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 0年）三月，明神宗朱翊钧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以“萨尔浒之战”为标志的辽东惨败，国事困扰，情绪低落，终于病重不起，于七月二十一日在弘德殿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5 8 岁。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 0年）八月，朱翊钧之子朱常洛继位，改元泰昌。面对晚明政局，朱常洛任用杨涟、左光斗等贤臣，革除弊政。然而，这位泰昌皇帝原本应有所作为，却在登基仅十日后骤然获病，经掌管御药房的宦官崔文升诊治后病情加重，最终在服下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红丸后离奇去世，年仅3 8岁，在位仅二十九天。此案疑点颇多，成为历史上著名的“明末三案”之一——“红丸案”，朱常洛也被称为“一月皇帝”。

同年九月，朱常洛之子、年仅16岁的朱由校继位，罢免了未劝阻李可灼献药的内阁首辅方从哲，将崔文升发配至南京，贬李可灼充军。除了了结“ 红丸案”，天启皇帝朱由检还干了一件与其父泰昌皇帝有关的事——颁令两京及各处补铸泰昌通宝一年。

因孝义补铸泰昌钱

钱币大家丁福保在《古钱大辞典》中引用了明代官宦刘若愚《酌中志》的记载：“世庙神庙，享国年久，鼓铸嘉靖、万历钱流行甚广，惟光庙在位匝月。先帝仰思泰昌年号，尚未及铸钱，遂分铸与天启钱并流，同使民间睹泰昌而堕泪者。”从《古钱大辞典》对“泰昌通宝”词条的诸多论述，可看出天启皇帝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孝子。

补铸泰昌通宝的史实还可从一些史籍中得到印证，如《明史稿》及《明史·食货志》记载：“天启元年，铸泰昌通宝钱。”清初初尚龄辑《吉金所见录》载：“泰昌匝月，未及铸钱，乃命宝源、宝泉二局并铸泰昌天启钱，流通天下，民间致有见光宗钱而堕泪者，此阇主一念孝思，亦有足取”；又据清梁诗正《钱录》载：“现存的泰昌钱为天启朝所铸。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丙午朔，光宗即位，诏书以明年为泰昌元年。九月乙卯朔熹宗即位，诏以明年为天啟元年。改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为泰昌元年，光宗之立甫一月，此钱或熹宗即位后所铸，然是冬尚未改天启，故仍称泰昌也。”

泰昌皇帝在位时间仅一个月，这在历史上十分罕见，当时自然来不及铸钱，其子朱由校继位后又有何举措？据《明熹宗实录》记载：“工部覆南京监督铸钱主事荆之琦疏。言帝王御极纪元，必有一代制钱通行海内。先帝虽在位未久，而泰昌年号既以播告天下，宜从此伊始至天启元年，两京各处鼓铸，俱造泰昌通宝一年，次年方以天启通宝接铸……”综上可知，泰昌通宝仅仅铸造了一年，有一定的存世量，但相较万历通宝、天启通宝、崇祯通宝要少，然而绝非如隆庆通宝那样难得。

从现存实物来看，泰昌通宝小平钱制作工艺与同期的万历通宝、天启通宝相近，面文真书顺读，分大、小字，根据“通”字的不同写法分为单点通、双点通，钱背有素背、背月、背星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