摆手。

“你知道吗，是你给了我灵感，不然，我也做不到如此完美。”他又开始在屋子里来回走动。

“那又怎么样呢……”我本想着再劝劝他，让他回到现实中来，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

“这是我最后的梦想，为了实现它，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他忽然在屋子中央站住，盯着紧闭的门说，“我不能再在这里耗下去了，不能活，毋宁死。”他攥紧拳头挥了挥，像一个悲壮的将军。我说：“还去报仇吗？”老高说：“我的命都在剧本上，只要剧本有出路，其它一切皆是浮尘。”我说：“老高，我一定帮你实现愿望。”老高说：“是啊是啊，与子同裳，与子偕行！”我说：“对，奇迹已经出现了，就一定还会有奇迹。”老高望着我，眼里闪着泪花。

于是，就在那个晚上，我骗取了值班护士的信任，和老高一起，在摄像头顾及不到的一个死角，翻墙而出。

3

我们最终还是从“弯月尖刀”上直插进了箭子镇，像淹没进洪流中的泥鳅，在一个紧接一个的浪头拍打下“九死一生”，后来被困在车站上无法进退，大约两个小时后，二哥才听了我的建议，放弃了沿途一观的荒唐想法。他嫌我车技不行，只好亲自操刀，钻空子从周家旅店的巷子将车开了进去。一步三等，又是半个小时，才到了“易水茶馆”。

这是小镇东边临街的铺面，算得上是小镇最为破旧的地方，按照主人老七的说法，大约可以上溯到明国初年。茶馆附近是镇上的百货批发市场，来往客商较多，茶馆则被困在人声鼎沸的漩涡里，像一只老得不能动弹的病猫。三间黑洞洞的土房，经过常年累月的烟熏火燎，连那招牌都像是从火堆里捡出来的，黑乎乎一片，“易水”两个字几乎无法辨认，好在“茶馆”两个字还较为清晰，坚毅地伸展着模样，显得萧条清冷。

“还是老样子。”二哥说。

“嗯，老样子。”我应和了一声。

记得小时候跟着父亲来镇上赶集，那时候，这一带还是一片荒滩，零星地分成几个区域，鸽子集、牛羊集、猪娃集、鸡集等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各自占了一大块，闹嚷嚷地自行买卖。父亲对猪娃的行情颇有研究，能观面识人，他的手总是在猪身上估摸体格，眼睛却盯着买卖双方的一举一动，通过他们的讨价还价和外露的脸色拿捏他们的心理价位，从而两下撮合，就成了一宗买卖，父亲便能从这桩买卖中抽取两块到五块不等的“牙子”钱。运气好些的话，一上午能赚到二三十元，父亲便带着我和四哥去柏氏面馆吃炒面，然后转到易水茶馆喝茶。仅从这一点上，我那时候就觉得父亲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那时候，一般的庄户人家来镇上，都是一早吃饱了饭，匆匆到集市上买了所需的东西，再大包小包地赶回家吃饭，吃饭的同时再喝一口热茶。但父亲却是要把吃饭、喝茶这两件事分开来做，“这不是喝茶，而是品味。”父亲总是这样说。那时候，我仰视父亲，我觉得自己大约能理解他所说的“品味”这个词。作为关山林场的正式职工，一个拿工资的人理应配得上“品味”这个词（当时，我并不知道父亲已经因为超生丢了那个铁饭碗）。

父亲总是坐在茶馆临窗的太师椅上，慢慢地品着茶，斜眼瞧着窗外匆匆而过的行人，极少说话。那时候，茶馆的主人老七还不老，四十六七的样子，身材矮胖，眼睛里总是闪烁着镇上人特有的骄傲和悠闲，他一面和茶客们说笑，一面在并不宽敞的茶馆里穿梭。父亲和老七熟络，年龄又相当，等茶喝到后晌，两人便坐到一起低声说话。

父亲问：“她怎么样？”

老七说：“能怎么样，离了你，地球照样转么。”

“可不是么。”父亲略有些尴尬，嘿嘿一笑，“这世上谁离了谁，也照样能过哦。”

老七就打趣道：“还惦着呢？”

父亲盯着老七看上一阵子，深深叹一口气，才缓缓说：“怎能忘了呢，毕竟跟了我十多年，临老了，却……”说话间，父亲侧脸看看我和四哥，就把后面的话咽下去了。那时候我和四哥都还没到十岁，对父亲的这种举动并不会意，我们也不知道他说的那个“她”到底是谁。再说，坐在茶馆里喝茶，对我们而言是一种莫大的奖励，虚荣心笼罩了我们。我和四哥最关心的是看能否在如织的人流中找到一两个认识的同学，然后好在他们面前卖弄一番，我们急于希望我们在同学面前夸下的海口能得到“亲眼所见”的证实，因而，对他们的谈话也听得断断续续。

“……日子还是过得难，男人不成器，整天喝酒，又有小偷小摸的毛病，弄俩钱儿，也都花在了旁处。”老七说。

“他那是嫌弃娃娃哩。”父亲又是一阵叹息。

“两个娃娃倒是争气……只是花钱的地方多……”老七一边和父亲说着话，一边还要招呼客人，说话也是断断续续。

临走时，父亲结账，我因为注意茶钱（主要是好在同学面前卖弄喝一回茶有多奢侈），就特意观察父亲，发现他不仅结了茶钱，还将剩下的钱都给了老七，说了一些帮忙、拜托一类的客套话。等出了茶馆，父亲就叮嘱我们回家后，不要将在茶馆喝茶的事告诉母亲，为了封住我们的嘴，他就给我们买一些零食或是皮球之类的玩具。但小孩的嘴哪里值得信任，四哥最终还是告密了。母亲在那个晚上勃然大怒，和父亲吵了半夜，母亲边哭边闹：“你个老骚情的，我在这个家里给你当牛做马，你却拿钱照顾婊子，谁又来可怜我们母子啊？你那样舍不下，为什么当初不带回来呢，偏偏骗了我，害得我一脚踏错了门，落得这样下贱……”父亲起初死不承认白天做的事，慢慢招架不住了，就开始辩解，可到最后，连辩解都无用了，就一言不发，任由母亲拼死拼活地骂。我知道闯祸了，悔不该将父亲给老七留钱的事说给了四哥，这件事最终导致父亲对四哥渐渐疏远，骂他是个坏种，形成了水火不容的局面。我那时候害怕极了，当了懦夫，没站出来替四哥辩解。

再后来，父亲去镇上，就只带着我，他说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其他的都是狗日的。父亲照例去茶馆喝茶，给老七钱的时候，也不避我，我深知告密的危险，因而做了父亲忠实的“同盟”，这也是父亲一直赏识我的原因之一。当然，母亲照例会和父亲吵，但力度终究小了很多，她似乎也对父亲无能为力，每次吵架也只是想把心中的那团怒火喷发出来而已，这场潜伏着的暗流一直到母亲喝了氧化乐果才消停了下来。

