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返本开新 历史哲学思想 历史主体论 损益方法 古今互动律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４４７－６６２Ｘ（２０２４）０４－００２５－１２

中国文化以儒学为主干，儒学以孔子学说为主要来源，因为孔子学说集“三代”精华而自任之。但由于《论语》留下孔子“信而好古”“克己复礼”等诸多言论，经历后世激进者们的主观预设性诠释，形成“保守主义”“复古主义”之类的误读，这类误读成为无形的发酵剂，诱导后人对孔子思想学说做支离破碎的曲解。面对这种现象，要客观理解孔子思想学说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需要重新审视他返本开新的历史观及其所生成的历史哲学思想。

当前学界一个客观事实是，在史学领域，对孔子史学思想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ＣＮＫＩ数据库呈现这方面的文献近６０篇，主要围绕孔子所修订的《春秋》和所整理的《六经》而展开，偶有涉及《论语》者，也仅是取其“旁证”材料①或“兼论”②，并不涉及孔子哲学中之历史哲学内容。所以，关于孔子史学思想的研究，从未有人触摸到孔子返本开新的历史哲学思想。在哲学领域，从哲学切入研究孔子历史哲学思想的文献只有《自觉的生命史观：孔子历史哲学思想探析》和《试论孔子的历史哲学》两篇。前者探讨孔子对历史的评价从“以礼为标准”转向“以仁为标准”，认为“历史化为自觉的生命绵延，生命自觉地融入到人文世界的传承之中”，既形成“自觉的生命史观”，也生发出对“人文世界的历史自觉反思”。①后者认为《论语》既是一本历史著作，也是一部历史哲学著作，指出孔子的历史哲学是以“道”为社会和历史的最高准则，构建起一种“历史循环论”思想，揭示历史的过程不过是“‘大道’发生、运行、隐现、兴衰的循环过程”，并认为“这是孔子对于古代历史哲学的一大贡献，为人们把握历史提供了直接的准则和总纲”。② 从整体观，如上研究都未涉及孔子历史哲学的本体内容。除此之外，中国哲学史研究再无对孔子的历史哲学思想的抉发。这种情况可能源于一个重要历史原因，那就是自秦以降，汉代统治者基于以“五德终始”和“天人感应”为基本内容的“王权神授”政治神学的需要而构建起“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儒家传统，虽然借用了孔子之名，却实在地剥离了孔子的思想学说本身，形成以孔子思想学说为纽带的诸子大传统与秦以降的儒家小传统在思想和精神两个方面的断裂，秦以降所建立起来的儒家传统是服务以血缘为土壤、以宗法为基石的中央集权政治之统治意识形态，这是后世一方面将孔子推上“素王”和“圣人”的祭坛，另一方面又将孔子思想学说束之高阁，或者在不同历史时期用不同的儒家统治意识形态来诠释孔子的思想学说从而使之统治意识形态化的根本原因。

另一个客观事实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等新儒家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提出“返本开新”概念及其主张，实有其时代和文化背景，即他们在西学东渐的中西文化对比中面对“中国文化之短”而提出“唯守而后存在不亡，人生一切事业，一切文化，得绵续不断，达于无疆”③的口号，主张“吾人所谓反自中国文化精神之本原上立根基，以接受西方文化，即吾人必须先肯定中国文化之一切价值”。④ 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华文化在本源上具有绝对自足的完善性和至上性，只要人类存在，中华文化的完美和至上价值就永恒存在。他们在这种完美和至上的文化高度提出了中华文化的“返本开新”主张，却并没有引起广泛响应并产生预期的效果，原因在于，返本开新不是一种文化学主张，也不是一种社会学或政治学的观念，而是一种历史哲学思想。并且，现代新儒家们倡导的“返本开新”主张的真正思想源头，既不在现代新儒学那里，也不在秦汉以降的经学和道学中，而是在孔子思想学说的世界里。客观而言，返本开新思想不仅构成孔子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更成为孔子生存论哲学的认知论和方法论。这是“返本开新”思想之所以得不到历史的传承和发展，并在中国史学和中国哲学研究中出现断层的根本原因。消解这一思想史上的断层和研究盲区的基本方式，就是以《论语》为依据，采取语境还原和内证的方法来梳理孔子自言自证的返本开新历史观，并系统地分析其思想内涵和由此呈现出来的历史哲学的理论框架。

