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永乐、宣德时期，鲜红釉、宝石红釉是霁红瓷器的主要品种，其勃兴正伴随着大明王朝的兴盛，嘉靖时霁红的停烧则预示着明王朝的转折（图1）。因此，霁红瓷的烧造曾被视作与国运息息相关。诚然，瓷事亦国事，瓷器烧造背后与当时的科技发展与财力不无关系。而除了明代，霁红瓷器的“神预言”其实也在清代几乎重演了一次。

这种红令清宫追仿

明代嘉靖時期，曾经名噪一时的鲜红釉瓷器在皇家御窑厂的烧造已难以为继，以致“嘉靖三十六年，上取鲜红，造难成，御史徐坤奏以矾红代”（据《浮梁县志》）。矾红釉是一种低温红釉，虽然容易烧造，但效果不能与高温的鲜红釉同日而语，明代高温铜红釉自此断绝。

朝代更迭，时至康熙二十年（1 6 8 1年），国家基本从战乱中平复，景德镇御窑厂也终于恢复烧造，是为“ 臧窑”。此时御窑所产瓷器基本延续了明末清初以来的青花、五彩、素三彩、青釉、酱釉等民窑品种，仅有豇豆红一项为创新之作。有一种说法是，豇豆红是御窑厂尝试恢复永、宣霁红釉的产物，只是由于技术原因，颜色不能烧至均一，常常出现绿色苔点，反而造就了一时名品，成为一种特殊的高温铜红釉瓷器品种（图2）。

而霁红釉的真正恢复要待到康熙晚期。康熙四十四年至五十一年（170 5年至171 2年），郎廷极任江西巡抚，期间烧造了著名的“郎窑”。由于郎氏富收藏，“郎窑”从而有条件遍仿明代御瓷名品，颜色纯一的霁红釉瓷器也终于得以恢复。此外，“郎窑”在恢复高温红釉的过程中还创烧了著名的郎窑红，康熙朝高温铜红釉一时盛况空前（图3）。

雍正五年（1727年），御窑厂进入常态化烧造的阶段，此时由年希尧督管，是为“年窑”。霁红工艺在御窑得到传承，并被美誉为“年红”，自此霁红成为清宫用瓷的常规品种。唐英在《陶成纪事碑记》中总结了雍正御窑名品，曾说道：“仿宣窑霁红，有鲜红、宝石红二种”，正说明了清代霁红的渊源所在。雍乾盛世，霁红是颇受皇家追捧的，御窑所产各种霁红琢器造型丰富，常见的霁红盘、碗也有大小数十种之多，并且霁红制品普遍质量较高，红色鲜艳、均匀，诚为盛世之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