我最后一次跟着父亲去茶馆喝茶是十二岁。那时我刚刚小学毕业，因为考了全乡一百三十个学生里的第三名，父亲说要奖励我。那天的太阳火热，父亲的心情也和天气一样好，我原本想着能让父亲给我买一个有公鸡叫鸣的电子手表，可我们一进茶馆，老七就迎上来说：“人殁了。”

“哪个殁了？”父亲一愣。

“你家的那个她殁了。”老七加重了语气。

“什么时候？”

“前天夜里。”老七边倒茶边看着父亲的脸色，犹豫半天才说，“被那个狗日的喝醉酒打死了。”

父亲仍然没反应过来，他直愣愣地望着老七，两眼空洞。老半天，他突然起身，疯了一样吼：“老子宰了他！”（当了箭子川的村支书后，父亲说话，喜欢用老子两个字。）父亲起身的时候太猛，肚子撞了一下桌角，桌子就向我这边搡了过来，我来不及反应，就被撞翻在地。老七过来一把拦住父亲，低声吼：“你添什么乱。”不知是老七的一句话喊醒了父亲，还是父亲自己回过神来了，他握紧了双拳，额头的青筋暴涨，目露凶光——那是我见过父亲最为愤怒的一次，但父亲心中怒气，还是被硬生生压了下去。老七将父亲压在了座位上，重新收拾好茶桌，给父亲倒了茶，又为他点上一颗烟，拍了拍他的肩膀，叹了一口气走了。

那个下午，我陪着父亲一直坐到了傍晚，父亲一言未发，茶也未喝多少，除了一颗接一颗地抽烟，姿势一成不变。我浑浑噩噩地趴在桌子上睡了一觉，醒来后无事，就用茶水在桌子上画喜鹊，我先画了喜鹊的头，觉得像麻雀，就擦掉重来，又画了喜鹊的身子，觉得像松鼠，再擦掉……直到我画了一个完整的“四不像”，才发现我合理安排了那个下午闷热而压抑的时间。我看了看父亲，他仍然面如死灰坐着抽烟，茶馆里的人都走了，父亲安静得像一尊塑像。老七坐在柜台后面的椅子上，摆弄着一只白玉把件，他似乎也忘了我们的存在。我觉得还有时间能把喜鹊画得更好一些，就抹掉了桌子上的图案，正想着要从何处开始画的时候，父亲突然将一把钱扔在了桌子上，他说：“这些都归你了。”我不懂父亲的意思，那些钱，放在那个年月，足足顶得上一个教师一个月的工资，我犹豫着要不要将钱收起来，父亲说，“拿着吧，奖给你的。”他死灰般的脸上竟然挤出一丝微笑。我收了钱，父亲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烟灰，伸展了一下身子，说：“回家吧。”

老七执意不肯收父亲的茶钱，父亲却执意要给。老七说：“忘了吧，怪她命不好。”

父亲说：“怪我，怪我。”

老七说：“好在大儿子成家了，回来料理丧事，一切都能办妥的。”

“老二呢？有消息吗？”父亲问。

老七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说：“有十年了吧，毫无音信。”

父亲也跟着叹了一口气，冲老七艰涩一笑，将老七推回来的钱塞在了老七的手里：“拿着吧，这是最后一次。”父亲又补了一句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到易水茶馆。”果然，那天之后，父亲再未踏进过茶馆半步，他与茶馆之间形成了一道沟壑，将父亲的前世今生彻底分开了。

……我们进去的时候，吴六斜躺在茶馆的小椅子上半睁着眼睛，宽塑料带编织的顶棚倾斜下来，一片巨大的蜘蛛网在裂开的口子上铺开。茶馆中央的水壶突突地冒着热气，把对面灰暗的墙壁笼罩起来。靠里的角落里，三个中年人围着方桌喝着盖碗茶，其中一个嗑着瓜子，一个唱着音调不准的秦腔，仿佛狼狗的爪子在门板上抠痒，拙劣透顶，另一个则闭目养神，像吴六一样窝进椅子里。年将五十的吴六右眼眉梢上有一道长约一寸的刀疤，隐隐的像一条虫子趴在上面，有着和他的年龄相称的阴郁和稳重。

我在镇上读高中的那几年，吴六也算是小镇江湖上的一个厉害角色，关于他的“英雄”事迹在我们那些意气风发的学生中流传甚广。据说他是镇上唯一一个敢和肉客老哈一较高下的人物，虽然干了很多坏事，但在小镇尚武的那个年代，吴六就像电影明星一样受人追捧。学校里那些镇上的痞子，私下里有几个还拜了吴六的码头，跟着他学武，跟着他打架，学生间帮派斗争的时候，吴六就像一尊神一样被抬出来，他们谈判，总是以哪一派与吴六的手下更熟络来定输赢。学校的痞子们打架的时候受了伤，也总是将吴六说过的话一再重复：“只见刀光一闪，刀尖从我的这儿（吴六说的是右眼）划过，除了略微的冰凉之外，并无疼痛，等我感觉到一股热热的像眼泪一样的东西流过脸面的时候，一摸，才知道是血，血流进了我的嘴和领口，真的，一点儿都不疼。”痞子就像是吴六附体一样，喜形于色，一些顽强的成分蹿入进来，给他们平添了几分自豪。

但而今的吴六却更像一个功败垂成的隐居匪首，或者就是一个慵懒而落寞的小贩，他身上赘肉横生，一脸和气，完全不像当年传说中的那样，乍一看，竟与二十多年前的老七一模一样。二哥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斜眼看了看二哥，一脸疑惑，二哥说：“六哥。”吴六这才缓缓站起来，盯着二哥上下打量，二哥又说，“不认识了？我啊，周羽。”吴六立马显出喜色，在二哥的肩膀上打了一拳，说：“回来了？”二哥点了点头。吴六冲着柜台里间喊：“爸，周家老二回来了。”柜台里传来一声哼哼，我们走过去，就看到了睡在长躺椅上的老七——一把瘦骨头的老七，吃力地睁开眼，只一霎，又沉沉闭上了。

吴六说：“瘫了，快十年了，总念叨你呢。”

4

晚上，二哥在中街新开的开元酒店设宴，吴六按照二哥的要求，请了镇上收藏界的几个头面人物碰面。吴六腆着肚子，电话打了一圈，孤傲地向他们宣称：“省城来的周老板宴请大家，务必赏光。”他的口气就像是县长的秘书，有点谨慎小心，又有点趾高气扬。等电话打完了，他才摇摇头，叹着气说：“这帮孙子，平日里一个个急赤白脸的像穷鬼，这阵子却又摆出了大爷的架子。”二哥笑了笑说：“那咱们就把人家当爷敬么。”

