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5年第一部《书剑恩仇录》，到1970年最后一部《越女剑》，金庸用平均一年一部的体量，向华语世界馈赠了一个永不磨灭的武侠江湖。我们这一代的青春期是金庸给的，我们这一代的近视眼是金庸给的。我们整个中学时代，主修金庸，辅修数理化。我们披星戴月看，不舍昼夜看，不看金庸的同学去了北大清华，我们没考上，但我们不怪金庸。我们有一整个江湖。

这个江湖不仅扩容了孔子对正义的解释，捍卫了司马迁的游侠正义，还在主流价值观的赛道旁，开出了辽阔的行人道。这个行人道，为无数在主流赛道里气没平愤难消的芸芸众生，点了灯。这是金庸武侠小说最重大的社会意义。

这是人的宽度，或者说，文艺的宽度。这种宽度，在本世纪持续生成的意义，一点不亚于当年金庸横空出世的年代。这个宽度，不仅让被碾压的人类在文本中获得呼吸，也让整个社会获得弹性。

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这种文本构成时代情感的宣泄渠道，清代色情小说被收缴后，三侠五义填补进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武侠小说的蔚为大观，毫无疑问包含了民众对社会韧性和延展度的要求。所以，金庸小说会成为一种史无前例的社会现象，跟金庸承担了巨大的社会功能息息相关，就像马拉多纳的出現，整体降低了阿根廷的犯罪率。时代的荷尔蒙有了宽阔的通道，社会才有风调雨顺的可能，这是小说获得它最大意义的时刻。

就金庸小说而言，很多批评家也总结过，金庸小说由大量套路构成，包括误会的套路和爱情的套路，所以余华会说，他一点不喜欢看金庸写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