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高桥和巳 中国文学 日本战后思想

〔中图分类号〕Ｈ３６；Ｉ０４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６６－０９

高桥和巳（１９３１—１９７１），本科至博士（未取得学位）均就读于日本京都大学中国语中国文学科（下文简称“京大中文系”），师从汉学泰斗吉川幸次郎，主攻六朝文学及文论，先后任教于立命馆大学、明治大学及京都大学。除学者本职工作外，高橋还发表小说《悲之器》《堕落》等，并撰写了大量散文及日本文坛时评，确立了自己在学术界和文坛的地位。１９７１年高桥因癌症去世，享年３９岁。作为参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在２０２３年以８８岁高龄故去，大江只比高桥小４岁，但２０２３年距高桥过世已５２年，两相比较令人不禁有隔世之感。

在日本左翼思潮和市民运动波澜壮阔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高桥和巳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具有重大影响力，他的主要读者是生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５０年代的两代日本知识分子，前者关注他在日本文学史和日本汉学史上的地位，后者重视他努力将观念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的人生观。而高桥出身中国文学的学科背景，则激励了大批仰慕他的青年人选择入读中国语言文学系，这批青年成了战后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中坚力量，部分人至今仍活跃在学术界。目前，中日两国学界主要关注高桥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与贡献，以及高桥和巳的文学创作与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之间的关联。如驹田信二（早稻田大学教授，也是高桥和巳高中时的中文启蒙导师）认为，受到中国文学熏陶的日本作家中，武田泰淳的文学是“软派的，道家的”，而高桥和巳的文学是“硬派的，儒家的，法家的”。因此高桥文学的内核并非技术性的“小说”，而是用于言志的“大说”。① 高桥的文坛挚友杉浦明平认为，高桥的小说中具有日本文学从明治时期走向现代的发展中被遗落的东西，即“刚直的男性文体”和其作品主人公一以贯之的“国士般的风格”。① 真继伸彦在亚非作家会议的讲座上坦诚高桥的学识、问题意识及良知在战后作家中无出其右者，并认为理解高桥文学的关键在于他看似森然的文体背后所隐藏的“女性和母性”，即高桥在诸多作品中展现了试图从“爱的接受方”的女性转向“爱的给予方”的母性的变革，这种变革是通过对小说中人物的断罪和人物自身的忏悔来实现的。据此真继认为，高桥文学的原动力在于他意识到了自己只能汲取他人之爱，却无法给予他人爱时的无力感。②

国内学者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戴燕发表于《读书》杂志的《遇见高桥和巳———文学、学术与现实、历史的叠影》，文中探讨了高桥小说中过于明显的时代特征，以及中国文学中的“言志”说如何影响了高桥的创作。③

以上先行研究主要聚焦于对高桥文学思想的探究，然而高桥并非单纯的学者文人，考虑到他拥有的社会影响力，他的文学思想和行动实践应当被置于文化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理解。因此，本文通过精读高桥自身的著述及与高桥相关的各类资料，探求高桥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并通过高桥与另一位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间的对比，来明确高桥在日本战后文化思想史中的位置。

一、时代精神的塑造———谁在言说？何以言说？

高桥和巳在学术、创作、翻译、评论等领域均有杰出造诣，而他的生命在３９岁那年戛然而止，亦留给时代无尽的追思。高桥的影响力并未随着他生命的终结而消散，他学术上的导师吉川幸次郎和文学上的导师埴谷雄高共同主编了２０卷本《高桥和巳全集》（河出书房新社，１９７７—１９８０）。在上下级秩序泾渭分明的日本学术界，尤其在拥有厚重的学统传承观念的京都大学，老师为学生编书仅此一例。而这也并非对高桥怀念的终点。迄今为止有关高桥的回忆和论述不断出现，尤其是近年来日本知识界对高桥的关注还有高涨之势。如河出书房新社于２０１７年推出《高桥和巳 与世界战斗的文学》论文集，收录了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与高桥对谈）、梅原猛、秋山骏等日本著名文人学者的近４０篇新旧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都围绕高桥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展开。２０１８年，高桥昔日的学生兼活动同人，后成为日本著名作家、俳句词人的太田代志朗等人结集出版了《高桥和巳的思想与文学》论文集，收录铃木贞美等人论文２７篇及高桥遗稿３篇。前述戴燕论文亦被翻译后收录其中。两部书的供稿者年龄层相差约１０至２０年。前著的供稿者多出生于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间，是高桥的师友同辈。后著的供稿者多是高桥和巳的读者和学生辈，即出生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在６０年代的学生运动中担当主力的一代人。这两代人共同构成了高桥最坚实的读者群。在中国，尽管高桥相关论文的数量有限，但在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或现代日本研究的学者群体中，高桥享有极高的知名度。④

