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音乐》作为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期刊，自1950年创刊以来几乎与新中国同向同行，是反映中国音乐发展的主流窗口。因此，回顾《人民音乐》1839篇“中外音乐交流”文献，总结其特点规律，中外文化交流发展，推进中国音乐文化国际传播，应有裨益。

一、红色年华：1950年到1966年“中外音乐交流”

《人民音乐》自1950年创刊到1966年止，以339篇文献，呈现了232次中外音乐交流，从外交对象、音乐外交活动类型、音乐表演、音乐教育、音乐理论等诸多方面，及时全面反映了该时期中外音乐交流面貌，体现了该时期中外音乐交流总体特征。具体如下：

第一，外交国家主次分明。该时期《人民音乐》有194篇文献反映我国以“一对一”方式与46个国家进行音乐交流活动181次。详见图1（中国与世界各国音乐外交次数柱状图）。

由上图可见，第一，从国别看，该时期与中国交流次数排名前五的国家是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日本、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其与中国音乐交流数占全部音乐交流总数的52%，而与苏联音乐交流占比最大。第二，从“阵营”看，中国与社会主义国家音 乐交流活动最多，占总交流数的75%。第三，从“友国”看，中国也积极与亚非拉国家进行音乐交流，占比达13%。第四，从“友人”看，中国也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特殊人群进行音乐交流，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奥地利、日本等，但这些交流仅限于民间友好组织和个人。可见，该时期中外音乐交流主体是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音乐表演活动丰富多彩。《人民音乐》文献表明，中外音乐表演类活动数量最多，占总数的69%。从表演形式看，综合类音乐团体表演占总数53%，单项类音乐表演占总数47%（包括独奏、独唱、室内乐、交响乐、合唱等）。从音乐表演活动内容看，世界民族音乐表演活动最多，占比达21%，位居第一，而其中大部分表演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拉国家，由此表明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与这两类国家关系密切。

第三，大型展演比赛类活动异彩纷呈。《人民音乐》从1951年到1962年，连续跟踪“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从1953年到1959年，连续四届跟踪“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同时，也及时反映柴可夫斯基钢琴与小提琴国际比赛、埃涅斯库国际音乐比赛和音乐节、国际舒曼钢琴和歌曲比赛、肖邦国际钢琴比赛、日内瓦国际音乐比赛等。多篇文献以热情笔触记写活动盛况，描绘了一个个音乐团体或音乐家的精彩表演。

第四，音乐教育活动丰富多样。根据《人民音乐》文献，该时期来我国教学的主要以苏联和德国音乐家为主，如苏联的歌唱家梅德维捷夫、莫斯科音乐剧院总指挥斯拉文斯基、合唱指挥家杜马舍夫、钢琴家塔吐良、指挥家巴拉晓夫，德国的钢琴家弗朗兹·朗格尔教授、军乐家维利·考夫曼、指挥家希撤曼等。同时，中国还与友好国家互派留学生学习音乐。[1]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专业音乐教育深受苏联等音教体系的影响。

第五，音乐理论交流活动崭露头角。根据《人民音乐》文献，该时期音乐理论交流活动主要采取两种形式开展：一是结合音乐表演举办学术交流，如1957年北京举行纪念格林卡盛会，会上请苏联音乐史学学家阿列克塞·康津斯基副博士作有关格林卡的学术性报告[2]；二是音乐家参加音乐理论座谈会，如1955年苏联作曲专家阿拉波夫同志参加北京作曲家座谈会[3]。可见，新中国音乐理论外交主要是在苏联影响下起步。

综上而观，《人民音乐》在新中国成立17年中，及时反映中外音乐交流，向国人展示世界的友好，向世界展现中国的友爱，反映了中外音乐交流与国家政治制度、外交政策的紧密关系，体现了《人民音乐》作为“人民”的音乐刊物所承载的国家使命和作为音乐刊物的艺术特性，谱写了以社会主义阵营为主体的“国际歌”式中外音乐交流华章。

二、希望田野：1976年到1991年“中外音乐交流”

从1976年到1991年期间，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中国外交理念作出重大调整，提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并把这一路线确立为中国对外政策的总方针、总原则[4]，中外音乐交流出现崭新面貌。《人民音乐》凭借自身优势，以686篇文献，呈现630次中外音乐交流活动，给予高度关注。

第一，外交国家广泛增加。该时期《人民音乐》以643篇文献，反映我国以“一对一”方式，与63個国家进行600次音乐交流活动。详见图2、图3。

图2可见，该时期与中国交流次数排名前五的国家是美国、日本、英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苏联，相比前期排名前五的国家，改变为美国、英国和联邦德国三个国家，与美国、日本的交流次数大增，而且它们与中国交流数和占总交流数的74%，与前期相比，增长1238%。

第二，音乐比赛类活动丰富。该时期不同比赛活动增加许多，有器乐、声乐、指挥、提琴制作、作曲等诸多国际大赛。这些比赛可分为中国人参与的和中国举办的两大类。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比赛，如1986年我国首次主办的“北京国际青少年小提琴比赛”[5]；1989年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人民音乐》编辑部、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北京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联合主办中国乐器（琵琶、筝、二胡、柳琴）国际比赛等[6]。

第三，中外音乐表演交流活动频繁。该时期西方音乐表演内容新增多种器乐表演，如图3，钢琴、室内乐、交响乐和独唱最多。在中国音乐表演方面，有以音乐家团体形式出国表演，有以单人或单项乐器出国演出。同时，还有福建南音表演活动，参与国家均为东南亚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认同感的增强。

第四，作曲家作品表演活动增多[7]。在作曲家作品表演交流活动中，有外国乐团或音乐家上演中国当代作曲家作品的音乐会、中国乐团或音乐家上演外国当代作曲家作品的音乐会、外国纪念中国作曲家举行的纪念音乐会、外国纪念中国作曲家举行的音乐会等。这不仅反应了现代音乐创作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也说明世界对中国作曲家的认可。

综上而观，该时期《人民音乐》反映出中外音乐交流呈现出四个特点：其一，中外音乐交流对象、内容、范围更加广泛多样；其二，中外音乐交流活动直接受意识形态影响更少，能根据需要进行选择开展；其三，中国作曲家及其创作走向得到世界认可和关注；其四，商业经济开始影响促进专业音乐外交。总之，《人民音乐》该时期“中外音乐交流”反映出改革开放给中国与世界音乐交流带进了“希望田野”。

三、走进春天：1992年到2002年“中外音乐交流”

1992年到2002年的中外音乐交流，在“伙伴关系”新型外交战略和政策下展开，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