一、孔子历史观的认知视野和基础

要正面讨论孔子的历史观，需从历史、历史观、编年史的区分入手做一前提性的观念澄清。历史属存在范畴，它指已逝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社群生活及过程，主要由日常生活内容（或曰“生活细节”）及重要生活事件组成；历史观属价值范畴，它是人对已逝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社群生活及过程的基本看待或判断。已逝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社群生活内容被称为“历史内容”，网结这些日常生活内容的重要生活事件，被称为“历史事件”。以时间本身为序，记述这些已逝的重要生活事件，就形成编年史；对这些已逝生活内容及重要生活事件予以认知判断，就形成历史观；以其历史观为准则来评价这些已逝生活内容及重要生活事件，就产生历史思想；如果对它予以系统研究，就形成历史理论和学说。史学家们将与编年史相对应的历史判断、历史评价、历史研究等活动概括为“历史”。近代史之父兰克（ＬｅｏｐｏｌｄｖｏｎＲａｎｋｅ，１７９５—１８８６）认为“历史……仅仅要求表达出事情曾经真正地是什么样子”。①这就是历史与编年史的区别：“历史是活的编年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前的历史，编年史是过去的历史；历史主要是一种思想活动，编年史主要是一种意志活动。一切历史当其不再是思想而只是用抽象的字句记录下来时，它就变成了编年史，尽管那些字句一度是具体的和有表现力的。”②简言之，关注历史内容、历史事件本身，并对其予以客观呈现，就形成编年史。

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历史观的认知姿态和视域

对编年史和历史的区分，是理解孔子历史观的认知前提。孔子的历史观，通过他本人自述而呈现：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

这应该是孔子晚年对自己的学术自传，③他从三个方面对自己的学术人生做出总结，即自己一生主要“做了什么”“怎样做的”和“做到了怎样的成效”，④并以此表达了自己的历史态度和历史视野。但后世却对孔子的学术自传做出了曲解，并从中得出孔子是“复古主义”和“保守主义”者等错误判断。钱大昕曾说，“讀经易，读史难。读史而谈褒贬易，读史而证同异难。”⑤此论或可间接地表达对孔子的思想学说整体的曲解和误解，以及对其思想学说的认知基础的历史哲学被忽视和歪曲的历史遭遇。避免曲解和误解，还原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之历史思想本义，须从“述”和“信”字入手。

关于“述”，古人注解为“传述”。比如，朱熹注为“传旧而已”，⑥后人亦沿其说。今人如杨伯峻、李泽厚等均理解成“阐述”。就《论语》内容观，“述”有陈述、讲述、概述三种方式。但不管哪种方式的“述”，都不是单纯的“传旧”，因为单纯的“传旧”，不过是编年史家的功夫，孔子是思想家，其“传述”的主要不是已逝的生活内容和历史事件，而是如伏尔泰所讲的被“认定为真实的”历史“事实的叙述”；并且，即使是单纯的“传旧”，也面临选择哪些“旧”来“传”的问题，这就涉及选择的动机和目的。

孔子的“述而不作”向来为后世所论。然而“述”与“作”到底有何更深层的意思？仅仅是如前人所说的“记述”与“创作”之间的差异吗？显然并非如此。实际上，“述”是一个“继”的过程，而“作”是“独”之确立与彰显。但是，那么为什么孔子要舍“独”而求“继”呢？孔子之“独”真的会因为“述而不作”而被隐藏与遮蔽了吗？显然不是。相反，“独”的价值在于“继”中呈现，“独”决非是孤立的，而是永远承续着传统。⑦

