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作为中东地区的军事和情报强国，其在美国支持下的情报侦察预警能力在世界上居于前列，侦察范围覆盖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及以色列西侧的加沙地带，其中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实际控制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实际控制加沙地带。可以说，与中东地区任何国家和组织相比，以色列的情报能力都处于绝对优势地位。以色列政府、军队乃至广大民众都对情报部门充满信心，认为情报部门能在外敌发动进攻行动前及时发出警告。然而，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的突袭行动却令以色列情报部门颜面尽失，以色列情报部门集体“失灵”，未能提前发出警告，导致防范不力、遭受重创。
综合分析，以色列此次情报预警失误的主要原因有4个方面。
国内外环境动态变化，情报优先关注事项出现偏差
没有一个国家拥有无限的情报资源，它们的分配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领导层的优先事项决定的。当以色列在国内和周边出现严重的内忧外患之际，以色列领导人及政府不得不将情报优先关注事项放在安内平外上，进而降低了对哈马斯威胁的关注。
国内政局动荡的内忧严重影响对哈情报关注。所谓内忧，就是以色列国内政治逐步走向全面分裂。2021年8月，以色列八党联盟成功组阁，内塔尼亚胡连续12年的执政宣告结束，但八党联盟内部矛盾不断，最终联合政府瓦解。2022年11月，以色列舉行自2019年4月份以来第5次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重新出任总理，重返以色列权力中心。2023年初，由于以色列最高法院以“极其不合理”为理由驳回了内塔尼亚胡的一项任命决定，于是内塔尼亚胡执政团队开始推行“司法改革”，希望增强政府权力的同时，削弱最高法院的权力，此举引发以色列国内多方反对，抗议示威游行人数一度增至60余万人，以色列总工会也宣布进行大罢工以示不满，出现国际航班停运、商店和港口关停、大学停课、驻外官员停止办公、军人拒服兵役等严重情况。以色列诸多媒体认为此次抗议活动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政治危机”。如果以色列极右势力及政府完成了此次“司法改革”，其必然会以更为极端的手段打击生活在以色列的非犹太族群，这将激起更强烈的反抗甚至“内战”。
多重压力之下，内塔尼亚胡政府不得不宣布推迟此项改革。作为政权重要组成部分的以色列情报机构也受到较大影响，前摩萨德负责人帕勒公开批评政府称，“我们应对外部威胁驾轻就熟，但现在才发现，最大的威胁在内部”。可以认为，一次“司法改革”不仅割裂了以色列社会、削弱了军队，还让以色列面临内战的风险。在内忧环境下，以色列决策层将部分注意力转移至国内维稳上来，进而影响了对哈马斯的情报关注，情报机构效能也大打折扣。
来自伊朗、黎巴嫩等外患的突显降低了对哈警戒等级。以色列是一个对外患保持高度警惕的国家，他们自认为是处于敌对国家和势力包围中的一座孤岛，进而形成一种“病态”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刺激他们“四处树敌”，并时刻紧盯对手。然而，树敌太多必然导致精力分散。
历史上，以色列长期认为自己面对4个包围圈：第1圈是四个阿拉伯邻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对其生存威胁最大、最直接；第2圈是其他阿拉伯国家；第3圈是伊斯兰世界；第4圈则是国际反以、反犹势力。在众多敌人中，哈马斯不是以色列安全议程上的首要问题，来自伊朗、黎巴嫩真主党等的威胁才是内塔尼亚胡政府最为关注的。自2009年上任以来，内塔尼亚胡政府一直专注于说服国际社会有必要对伊朗的核计划采取行动。尽管包括内塔尼亚胡本人在内的以色列官员发表声明称，以色列不会容忍来自加沙的针对其公民的袭击。但是在实践中，哈马斯的优先级较低，以色列更乐于对该组织的挑衅做出言辞激烈和非常有限的回应。
2023年3月，随着沙特和伊朗的“和解”，中东地区出现“和解”浪潮，原本斗争最激烈的逊尼派与什叶派握手言和，这意味着伊朗可以将前期投入也门胡赛武装对抗沙特的资源释放出来，瞄准以色列。以色列也已经预判到两者联手后会对自己构成严重威胁，且以色列视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为主要外部安全挑战。
此外，以色列同周边伊拉克、约旦等国的关系同样紧张，随时面临被联合声讨的风险。2023年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土地的蚕食，极力推动犹太人定居点建设，使得约旦河西岸冲突热度不断攀升。以色列面对环绕自己的阿拉伯国家威胁，决定安抚实力与己相差悬殊的哈马斯，对其实施怀柔政策，并坚信哈马斯并不是主要威胁，甚至将前期军方和国家安全部门的预警性情报看作反对派攻击内塔尼亚胡个人的武器，数次选择无视。因此，以色列无暇西顾相对“安静”的哈马斯，对哈马斯的情报关注优先度降低。
预警情报侦搜有疏漏，多手段融合效果欠佳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大量使用侦察卫星、无人机和通信窃听等手段开展全方位侦察，在与加沙接壤地带，以色列修建了蜿蜒60余千米的边境隔离防御设施，由带有摄像头的雷达系统、远程遥控自动武器站、地下震动传感器、多重铁丝和混凝土拦阻墙组成，覆盖陆上、海面和水下边界，地面常态有军队巡逻警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