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美国文学批评家H. L. 门肯（H. L. Mencken，1880-1956）在《充当文学破坏力的清教主义》（“Puritanism as a Literary Force”）一文中，将清教主义定义为“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haunting fear），因为它一直“担心某人会在某个地方享受幸福”。在门肯看来，天然患有“道德洁癖”的清教主义严重束缚了美国文学的自由表达和自我发展，犹如健康肌体上长出的毒瘤，必须加以铲除—这一观点和同时代另一位文学评论家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的主张遥相呼应：后者在《清教徒之酒》（The Wine of the Puritans，1908）中将清教主义视为美国的“文化短板”（cultural shortcomings），并断言唯有根治这一痼疾，方能抵达“美国的成年”（America’s Coming-of-Age）。

日后门肯和布鲁克斯在评价马克·吐温的问题上发生争执：布鲁克斯批评马克·吐温后期向加尔文主义屈服，压抑了他的艺术天才；门肯则坚持马克·吐温是反抗美国清教文学的样板，认为在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三大家（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和豪威尔斯）中，马克·吐温革除清教积弊的态度最为坚决，成效最为卓著，对于美国文学的自立与成熟“贡献良多”，堪称美国“民族文学之父”。在此后的文学史中，马克·吐温一跃而为“美国文学中的林肯”，可见门肯之慧眼和判断。一九五○年，著名文论家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宣称，门肯“毫无疑问，是自坡（Poe）以来我们最伟大的文学评论家”；传记作家乔希（S. T. Joshi）在《门肯论美国文学》（H. L. Mencken on American Literature）中，褒赞门肯“在建立美国文学经典方面厥功至伟”，洵非溢美之词。

门肯十岁时偶然读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从中发现了迥异于欧洲文化传统的“粗犷的个人主义”。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惊人的事件”，正如他后来在《自传》中所说：“马克·吐温多么伟大！他高高在上，与世隔绝，就像复活的拉伯雷（Rabelais），观察着人类的喜剧，嘲笑着人类永恒的欺骗！他对于宗教、政治、艺术、文学、爱国主义、美德等方面的虚假事物有着多么敏锐的洞察力……”更重要的是，马克·吐温“嘲笑他们，但并不经常带有恶意”—这也是门肯终生奉为圭臬的批评家的准则。

门肯对马克·吐温作品中“乡土的市侩气”不无微词，却又称赞他在《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抛弃了他一贯沉溺于其中的“狭隘的乡土主义”。照门肯的看法，马克·吐温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这种“超越美国国界的丰富想象力”恰是他最伟大的地方。此外，作为《美国语言》（The American Language，1919）的作者、语言学家的门肯对马克·吐温式的美国方言大为激赏。与此同时，他更“识别”出马克·吐温作品中蕴含的传承自欧洲文化的“书卷气”：马克·吐温以自己的天才“在丰沃的想象世界自由驰骋，他超然物外，游刃有余地醉心于用喜剧揭示人性的弱点，并对其加以鞭辟入里的尖刻讽刺。所有这些，让人不免联想起那些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艺术家”—事实上，门肯不仅将马克·吐温视为愤世嫉俗的拉伯雷（《巨人传》作者），而且将他比作嬉笑怒骂的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作者），甚至视之为这两位讽刺作家的合体。马克·吐温反对繁文缛节，针砭宗教伪善，憎恶道德主义—这一切都很符合门肯的文学旨趣，也是门肯对马克·吐温始终赞誉有加的主要原因。

身为《美国信使》（American Mercury）等报刊的文学编辑，门肯以“审稿迅速”（并反馈审稿意见）著称—他破天荒地允许作者“一稿多投”，由是扶植了包括辛克莱·刘易斯、舍伍德·安德森、尤金·奥尼尔、威拉·凯瑟和菲茨杰拉德在内的一众青年作家，其中最为耀眼的是德莱塞。正如早年发现马克·吐温一样，门肯为德莱塞深刻而准确描摹美国社会现实的天才所折服，并為之呐喊欢呼。从一九一一年的《珍妮姑娘》（Jennie Gerhardt）开始，门肯与德莱塞书信往还不断，数量惊人；门肯读过德莱塞众多手稿和校样，并为德莱塞几乎每一部作品撰写评论。门肯在自己主编的《时尚人士》（Smart Set）上发表德莱塞的作品，以此抗议文坛对这位离经叛道作家的打压。尽管德莱塞被称为“文笔拙劣的大作家”（索尔·贝娄语），但门肯却坚信，德莱塞“那丑陋的笨拙和粗犷恰是他令人惊喜的思想稳定性的一部分，他对巨大的文字工程驾轻就熟，对人物性格有着超凡的感受”。此外，门肯还意识到，无论《美国的悲剧》有多少缺陷和不足，“作为一部人类巨著”，它依然“充满了探索和庄重的尊严，有时甚至能够达到真正的悲剧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声望卓著的门肯为初登文坛的德莱塞铺平了道路，并在德莱塞作为小说家的成长过程中一次又一次鼎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