这几年，二哥的生意波动比较大，一会儿“带工”，一会儿物流，一会儿收藏，这次来又说要进军房地产，别说是与二哥久未谋面的吴六，就是我和老高也同样摸不清二哥的底细。二哥与箭子镇方面的生意往来，都是通过老白从中周旋，因此，你来我往许多年，吴六只是闻听周老板，却没见过真身，而今突然面对面了，却又略显仓促，尽管吴六做了几番试探，却仍然猜不透摸不清。

待一干人坐定，二哥率先向大家隆重地介绍了一下老高，称他是鲤城著名的古董鉴定专家，并突然给老高增加了诸多繁复的头衔：大中华收藏协会的副秘书长、华夏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大陆与港澳台文化交流中心的常任理事、新加坡民间中华文物研究会的首席顾问……二哥一句带过了省市县等层次的其他头衔，说得众人如坠云雾，半信半疑地一一起身与老高握手重新认识。老高边与众人客气，边看二哥的眼色，二哥对他点了点头， 老高便用十分蹩脚的普通话向大家打招呼。

箭子镇上的有钱人从来都不是显山露水的狂妄之徒，相反把这些人往人群里一扔，他们就立刻“泯然众人矣”，或者比“众人”更显得寒酸一些，你根本无法从他们的相貌、衣着、吃喝品味中盘算出他们的身价，更多的时候，你会被他们迷惑，误以为他们就是不起眼的小商小贩，或者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更有甚者，每天捡垃圾、收垃圾，破衣烂衫，让你不识庐山真面目，所谓高手在民间，箭子镇上的有钱人便正是用他们的实际行动验证了这一真理，他们把这种低调叫“压福”，他们深知张狂和炫耀会带来不祥。他们说，压不住福的人，富不过十年。现在与我们坐在一起的这些收藏家，都是深知压福之道的高明人，他们此刻聊的，无非是“今天的菜价压得太低了，利润还不够一包烟钱”、“这段时间的牛羊走得快，陈家老五狠赚了一笔”、“饭馆的生意淡得没盐没醋”……就是这样，他们在公众场合从来都不谈论收藏，向来只说表面——他们总是在向外人摆明身份，他们是饭馆老板、是街头菜贩、是牛羊集上的牙子等等，但心底里却又心知肚明：今天在场的，都是镇上收藏界的人物，便都立刻明白了请客的周老板的身份和目的。

八道凉菜上齐了，二哥礼节性地问坐在身边的吴六：“开吃吧？”

吴六却脸色凝重地看了看天色说：“也该到了，再等等吧。”

二哥知道最重要的客人还没到场，但为了表现得不经意，也为了不掉面子，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对大家歉意地笑笑，征询似的说：“那就再等等，等等吧。”

“是麻头吗？”坐在吴六身边的明德楼饭店老板马总率先明白过来。

“唔，是麻总。”吴六说。

“嗨，这小子，六月的兔子，捉不住。”马总摇着头说。

“怕是瞧不起我们哦。”坐在窗户跟前的菜贩子李老板跟着说。此言一出，众人便都跟着摇头。

吴六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他没能耐请得动麻头，不光是他的面子不够，二哥的面子也不够。我明白二哥的想法，他请大家来，明面上是吃饭认识，实则是想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但一出场，麻头迟迟不露面，这多少就有些抵触的意思。二哥终究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心里虽然不悦，脸上却不露声色，依旧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和大家说笑：“就是见面相识一下，也没什么大事，来与不来都不打紧。”二哥这么说着，吴六的脸色就更差了。

麻头在戎州做餐饮生意，几年前并购了戎州迎宾大楼，花费数千万对迎宾大楼做了整体装修，建成了戎州第一家四星级酒店，并借助政策的东风，连续在戎州举办了三届“国际新丝绸之路亚洲高峰论坛”，让“丝路大酒店”的招牌红遍了整个西北。麻总的名头更是一路飙升，成了戎州闻名省内外的著名民营企业家。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大，丝路大酒店受到重创，先是投资入股的有关领导迅疾撤身，高标准的酒店经营模式又不适合戎州劳苦大众的消费水准，酒店生意便急转直下，一下子成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县城标签，耸立在青年南路的中段，“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不得已，麻头便暂停了酒店的餐饮业，又将部分客房改装成了茶园来维持生计。一时间里，有关麻头的负面消息纷至沓来，传言仅外债就超过了五千万，更有人说他已被纳入了失信人名单。但令人们诧异的是，大家仍然见他整天与往常一样忙着洽谈生意，忙着去开会，忙着会客设宴，忙着接待五湖四海慕名而来的朋友。有时候，看着他风生水起的样子，人们总会怀疑那些传言是否属实，但这都不重要，所谓车走车路，马走马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麻头总会有办法替自己渡过难关，也总会有办法在人前吆五喝六……自然的，他就和箭子镇的收藏家们有了关联。

不仅仅是箭子镇的收藏界——自从麻头涉足收藏以来，不出一年时间，就几乎控制了戎州大半个收藏市场。吴六在给二哥讲说麻头的时候，两眼放光，充满了敬佩之情：“啧啧，你不晓得，那家伙真是大手笔。”

“他懂行？”二哥问。

“不懂，但有人懂。”吴六说，“你绝对想不出他是怎么玩的。”

“怎么个玩法？”

“嗨，有趣，他是庄家，不露面，养三个‘闲人’，都是重金聘请的玉器、青铜器和陶器方面的高手，平时就在酒店里吃喝打牌，好烟好酒地供着，等有货了，他们就出来掌眼、估价。”

“万一走眼了呢？”我忍不住问。

“哪能走眼呢！他们那些人都是身经百战，能把真的说假了，也能把假的说真了，好坏全在他们的一眼之间——说真的，他们比央视鉴宝栏目的专家还专业十倍哩。当然，为了以防万一，麻头从一开始就断了他们的退路：要是走眼了，就砸在他们手里，赔多少他们掏多少，与麻头无关。这些人也真是胆大，与麻头签了军令状，所以，麻头做的是万无一失的保险生意。”

“怎么周转呢？”老高问。

“空倒空呀。这年头，有本事的人谁还拿着真金白银来搞这种事。说来也奇了，那些给麻头掌眼的人，可真听麻头的话，他们每个人身后都有一条通往外界的买卖链条，他们无偿给麻头提供销售渠道，什么货，在他手里都不愁。所以，大家有货了，第一个会想到麻头，只要货在他手里，就根本出不了事，万一出事了，麻头也向大家承诺了，算他的。你想想，谁不愿意啊。”