俞莆慧认为孔子之“述”的动机和目的是“继”，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因为“继”而“述”，就不能走编年史的路子，而是通过严肃的历史考信来讲述（或陈述、概述）历史真相、历史真知、历史真理，其表达的语义内容既尊重史实，又超出史实本身而获得价值判断或意义赋予。比如，“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是孔子对古代人性思想的概述，也是对人性思考的概述；“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却属于应然性质的陈述。在孔子那里，陈述的是道理，讲述的往往是事实，但同样融入独特思考并赋予具体思想或义理表达。比如“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和“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前者是孔子晚年讲述自己学而成己的人生经历，算是最简单的人生自传，揭明君子成己成人立世的人生，不仅是“一以贯之”“守死善道”的人生，亦是返本开新的生命过程；后者讲述鲁国贵族越制违礼的事实，表达对其僭越礼制行为的愤慨，宣示恢复返本开新的周道的坚毅态度。

由此不难发现，孔子为“继”而“述”的思想中隐含两个问题：一是“继”什么，二是如何选择所“述”内容以实现其“继”。这是理解孔子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历史态度和历史视野的关键。破解“信而好古”的历史态度，关键是对“信”字本义的理解。关于“信”，注家大多忽视它，只有何晏解之为“忠信”。① 今人则译其为“相信”，由此将“信而好古”译成“相信而热爱古代”②或“以相信的态度热爱古代文化”③之类，显然文意不通，因为“相信”可能引发认同，但难以激发出“热爱”。

人们历来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理解为简单的述事，没有认识到孔子作为“思想范式的创造者”，④晚年自述一生的最大事功和根本作为，是要以此总结自己终身坚守的历史观。因而，其“述”所“继”的恰恰是对杂芜的历史内容予以严肃考信而呈现出来的古代真知和真理，即雅斯贝尔斯所指出的“孔子则宣告了古代之声。对于古代的自我尊崇，阻止了傲慢自大，可以从渺小的自我之中提出更高的要求。”⑤所以，孔子之“信而好古”之“信”，不是“相信”，而是考辨确信；“信而好古”之“好”，不是“热爱”，而是“追求”“挖掘”“抉发”。“好古”之于孔子，不是“热爱古代（文化）”，而是严肃地考信历史，从杂陈的历史事实、历史事件和历史生活中抉发蕴含于其中的远古真知、真理，然后以传述的方式来教化弟子，培养文道救世的社会精英。这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基本内涵，它集中敞开孔子坚守终身的历史态度、历史视野和返本开新的历史发展观、认知论。

２．“天命”与“天道”：孔子历史观的存在论依据

历史观是后人对已逝社会生活（包括重大事件）所持有的基本态度。这一基本态度的形成始终以人为中心，因为人伫立于社会生活的中心，既必须脚踏大地，又只能头顶天空。并且，人所依赖的大地和天空，既有自在方式和运行轨道，更有自我运作力量。这些人必须被动承受的力量，被称为天道；运用这种天道观念来观照或比附己之生存，就形成天命观；被人所“觉悟”的这些天道或天命观念，总会以或这或那的方式影响人们，形成具体性质定位的历史观。

以“信而好古”方式形成的历史观，能超越上古的神道观，剔去殷人“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诗·商颂·玄鸟》）和“赫赫姜？，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诗·鲁颂·？宫》）的崇神历史观，将地球和宇宙的运动看成客观的自然存在，形成“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是子贡遗憾地感叹夫子不言“性与天道”的存在论依据和根本理由。在孔子看来，天道乃自然的本体，也是生命的本质，它通过自然和生命本身彰显。对人来讲，既不能言，也不需要言，更不可言，只有遵从。孔子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告诉弟子们，性与天道，不在于说，而在于悟。并且，真正的悟开辟的是守的道路：悟在于能守和会守。从悟而守，能守和会守，这是崇性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