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甲午战争 中华民族 救亡群体 四万万 国家 民族

〔中图分类号〕Ｋ２５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４）０４－０１１９－０９

在近代中国，产生于本土的“四万万”话语其流行程度不亚于由西方传入的新名词、新概念，国人尽属“四万万”，国人也都在使用“四万万”。“四万万”虽是用来描述中国人口总量的数字，但其价值并非仅限于此，它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了密切的互动，以此适应了救亡图存、抵御外侮的时代需要。目前，学界对“四万万”话语的研究，多从人口史方面展开，主要的问题意识是回答“近代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学者杨瑞松提出，“四万万”在近代中国从一个人口数字演变成为一个“国族符号”；颜德如教授认为，孙中山念念不忘“四万万”之说，流露出他重视人口在民族国家中的作用。这些研究颇有价值和极具启发意义。然而，把“四万万”视作一个概念并揭示其与时代的互动尚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与系统的探讨。① 事实上，甲午战后，“四万万”话语成为当时救亡群体思考社会问题的重要元素与逻辑起点，特别是自觉地把“四万万”话语融入到对中国何以败、国民何以弱、国家何以建设、民族何以兴盛等问题的思考上，展示出该话语所具有的独特魅力。从救亡图存背景下思考“四万万”话语的认知与运用是审视甲午战后中华民族走向觉醒时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四万万”话语与甲午之败的反思

“四万万”这一数字最初是用来描述中国人口发展的实际存在量。在清前期缔造的“康乾盛世”中，由于采取了“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等诸多举措，促使中国人口至鸦片战争前就已历史性地突破了“四万万”。揆诸清代文献，明确记载中国人口首次超过“四万万”的是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根据《清宣宗实录》关于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的“会计天下民数”，“通共大小男妇，四万一百万八千五百七十四名口”，①该数字也成为“四万万”话语得以形成的最初支撑。当然，仅就“四万万”这三个字来看，其首倡者应是林则徐。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林则徐在对当时清王朝的总人口数量进行描述时指出：“以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不止于四万万人。”②这标志着“四万万”话语的出现。

“四万万”这个话语在形容人口之时虽非精确，但却是一个可靠之数。因为在清廷以及民国的人口统计调查中，中国从道光朝以后大致保持着“四万万”以上的人口总量，这也是“四万万”能够在近代中国百余年时间里被持续使用的原因所在。如庚子事变后，清政府立时对全国人口进行统计，其結果是为“全国实共四万万一千五百万有奇”；③在清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当时的中国人口也有４０３０２２８８９人。④ 这些实际的人口存在量证明了被国人所广泛使用的“四万万”绝非仅是依靠意志与情感建构起来的话语，而是出自现实人口的真实反映。

“四万万”话语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固然与中国人口数量的相对稳定有关，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国弱民衰的时代中，“四万万”话语蕴含的“冠绝世界”人口数量规模及优势成为中华民族走向强大的资源诉求。王韬在《欧洲各都民数》中专门对中欧的人数进行了对比，他列举伦敦、巴黎、柏林等国际大城市的人口后认为，尽管欧洲人足迹遍布世界，且“各国无不畏之如虎”，但却绝对不是“当为天下冠”。中国的实际人口远远超过欧洲总和，因此是世界上最为繁盛之国，“欧洲不过二百数十兆，中国一国则得四百余兆，然则生齿之繁，莫如中国。以中国一国之人数，已可抵欧罗巴一洲而有余，岂不盛哉！”⑤王氏尤为注重与强国进行比较，是为展现“四万万”所蕴含的复兴力量，这与他极力倡导的“天下诸邦人民之众，无有出于中国上者”⑥理念相吻合，以此激发国人以中国为人口大国的自豪感与自信心。

然而，甲午一役，中华泱泱大国惨败于“扶桑三岛”的蕞尔小国，并以割地赔款的悲惨结局告终。这一历史“奇变”深深刺痛了士大夫们的神经，当时的士大夫群体对于甲午战争的结局无法接受，“均引为奇耻大辱”，⑦从而也促使他们走向觉醒，正所谓“一战而人皆醒笑，一战而人皆明矣；一战而人皆通，一战而人皆悟矣”，⑧这也为当时乃至此后重要的公开意识。