吴六这几年，凭着做茶馆生意的基础，在箭子镇的收藏界也算是响当当的人物。麻头没有涉足收藏界之前，箭子镇将近一半的交易都是在茶馆明里暗里完成的。所以，当麻头插足古玩，吴六就被晾在了一边，人家是开门做生意，买卖透明，又无风险，吴六原有的那一套很快就被淘汰了。随着吴六生意的不景气，二哥也受了牵连——他刚在收藏这一行站稳了脚跟，正想着大干一场，却断了货源，之前形成的买卖链条挂了空档，凭多年建立起来的外地买家催促几次，也就对二哥失去了信心。没有货，链条也就形同虚设，这才把二哥逼到了不得不从幕后走到台前来的地步，他还指望着收藏打个翻身仗呢。

“我们必须把这一块生意重新盘过来。”二哥说。

“嗯，必须。”二哥的铿锵之音感染了吴六，吴六说，“有你在后面撑着，大事准成。”说这话的时候，我能感到吴六浑身充满的力量和信心——我知道，他对二哥也充满了信心。

二哥说：“咱有的是钱，随便拿出几千万，就能买下他的丝路酒店。”

这是一个拼钱的时代，底气十足的二哥让吴六对他的实力深信不疑。因此，二哥强调今晚的宴请，一定要把将麻头请来，“我要认识认识他，掌掌眼。”二哥说。

然而，麻头终究没来。

5

对于麻头的缺席，二哥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满。“毕竟是在大城市混过的人，这派头，这肚量，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吴六后来喝多了，冲着我直夸二哥，眼神里满是对二哥的敬佩之情。而二哥也似乎对麻头没有太大的热情，正如他常常教导我和老高的那样：“我们是干大事的人，岂可鼠目寸光。”很快，在二哥的资助下，以高德昌为法人的“易水古玩城”在箭子镇中街开张了，二哥聘用吴六为总经理，全面负责古玩城的一切事务。在这个问题上，我有些不解：“为什么让老高做法人？”我的意思是，这么大的投资，应该是二哥做法人，或者是我（毕竟我们是亲兄弟），最不济也应该是吴六，却怎么会是老高呢？他懂什么呀？

“就应该是不懂才做法人！”二哥说。

“不懂如何做？”我本来想说老高毕竟是外人，但又觉得老高与我曾共患难，这样说他毕竟有些不妥。

“将来你就懂了。”二哥说话的时候拍了拍我的肩膀，眼神有些怪异。我仍然不懂，直愣愣地看着二哥，二哥觉得我的牛劲上来了，就又说，“老高跟了你我弟兄一场，我不想亏了他，等将来好了，就算是我们对他的一个交代。”二哥此时背过脸去，看了看窗外，我也跟着望了望窗外。窗外是光秃秃的西梁山，还有春天里的漫天风沙，天气并不好，箭子镇的春天总是这样，一会儿晴空万里，一会儿便是黄沙盖地，“记着，我们是要干大事的，等将来挣了钱，箭子镇，整个箭子川，都会在我们的手底下翻天覆地，我要让这里的人世世代代都记住我周羽，让他们不要忘了，这里是那个曾经无依无靠的穷小子创造出来的天下，就像戏词里唱的‘衣锦还乡’那样……哈，这一天不远了。”这时候的二哥，就像是一个挥斥方遒的天下霸主，他的抱负在此时尽显出来，而我尚且不能完全理解他胸中那翻江倒海般的万丈波涛，只是突然觉得二哥心里装的天下太大了，大得无边无沿，我愚钝的双眼无法看到他眼中的雄伟壮阔。

我说：“为了争一口气吗？”

二哥回过头来，冲我笑笑，然后就背搭着手走出了门。我再次望向窗外，一股冷风卷着黄土吹开了窗户，我打了一个冷颤，关紧了那扇啪啪作响的窗子。

这是一家刚刚建成的三层小楼，二哥一下子就付了三年的租金，装修在十天之内就基本完成了，上了一些柜台和博古架，装了几只豪华夸张的大灯，又将一楼的大厅贴了壁纸，买了三套红木家具，安装了监控设备。二三十万砸进去，竟然真的有了点古色古香的味道，尽管简单，但在箭子镇却已经不同凡响了，就算是放在戎州城，也一点儿都不寒酸。古董当然不缺，装修期间，二哥就已经与镇上的收藏人士谈好了，将他们需要转手的东西摆在古玩城里，古玩城以中介的身份帮助转销。这种手法听起来一点儿都不高明——无非是将易水茶馆的地下生意摆在了台面上而已。但二哥的手段自是高明，他答应那些一开始有点摇摆不定的古董商，只要他们将东西摆在古玩城里，他就可以根据古董的价位按照一定的比例付给他们租金，而古董到底能不能出手则与此无关，至于损坏或是丢失，则由他一人承担责任，照价赔偿。只要他们签订承诺书：放进古玩城里的古董倘若交易，就一定要在古玩城里完成，放置两年以上的古董完成交易后，则可以免除佣金。这个条件一出来，箭子镇的收藏界一片哗然，大家一时没弄明白古玩城做的是什么生意，到底赚不赚钱。有几个与吴六打过多年交道的人，因着对吴六的信任，便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多少拿了一点儿东西出来。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他们的东西一放进去，吴六就给他们预先支付了三个月的租金，并承诺随时交易，且不用退租金。这样一来，一些旁观者便按捺不住了，与其将东西捏在自己手上闲置着，还不如放进去，保险又能生钱，古玩城简直就像是银行，何乐而不为呢！一时间，应者云集，不到俩月，古玩城的货架上便没有了空闲，而更主要的是，一旦进了古玩城的东西，立马就能升值，至于能不能卖出去，是另一回事。对于那些古董的拥有者而言，他们更看重的是价格，何况有些人压根就不想卖。当然，二哥自有让他们解除后顾之忧的手段，一些外地客商被二哥请了来，促成了几桩生意，那些见钱眼开的人便一下子将心放在了肚子里，乐呵呵地在古玩城里转一圈，总是能够满意而去。更绝的是，二哥将店里几件值钱的东西拿到鲤城去参加了几个展览，转了一圈回来，古董的价格就又上涨了不少，随之来高价收进的老板也越来越多。在这样的良性发展中，古玩城里的古董经过了更新，值钱的东西多了不少，品位也提升了不少，很快便在周边地区立下了招牌。而那些上不得台面的生意，二哥就让吴六负责。

