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日本供职的大学有个海外研修制度，教员可休上一年多的学术长假，我的两次长假都选在了捷克布拉格的查理大学。利用休假机会，我于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查理大学国际汉学中心对汉学家罗然（Olga Lomová）教授进行了一次访谈。

罗然研究中国古代诗学、中国文化史、中国二十世纪初叶之思想转变及中国现代文学，著有《大地的讯息—王维诗中的自然表象》（Poselství krajiny. Obraz přírody v díle tchangského básníka Wang Weje）等著作。罗然乃普实克（Jaroslav Průšek，1906-1980）的再传弟子，我们的话题就从普实克所著《中国，我的姐妹》（Sestra Moje Čína）开始。普实克曾于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在中日两国游学，此番东亚之行为他日后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该书一九四○年在捷克出版，细腻生动地记述了普实克的在华见闻。罗然说普实克虽然在书里写到了冰心，其实当年与冰心来往甚少，后来在回忆录里也说他在冰心面前不太敢讲话。与普实克一样，罗然也喜欢做翻译，译过《史记》《茶经》等典籍，还译过《三侠五义》那类古代通俗小说。《史记》捷译本曾获二○一四年查理大学优秀著作奖。她说《史记》印得很漂亮，但卖得并不好，年轻人觉得太难。听她说到年轻人，我就问起捷克大学里中文学习的情况，她回答说：“学习汉学每一代学生都有不同的希望、不同的追求，但学生人数一直变化不大。问题不是本科生，问题是—全欧洲普遍的问题，不只是中文和汉学的问题—本科毕业后读硕士的人越来越少。”

从罗然教授的汉学因缘谈到了捷克文学，还说到语言和翻译问题。我们双方都对对方的母语文学有着浓厚兴趣，但她是汉学专家，我对捷克文学恐怕还没有超过普通读者的认知，听她娓娓道来，仿佛穿过一道道门廊，一步步往里边走了进去。

《外祖母》《五月》

话说从头，罗然最初的梦想是当画家。她笑说这梦想早就没有了，现在只偶尔给孙子孙女画点小动物什么的，好玩儿而已，并不保留。问及最初的文学渊源，罗然提到了涅姆佐娃（Božena Němcová，1820-1862）的长篇小说《外祖母》（Babička），还有马哈（Karel Hynek Mácha，1810-1836）的叙事长诗《五月》（Máj）。

由于母亲病重，罗然从小就在服兰诺（Vranov nad Dyjí）小镇与祖母一同生活。六岁时偶然从祖母的书架上拿出了一本书—随随便便拿出来的，就看进去了，那本书便是涅姆佐娃的《外祖母》。她说：“我马上就把自己的故事与小说的故事联系在了一起—一个女孩子和她祖母的故事，虽然两位祖母不太一样，生活环境也很不一样。”她也看涅姆佐娃写的儿童故事，“都是用小说家的笔法改写成的、比较长的民间故事，不像现在的儿童故事，现在的儿童故事非常简单”。她还阅读翻译成捷克文的外国小说，有什么看什么。六岁的她发现了生活与文学的关系：“生活不是直接印在文学里，文学和生活是两码事；但尽管是两码事，文学还是能够表达出生活中更深刻的意义，表达出从生活表面看不出来的真理。”

涅姆佐娃在捷克文学史上举足轻重，被称为捷克现代散文的奠基人，五百克朗纸币上就印着涅姆佐娃的肖像。罗然说涅姆佐娃在《外祖母》以及其他小说里描写的是一种理想化的生活状态及人际关系，“人都是好人，偶尔也有一些坏人，但总的来说那是个非常和谐的、非常能够共生的世界”。谈到涅姆佐娃的魅力，罗然最推崇的就是她的语言：“她的语言特别美，很适合朗读。翻译成外语她的故事相当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怎么这么简单？”我看《外祖母》中译本时的确觉得有些意犹未尽，原来那语言的韵味被翻译冲淡了。罗然还说在涅姆佐娃的时代当作家—尤其是女作家—非常不容易，体面女性不能随便工作，出门工作就会被人看不起，但涅姆佐娃无视贫穷与白眼，一心追寻理想，“她个人的故事非常感动捷克人，她是最受崇拜的捷克作家”。说到涅姆佐娃肖像上了纸币，罗然颇不认同，认为这对一位贫穷的女作家来说不太合适。

罗然说涅姆佐娃是在讲德语的环境里长大的，修养皆来自德语，并非从小就说捷克语。在她成长的过程中，一部分捷克知识分子发起了复兴捷克语及捷克文化的运动，她深受影响，主动学会了捷克语并开始用捷克语写作。罗然强调这种复兴运动本来主要是文化行动，并非政治行动。

《外祖母》是捷克学生的必读书。罗然六岁时爱读，成年后再读依然喜欢，说“这是我真的喜欢的一本书”。小学一年级时除了《外祖母》，她还爱读马哈的叙事长诗《五月》。她说其实《五月》对小孩子来说是很可怕的，但描述得异常生动，看不太懂故事也能捕捉到一些意象：“有一個人在监狱里等着他自己第二天被杀……那情景直到现在都记得，我一辈子都怕监狱，不要坐牢！这些恐怖的意象我记得非常清楚，小时候看过的一辈子都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