当时，救亡群体走向觉醒的一个显著体现就是把目光聚焦在对国民全体的思考上。在民族危机与亡国焦虑下，中国已然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弱势局面，并被贴上了“贫弱”的标签，“二万里之地，而四万万之人，而二十六万种之物，遂成为至贫极窘之中国”。⑨ 这是一个让人无法回避且难以接受的残酷事实，并对“四万万”话语的认知与运用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其中，使用“四万万”话语来思考中国的战败就是一个直观的体现。

就甲午一战中国为何惨败这一问题上，救亡群体一致认为并不能把中国战败仅归因于清廷中央，缺乏“四万万”民众的全体参与才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将吏贪懦，兵士怯弱，乃至闻风哗溃，驯至辱国请和者，得无皇上未有以鼓其气耶？是有四万万之民，而不善用之”。① 在救亡群体看来，缺乏“四万万”民众的全体参与并不单限于刚刚结束的中日之战，而是近代以来所有的对外御敌战争失败的共同败因。

救亡群体也运用“四万万”话语对中外之战的性质进行了再定义，也就是把甲午之战乃至整个中外之战界定为“四万万”人的整体失败。这其中固然有情感动员的诉求在内，但也是对中国现实处境的认知。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一个新特点就是从局部延伸至全国，“福建为日本囊中之物，其余隙地则意、奥、比、葡等得之，以为瓯脱焉，而黄河为俄与英、德疆域之界，长江为英与俄、德疆域之界，西江为英与法疆域之界，直隶湾为俄与英海权之界，胶州湾为英与德海权之界，琼州为英与法海权之界。”②此种侵略形势意味着全体中国人均无幸免的可能，都会成为帝国主义奴役的对象，“把我们的地方都占了去，我们四万万人，望那里去存身”。③ 康有为在成立保国会时较为形象地描述了国人遭受集体侵略的现状，“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④ 《清议报》所刊登的《瓜分危言》一文在专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时也表达出相似的话语，“我四万万人者早己为釜底之鱼，为俎上之肉，他人得戮之，辱之，践之，蹴之，奴之，仆之”。⑤当然，一个颇有反思价值的社会现象就是，甲午战后中国人在遭受任何屈辱与失败时几乎均不约而同地被称作是“四万万”人的整体失败。

“四万万”与中国之败的重要关联还体现在救亡群体对于中国如何御外的思考上，这实际上回答了战胜外敌的力量依靠问题。在救亡群体看来，“四万万”的国民全体才是中国能够取胜并立于不败的关键所在，“有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民。疆土之广，人口之众，虽欧美强大之国，未之能及焉”。⑥ 这也在实际上产生了战争参与的“举国”意识。当然，甲午战后，救亡群体在继续强调“四万万”所代表的人口数量优势基础上，同时看中了“四万万”的集体力量，“我国之亡不亡，匪由天也，匪由人也，而实在我辈四万万众之心。四万万众皆曰听其亡，斯竟亡耳；四万万众皆曰不许其亡，斯不亡耳”。⑦ 也就是说，在何以战胜外敌上，不但需要发挥出“四万万”的人口数量优势，还必须铸造与凝聚“四万万”的集体力量。

总之，在甲午战后，“四万万”成为救亡群体审视甲午之败的一个关键要点，由于缺乏“四万万”的民众参与，中国之败的性质也被认为是中国整体的失败，而中国的取胜之道应当依靠“四万万”的人口数量与整体力量。因此，“四万万”话语名副其实地成为国力动员，塑造国民信心，实现民族复兴的宝贵资源。

二、“四万万”话语与国力资格的检讨

甲午战后，“四万万”话语对于战争胜败乃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重要价值已成为救亡群体的共同认知，这也促使他们形成了对于“四万万”国民本身的反思与检讨，即“四万万”的国民究竟存在着怎样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彼时的中国究竟有无国民的思考，“今日之中国，有国民乎？无国民乎？此二十世纪之一大问题也。”⑧当然，“中国无人”这一痛心结论也受到救亡群体的普遍认可。

在救亡群体看来，中国无人现象的出现是对整个国家、社会问题的映射，二者之间的互动关联也因此成为关注的焦点。为揭示中国无合格公民的现象，在救亡群体的叙事逻辑中形成了“切割剩余法”模式。在当时这种共用的叙事方法中，一个较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把占有二分之一总量的女子群体直接排斥在外，并不加区分地将其冠以非合格公民的称号，主要的原因无非是女子缠足、不识字以及对于男子的依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