二哥曾经的转销网络再次发挥了作用，他也忙得四脚朝天。有那么一两个月，二哥总是带着老高到处跑，用二哥的话说，“我们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在明，一个在暗，事半功倍。”老高全身上下全是名牌，就连近视镜也是德国进口的罗敦司得。他一改往日猥琐的面目，蹩脚的普通话也日益精进流利，由于有先前“深厚的历史文化底子”，略加突击，老高谈起古董来，也头头是道，倒真的有点“专家”的样子了。二哥对老高的表现甚是满意，对他的态度好极了，常常对他赞不绝口。有时候，我竟也恍然觉得，老高真的就是一块“专家”的好料。

令我难过的是，我却成了“外人”，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古玩城里的生意不是服装市场，多数时候都寂寞孤冷，而我又没有什么朋友打扰，再加上二哥多次告诫万不可大意，切莫外出惹眼，我也懒得动，就一直窝在古玩城里看监控，玩手机，从电脑上找黄片。二哥说：“时机未到！”我其实不太明白二哥这话的意思——他究竟是说他的时机未到，距实现理想还有一步之遥？还是说我以一张恢复如初的新面目回到箭子川的时机未到呢？一有空闲，我总会想起这四个字，但还是百思不得其解，有一次我还问过吴六，吴六却也两眼迷茫，“他肯定是要干一番大事。”吴六的话对我毫无意义，不用说，二哥一定是要干一番大事，但究竟要干什么呢？他放着自己的亲兄弟看黄片，却把偌大的产业交给外人打理，还把一个迂腐穷酸的老高捧到了天上，人五人六地在台前显眼？

……我其实还是怀疑过一件大事——这个自称周羽的人到底是不是我的二哥？自从相认以来，我们并没有认认真真地谈过一回，他的过去，我也仅仅是从刘叔以及鲤城戏园的圈子里闻听一二，而他的那些所谓的英雄往事又不能作为我们弟兄相认的凭证。我只是听了他的一面之词：他毫不含糊地说出了父亲的名字，以及她母亲的名字和我们在箭子川的那个家里的一切——他似乎对我们了如指掌，而我却对他一无所知，或者仅仅停留在小时候关于“易水茶馆”的琐碎片段……倘若我们真是亲兄弟，在即将等到“时机”的紧要关头，他又为何将我置之事外，是担心我的愚笨跟不上他的节奏，还是他不愿我坐享其成，分享他即将到来的成功，或者是他内心里对我的父亲还存有深深的恨意，他想借此来让我见证他成功的过程，好让父亲日后后悔莫及……不，不，都不是，不是这样，一个又一个极坏的念头跳出来折磨着我，而我又一次次否定了它们。我蓦然发现，我的内心深处也存有一个“荣归故里”的魔鬼，就像我如今不愿承认自己当初是被父亲当作累赘丢弃的真相一样，我也不愿意让父亲背上一个“弃子”的恶名。我现在一点儿也不恨父亲了，我觉得我比任何人都渴望那种“衣锦还乡”的荣耀，我需要证明自己，也需要给父亲一个惊喜，更需要给箭子川的所有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而这样想着，我便又不得不舍弃了这种种猜疑，我只好一再告诫自己：二哥一定是我的亲二哥。

6

麻头终于也像二哥一样，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来，他以商界“巨鳄”一样的声势带着八辆豪车和众多“朋友”光临了我们的易水古玩城。

那一天正是端午节，老高一大早就嚷着这些日子累坏了，今天要好好庆贺一番。二哥也有些高兴，就让吴六到明德楼订了包厢。箭子川的端午节并不热闹，因为现在正是箭子镇的逢集日，做生意的人还指望着这一天能有个好收成，而庄稼人，也还是会像往常一样下地，打短工的人仍然天蒙蒙亮就赶到了南门街十字等候雇主——除了春节，并没有什么大事能影响到箭子川人的生活习惯。唯一与往日有所区别的是，这一天，各家各户的门口都会插上柳条，勤快一点儿的女人们会起个大早，去麦地里打些露水洗脸擦头。小孩子最是高兴，戴上荷包，手腕和脚腕都绑上花线，然后成群结队地在巷子里打闹，给平淡无奇的节日增添一丝喜庆。

但这一天，镇上发生了许多大事：

县二中一些高三的学生因为临近高考放假，大批逃课。高三二班的数学老师上课的时候，竟然发现教室门被锁，他一气之下，用力踢门，将右脚的踝骨扭成了粉碎性骨折。

一个卡车司机在中街的人流中不小心撞翻了摆在当街的菜摊，女摊主撒泼骂街，躺在卡 车前面要求赔偿，造成交通堵塞三个多小时。

……这大大小小的事就像是为了要和箭子镇作对一样，让箭子镇在这一天成了全县的焦点，各色人等忙得手忙脚乱。

我们古玩城好像从一开始就和镇上的景象内外呼应，从九点开始就一直忙个不停。 有几个方圆几里知名的收藏大家，突然同意要把自己值钱的东西摆在古玩城里保管出售，我们只好将廉价的东西收起来送往三楼，这样一来，三楼几乎就成了仓库，各种小件的文玩摆了一地。从麦城来了两拨记者，鲤城来了一家电视台，他们拍了很多照片，还对法人老高做了采访。老高坐在红木椅子里，大谈他的收藏之路，并对戎州乃至整个麦城的收藏界做了点评。从洛阳来了六个商人，买走了店里的八件精品，价值约五百万。

这样忙忙碌碌的一天，因为镇上发生了多起大事，我们古玩城的事就显得弱小了许多，不像以往那样声势浩大。直到下午五点，打发了各路人马，我们才想起来一整天还没吃饭。这个时候麻头来了。

麻头真不招人待见，除去之前他伤害了吴六的利益，也除去他第一次不给二哥薄面，再除去他向来对我们古玩城的敌意不谈，就凭我们现在很饿，我们也都对他的到来没有欢迎的理由。在我们都板着脸的时候，二哥却对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忱，他带着麻头一行从上到下参观了一遍，还把我们开业以来做过的大宗生意做了零星的透露，二哥看起来有点炫富的嫌疑。麻头倒也没说什么话，只是看得仔细认真，他身后一哥们儿跟着他，将古玩城的东西悉数拍了个遍。参观结束，二哥还将一块俄罗斯大玉璧送给了麻头，那家伙也不客气，客套两句，就将玉璧转手递给了身后的人。然后，他才说出了真实意图，他要请二哥共度端午，让我们去看看他的丝路大酒店。二哥似乎早有准备，便爽快地答应了。他当着众多人的面，让老高和吴六收拾一下跟他去赴宴，把我排除在外。我一下子委屈极了，倒不是因为一口饭，只是觉得二哥不该如此待我——纵使我愚笨眼界窄小，纵使你大事小事与我无关，也不至于因为一顿饭的事，将亲弟弟这样屈待啊！再说了，纵使我有万般不是，但总比老高强些，凭什么老高能跟着他吃香喝辣，却把我当个废人看待？我不解，愤怒，负气一转身，竟将身边的货架碰得摇摇晃晃，一个元代的瓷香炉掉了下来，立刻粉碎，众人皆惊。我自知闯了大祸，便愣在原地进退不能，没想到二哥却呵呵一笑，无所谓地将那些瓷片踢了一脚，对大家说：“真抱歉，我这兄弟脑子不好使，大家多谅解，呵呵，在这儿当保安，他还觉得委屈了。”众人听二哥这么一说，就都大笑起来，有人说：“周总仗义，连这样的人都能赏一口饭吃。”二哥给老高使了个眼色，老高就拽着我往楼上走，我听见他在后面又说，“这娃娃心里善，又忠诚，也不容易，总得让他活呀。”大家又都大笑。