如果最终的死亡时刻是“当名字最后一次被说出的时候”，那么高桥至今都没有真正离开这个世界，笔者摘取近十年来有关高桥的部分言论如下：

１．高桥绝非籍籍无名之辈，却又似乎被遗忘了很久很久。⑤

２．最近听闻青年学者说“高桥和巳？这个名字第一次听说”，我略受震撼。当然，高桥已卒４４年，想来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但得知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不知道高桥的青年学者们，我唯剩下某种感叹。①

３．被阅读过度后产生了反动，进入消费社会后人们想要忘却高桥和巳。但这个时代再次呼唤着高桥。我们可能需要再次阅读他这样诚实且洞见人性的文学家的作品。②

４．回顾起来，高桥生后的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并没有举办纪念活动。也没有与高桥有关的学术研讨会或者解读高桥文学魅力的特别讲演。③

几乎所有高桥的言说者都试图提醒人们，高桥正在被遗忘，或已经被遗忘了，但是他被屡屡提及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高桥事实上早已收获了比活跃于同时代的其他文士学者如立场相同的椎名麟三、花田清辉，立场相异的福田恒存等人更多的关注。如前所述，高桥的言说者们较为明显地集中于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出生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出生这两个年龄段，精读他们有关高桥的言说可以发现，这两个年龄阶段的人评述高桥的路径泾渭分明：前者更加关注高桥在日本文学史和日本汉学史上的地位，而青年时期成为高桥读者的人则更倾向于从社会运动的角度评价高桥（哪怕他们后来自己也成长为学界巨擘）。因为高桥启蒙了他们思考人生的意义，支撑他们度过了激烈的学生运动时期。对他们而言，对高桥的追忆很大程度上映射出对自己青春的怀念。

１９５０年出生的青年知识分子喜爱高桥还带来了目前未被学界关注但实际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一个结果，那就是在日本与中国大陆地区被铁幕隔断，中文学习者几乎无法凭借本专业就业的特殊岁月里，许多青年学生都因为受到高桥和竹内好这些出身中国文学专业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而在报考大学时选择了中国学相关专业，高桥之于这些青年们还有职业生涯启蒙之特殊关联。如立命馆大学荣休教授宇野木洋（１９５４年生）坦陈，“之所以选择中国文学专业，理由之一就是有形无形地受到高中里狼吞虎咽般阅读的高桥和巳小说的影响。更精确而言，是因为写出那样小说的作家高桥和巳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研究者”。④无独有偶，宇野木的同时代人，早稻田大学教授千野拓政（１９５３年生）也承认，自己选择中国文学的原因是“当时在日本竹内好、高桥和巳这些研究中国文学，进行文学活动的学者、作家非常受欢迎，我喜欢他们。所以我开始看他们的书，看有关中国文学的书”。⑤ 小南一郎（１９４２年生）直言“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契机之一是读了高桥和巳老师的《李商隐》”。⑥ 此处小南使用了“老师”，因为小南在京大中文攻读博士学位时，正逢高桥供职于此，两人曾有短暂的师生缘分。这样的言说还有很多，在此不一一枚举。以上三位学者中，宇野木洋长年投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艺学和文学理论研究，曾任立命馆大学孔子学院日方院长。千野拓政曾任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学科主任，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研究，小南一郎是金石考古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专家。三位学者方向不一，但都因高桥的影响而选择了中国文学作为一生的志业。由此可见，高桥客观上为日本战后中国学的血脉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除了投身左翼的青年和因高桥选择研究中国的年轻人外，有些始料未及的是，在左右政治立场极度对立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高桥在日本右翼青年中也被广泛阅读。如铃木邦男（１９４３—２０２３）本科与硕士均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从学生时代即投身右翼，日后成为活跃的右翼活动者、言论家，并终身担任右翼团体顾问，其政治立场非常顽固。但从其回忆文章可以读出，虽然分处左右两个泾渭分明的阵营，但年轻人之间某种程度上分享着共同的精神资源。该资料文本较长，但对于本论是重要论据，且可以反映当时日本学生的思想状况，故择重要部分录之：

说实话，我喜欢高桥和巳，到现在为止都喜欢，甚至可以说是他的信徒……每当我说自己喜欢高桥，大家都会露出惊讶的表情，然后说“你是右翼的话应该喜欢三岛由纪夫不是吗？高桥是左翼啊”……我也读三岛，很认真地读，但是是为了与左翼学生、全共斗进行战斗而读，作为理论武装而读……推荐（高桥和巳的）《悲之器》的是同样参加运动的右翼学生，他们对我说：“咦？你竟然没读过高桥和巳？所以右翼学生才会被认为是白痴（日语原文：马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