那个晚上，我恨透了二哥。我再一次怀疑这个叫周羽的人究竟是不是我的二哥。

7

我的父亲被逼无奈将我遗弃在陌生的麦城大街之后，我的世界并没有彻底黑下来

——我在衣兜里摸出了一张纸条，上面是近在麦城的三哥工作的医院和远在鲤城混得风生水起的二哥的地址。父亲将我交给了他的两个与他“毫无瓜葛”的陌生儿子。这让我不得不认定父亲当年带我在易水茶馆所经见的一切就是为了如今的“有所图谋”，我无从得知父亲如何与这两个儿子取得了联系，也不知晓他们究竟“熟悉”到了什么程度。但父亲既然以纸条做暗示，我当时想，他一定是为了考验我。既然是考验，那我就必须完成这个考验，我要以此来向箭子川那些对我怀有恶意的人们证明他们是多么愚蠢。

我找到了三哥，三哥将我送进了精神病院，我因此“脱胎换骨”，我还交到了老高这样的朋友。我在三哥这里的使命算是顺利完成。之后，我就得去找二哥，为了老高实现他的梦想，也为了实现我的梦想。我觉得叱咤鲤城的二哥一定会帮我们实现梦想。

我们在鲤城睡桥洞，吃馒头，熬了六个日夜才找到了小桃红戏苑。

天黑。“小桃红”窝在鲤城十字坡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里。绕过堆积如山的垃圾，穿过污水横流的小道，在西北角的一块空旷处，有一片灯红酒绿的铺面，小饭馆、酒肆、发廊、游戏厅、网吧应有尽有。置身其中，让人蓦然觉得回到了箭子镇，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扑面而来。在一家“花花公子”的发廊旁边，“小桃红戏苑”的名字格外显眼，招牌还是新的，比旁边的招牌大了许多，只可惜因为管护失修，“戏”字上的线路断了，在一片红光中黯然失色。门口一左一右站着两个扮相不赖的小女孩，穿着兵卒的红色戏服，化了彩妆，手执剧团特有的木质刀，并不是威风凛凛的样子，也不是水灵灵的一尘不染，他们和隔壁门口坐在塑料凳子上的女孩们说笑，倒有点潮湿的妖娆。

我径直往里走，老高却拽住了我。老高说：“兄弟，你凭什么与二哥相认？”

我说：“纸条为证。”

老高将那张皱巴巴的纸条展开来，侧脸仔细看了看，又慢慢折起来。老高其实已经看了很多遍了，但他却像第一次看那样忧心忡忡，他说：“你知道二哥是什么人？”我说：“二哥就是二哥呗。”老高说：“想想你家老三。”一提起我追着三哥相认的场面，我就有点发怵，但我还是假装镇静地说：“二哥肯定不比三哥，二哥是响当当的人物。”老高说：“越是响当当的人物，越难。”我明白老高的意思，却又找不到更好的办法。我们躲在暗处侦查，看出出进进的人物。老高说：“我们得想个万全之策。”可我们想了半夜也没想出更好的办法。

我们蛰伏在十字坡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第二天我们就完全熟悉了环境。我们从旁得知看门的那个人称刘叔。老高说：“就从姓刘的入手。”小桃红戏苑白天几乎无生意，刘叔坐在门口的凳子上玩手机，老高过去和他套近乎，不知说了些什么，很快就和刘叔热络起来。老高挥手让我过去。刘叔仰着脸问我：“会唱戏？”我说：“会。”刘叔说：“登过台？”我说：“登过。”刘叔说：“好极，好极。”

我们按刘叔的要求，晚上七点再去小桃红戏苑。刘叔带我们到了里间。他将我们带到了后台，在乱糟糟的道具和人群里，我们看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子正冲着一个扮了相的男演员发脾气。刘叔在那女子跟前嘀咕了两句，那女子看了看我们，刘叔说：“这是袁经理。”袁经理说：“老刘，在门口迎着周总。”刘叔应诺着出去了。袁经理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一折白逼宫，会唱汉献帝不？”我说：“会。”袁经理又问：“真会？”我说：“会。”袁经理说：“那就扮上。”

准确地说，小桃红戏苑并不是一个戏苑，而是一个酒吧，每晚的戏曲节目仅仅是小桃红招揽顾客的一个噱头，就像别的酒吧有驻唱的乐队，有从东北请来的二人转一样，大多数客人并不是冲着看戏来的。整个大厅的布局也都是一桌四椅，以卖酒为主，小瓶装的啤酒一瓶十元。

生意寡淡，这天的客人并不多。第一折戏是《游西湖》，饰演白娘子的演员怀有身孕，挺着大肚子唱戏，气怯，行动不便，将苦音慢板唱得稀稀拉拉。台上的气场早就散了，幸亏演小青的姑娘伶俐，紧要处总背着身子给她帮腔，倒也别有趣味，有点丑角乱弹的意思，引得观众时时发笑。

《游西湖》快到收场的时候，有人说周总到了。我透过幕布，看到坐在前排正中间太师椅上的二哥，穿着白色唐装的衬衣，身材魁梧，正与周围的人打招呼，像刚从赛场上下来的篮球运动员。我心头一热，嗓子眼湿润了一下。忽听袁经理在身后说：“你小子好运气，头一次出场，就有周总捧场。”我看了看袁经理，竟然一下子放松了下来。

锣鼓起，我踩着鼓点走到了前台，与近在咫尺的二哥打了照面。袁经理坐到了二哥身边，他们交耳说话，二哥并没特别在意我的表演。

我也没想到自己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将自己沉浸在一种无法抑制的悲哀当中——受苦受难的汉献帝与我此时的处境完美结合了起来……慢慢的，所有的观众都被我的唱腔感染了：

欺寡人好一似浪里孤舟，飘飘荡荡，荡荡飘飘，上下颠簸，左无依来右无靠；

欺寡人好一似雪压青松，日晒雪消，滴滴答答，答答滴滴，犹如珠泪四下飘。

咱父子好比那笼中之鸟，

纵然间有双翅也难脱逃。

……

我落下泪来，不知不觉间声音哽咽，唱得悲苦凄切。一阵一阵的掌声响起，老高夹在看客中，叫好鼓掌。我沉浸在戏中，忘了看二哥。

我本以为二哥看了我的戏，定然会与我见面，可谁想，等我卸了装扮，再看二哥，二哥的椅子却是空的。老高说：“不急。”我说：“怎能不急？”老高说：“迟早会相见。”我觉得老高说得对。

我深受袁经理赏识，很快就成了戏苑的主角，袁经理按照我的戏路，编排了几折新戏，像我们日后经常演出的《白逼宫》《黑叮本》《走雪》《下河东》等都深受观众喜爱。小桃红戏苑在鲤城掀起了一股热浪，直逼袁经理当初创下的辉煌。

老高曾一度想让袁经理将他的剧本排出来，但都被拒绝了，一是因为小桃红戏苑上演的都是折子戏，为的是给来酒吧的客人助兴，而且折子戏中间戏苑还根据客人的需要，搞一些小节目与客人互动，有的客人高兴了，还会给演员们发小红包，披挂锦衣。锦衣是剧团的道具，按照颜色的不同而对应赏金，一般事先由专门的小子姑娘向客人兜售，二十元至一千元不等，客人买到锦衣后，在一折戏结束的时候，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给演员们穿戴。之后，剧团会将锦衣收回，客人们玩个高兴，剧团又有收入，两全其美。折子戏的好处就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而全本戏做这样的事，就容易打乱演唱的节奏，也会让一些真正爱看戏的人心里不痛快。其二是因为老高的剧本地域性太强，排练出来观众的认可度太小——大多数铁杆戏迷还是喜欢秦腔传统曲目，对新创作的东西，不太容易接受。而且，排练一本戏，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是所有演员都不愿意的事，他们大多要在演出完了之后去做别的事，不可能一直跟着剧团转，小桃红戏苑又不是专业的剧团，排练也没多大意义。

剧本无法排练上演，成了压在老高心底的一个疙瘩，他在小桃红戏苑的日子就有点忍辱负重的感觉，“总有一天，我要排出自己的大戏来。”他总是对我这样念叨。不满多了，老高反而比我更着急与二哥相认，但二哥来的时候，勤杂工老高压根就与二哥搭不上话。有一次，他循着二哥去了卫生间，将二哥堵在门口，二哥质问他要干什么，老高反而紧张得一句话都没说出来。老高自我辩解：“不是我 ，而是那样的场景，说出来谁也不信。”我说：“不急。”老高说：“怎能不急？”我看着老高的脸，忍不住就笑了，说：“迟早会相见。”老高梗着脖子说：“你吃饱穿暖，便忘了自己的梦想吗？”我不想和老高再谈梦想，我的梦想在小桃红戏苑已被稀释得成了清水，我想着我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活得像个人物，到时候体体面面地回到箭子川。至于老高的梦想，我觉得缥缈得像一缕风，我抓不住，他也抓不住。但我没告诉老高，我一定要完成父亲对我的考验。

刘叔与我混得熟了，我就变着法儿让他讲一些二哥的事。

我第一次听刘叔谈二哥，刘叔对二哥的印象是：“好人哦”。我问怎个好法，刘叔琢磨一阵，下了一个具体的定义：“人狠，心善。”我说：“鬼才信，人狠，还会心善？”刘叔说：“周总就是这样的人。”

刘叔在小桃红戏苑看门，对二哥的发家史了如指掌。他说二哥十五岁去南方打工，上过流水线，端过盘子，扛过麻袋，搬过砖，背过木工板，干过保安，混过治保会，练过摊儿，开过人力公司……经历了不少，见识了不少，后来开酒吧，做过一些艺术品生意，不知怎的，就忽然来了鲤城。这其中的缘故刘叔也不甚清晰，他只晓得二哥在鲤城做的头一个生意便是开了小桃红戏苑，只三五年时间，二哥的生意就涉及钢材、煤炭、加油站等多个门类。刘叔说：“现在的小桃红戏苑啊，对周总来说，就是九牛一毛，他哪儿顾得上这点小生意。”我说：“周总真是大老板。”刘叔又说：“那倒是，不过，养的‘闲人’太多，一个个的吸他的血，即使天王老子也受不住哟。”刘叔打着哈哈，不再多说。我知道，刘叔也只是圈外人。

8

中秋节的那天，二哥在锦都盛宴大摆酒席，小桃红戏苑的人全都去了，大厅里足足坐满了二十三桌。这样的聚会一年中至少会有一次，刘叔早就习以为常了。二哥依然是唐装打扮。袁经理主持，二哥上台讲话，讲了些这一年的欣欣向荣，讲了今后的公司规划，并给每个人现场发了两百元的红包。讲话结束，二哥就带着袁经理挨桌儿敬酒。我和刘叔、老高及小桃红戏苑的司鼓乐队坐了一桌，在大厅最后面的角落里。

到我们这一桌的时候，二哥已经红光满面。袁经理对拉二胡的桃花姐说：“今晚你们得拿出几个新鲜节目，不能总是老一套。”桃花姐说：“保证是新节目。”二哥说：“还是中规中矩唱两段。”袁经理说：“不是《放饭》便是《教子》，无趣。”二哥说：“唱《白逼宫》。”袁经理说：“啥呀，晦气呢。”二哥说：“让孙云唱。”袁经理说：“哪个是孙云呀？”众人面面相觑。我一时惊讶——大家在小桃红戏苑都叫我孙圣圣，只有老高知道我叫孙云，二哥又是怎么知道我的真名？老高喜形于色地望着我，我瞪了他一眼。二哥笑着说：“晓得不，在我们箭子川，一家五虎上将，个个是人物。”老高急赤白脸地说：“晓得，晓得，周忠、周羽、周飞、孙超、孙云。”二哥不理老高，却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明白，是老高告了密。

敬酒结束，袁经理让大家踊跃奉献节目。有唱歌的、跳舞的、大厅里吃喝划拳的声音吵嚷一片。我偷眼看二哥，他仍然和主桌上的人谈笑风生，仿佛刚才说过的话早被他忘掉了。老高说：“今晚有好戏。”我闷声喝酒，不理老高。老高说：“不怪我。周总早就晓得了。”

没一会儿，袁经理过来让我们小桃红戏苑开始整装表演。司鼓乐队上台，袁经理对我说：“《白逼宫》。”

二哥正坐聆听，大厅慢慢安静了下来。所有的目光都投射到我身上。鼓乐起，苦音慢板的过门悠长地在大厅里回旋，“好不痛煞人了……”我的声音穿透穹顶，向遥远的夜空飘去。台下霎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二哥安静地听着，神情像是悲伤，又像是回忆，我似乎在他眼中看到了晶莹之光。

等我一曲唱毕，掌声慢慢停歇。二哥上台，与我紧紧拥抱，我轻叫一声：“二哥。”我不知道二哥是否应了一声，只觉得他再次用力抱紧了我。一阵长久的静音之后，二哥放开我，牵起我的手，对大家说：“这是我的五弟，亲亲的亲弟。”大厅里又响起了掌声，老高的眼泪在灯光下分外明亮。

接下来的事，到今天回想都让我觉得如在梦中。大家一齐欢呼，纷纷向我道喜。我像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外来客，痴痴呆呆地接受着众人的祝贺和恭维，我突然就不是我了，蓦然觉得又仿佛回到了箭子川那段疯傻的年月，又有了某种能够拯救人间的特异功能，我高高在上，我无所不有……那一晚，我头一次醉得不省人事。

往后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大家都开始尊称我为孙经理。我们在电视剧里能看到的那种一夜发达的景象在我的身上都一一实现。我出进小桃红戏苑，大家也都像尊敬二哥一样尊敬我。我坚持要在小桃红戏苑继续唱戏，二哥说：“小桃红戏苑以后便是你的了。”当然，我并没有管理小桃红戏苑的本领，小桃红戏苑依旧还是袁经理说了算，我拒绝了二哥给予我的一切好处。我觉得我完成了父亲的考验，我只想在小桃红戏苑安安静静地唱戏，等攒够了钱，就回箭子川去。

唯一不同的是，我和老高进入了二哥的核心圈子，知道了他生意上更多的内幕。二哥打拼二十多年，真正的收入也就三项：钢材生意、鲤城八个加油站生意和古玩生意。加油站的生意勉强能养活他的一众“闲人”，而钢材生意又时好时坏，他真正的收入还是文玩贸易。这两年，钢材亏损，文玩贸易断了线，二哥其实一直处在负债状态，这种情况外人并不知晓。几个核心的助手都劝他精兵简政，可他说不能不仁不义，那些人既然跟着他吃饭，他就要管到底，哪怕是自己讨饭，也要让他们吃饱。养不活他们，就只能怪自己没本事。就这样，二哥以他的沉着冷静支撑着他的天下。

但二哥毕竟是二哥。腊月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在贺兰山上入了一个煤矿的股份，才刚刚开采不久，等到开春动工，不出一月，就能出煤盈利，到时候，我们就能狠赚一笔。生意上的事我并不懂，也不能出谋划策，但内心也为二哥感到高兴。相对于二哥的兴奋，袁经理却对此事深为担忧，她觉得二哥把全部身家性命都砸了进去，那么多的银行贷款，就怕有个万一。袁经理的话还未说完，就被二哥一个眼神瞪了回去，我能理解二哥对我的顾忌，他不想我看到他狼狈的一面，但我隐隐觉得二哥做生意的赌性太大，万一翻船，便是倾家荡产。可再想想也对，二哥不就是凭着这股子狠劲，才在鲤城打下了这片天下吗？不下大注，哪儿来的大利。

开春的时候，总算传来了好消息——出煤了，二哥投进去的钱，开始慢慢往回滚雪球了。

我们决定回箭子镇的前一天，二哥以一个商人的眼光对我和老高说：“我们手里有了钱，就不能让它闲着，钱生钱才是赚钱的硬道理。”我和老高深以为然。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敬佩起二哥来：一个心善的“狠人”，要想在遍地豺狼的商界中立足，没有极强的应变能力和处变不惊的勇敢果断，说不定一个大浪过来，就会尸骨全无。我们都对二哥深信不疑——他是个要干大事的人。

但想起此刻二哥对我的态度，却让我突然觉得恍惚。我确信他不是一个狼心狗肺的人，也不相信他会在回到箭子镇后突然改头换面，思想裂变，我甚至怀疑，他到底是真的认了我这个弟弟，还是要以此为由头，来做别的事？而我又有什么可被利用的价值呢？我瞬间意识到我的生活可能从此要回到原点，依然要两手空空地回到箭子川去。想到这些，我就陡生惧意。此刻，我才发现，我就像是穿着一件锦衣，等退回幕后的时候，它仍然会离我而去。这个发现让我悲哀至极。

9

关于端午节的那天晚上，丝路大酒店里发生的事，第二天就大白于天下，成了戎州几十年来让人震惊的传奇：普通百姓都把这件事看成了一次分赃不均的“火拼”。

像麻头这样的企业家“精英”，人们看到的都是他光鲜的一面——他资金雄厚，能引领潮流，能控制物价，能垄断行业，当然，他还大气谦卑，诚恳守信，这些都为他在戎州奠定了良好的口碑。但二哥的入局，彻底影响了麻头的地位。

那个夜晚的后半夜，我被破门而入的警察们从床上拽起，迷迷糊糊就被抓上了警车，一路浩荡到了戎州。

后来我才知晓，原来二哥的煤矿生意并没有赚钱，只挖出了一层煤炭，他贪心买下了半截矿山，再加之煤炭价格下跌，老板跑路，他的钱打了水漂，除了赔光自己所有的积蓄，还欠了银行一大笔债，二哥为了翻身，便设计了箭子镇的计划。这几个月来，二哥以老高的名义，一面从镇上的收藏家手里骗取古董，以在外面搞展览为由，倒卖了部分贵重物件，一面又以古玩城做抵押向银行贷了一笔款，拆东墙补西墙。

在与麻头的较量中，二哥险中逃脱，老高成了唯一而真正的当事人。我作为古玩城的“保安”，既与此事无关，又有老高提供我有“精神病”的鉴定证明，一个月后，我被无罪释放。我去探望老高的时候，才晓得是吴六出卖了二哥，暗地里与麻头勾连。事发后，二哥带着老高逃了出来，可老高说总得有人来抗住这件事。“我的梦想破灭了，还有什么希望呢？”老高这样说的时候，神情淡然，冷然悲凉。但老高却说他不后悔，因为从贷款开始，他就知道了二哥的意图，他对此早有准备。

老高说：“他不只为他一人，他只想让那些跟着他的人都能过得更好。”

我不想为二哥辩解，也不痛恨吴六——他们这些“大人物”有为自己生存做主的权利，对错自有他们自己来承担。但我还是同情老高——我们同甘共苦，皆为蝼蚁。

作者简介：杨逍，本名杨来江，1981年生，甘肃张家川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在各大刊物发表作品约两百万字。作品曾获首届山东文学奖、第二届林语堂散文奖、第五届和第八届黄河文学奖、第二届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出版小说集《天黑请回家》、历史文化散文《遥望西域》等六部。现居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