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十三日晚，李国华兄发来信息说：“孙玉石先生走了。”孙老师晚年患病，采用保守方法治疗，偶尔通过师长询问孙老师身体状况，得知孙老师近年来记性已不大好。但陡然收到孙老师离去的消息，还是让人愕然，沉默良久。

在辈分上，孙老师是我老师的老师，在我求学的那几年，因各种因缘，跟孙老师有好几次接触。

早在大学本科期间，就仔细读过孙老师的两本书，一是研究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一是研究鲁迅的《〈野草〉研究》，对于本科生来说，这两本书是文学的路引。尤其是在二十一世纪初，现代主义尚有余热，孙老师这两部具有学术开创性的著作，为文学青年打开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丰富而深厚的历史世界。读研究生期间，恰逢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多卷本《孙玉石文集》，也找了一些来读，喜欢的反而是《我思想，故我是蝴蝶》《现代文学漫议》等杂录，这些是论文集，不是那么成体系的著作，可以随意从中间找一篇文章来阅读，读起来也轻松，文字是短小而精练，也能让人有所得。

孙老师杂谈一类的文章，有时候是不乏抒情的。印象比较深的是孙老师给《中国新诗总系·30年代卷》写的导言，这篇导言跟我们常见的导论不同。像《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一类选本的导言，往往是高屋建瓴式的，孙老师的导言一开始却是微观而细腻，姑转录如下：

这是1927年初秋之一日。自北京大学红楼走出来的，曾经唱过人生美丽而忧郁之歌的一个刚刚22岁的年青诗人，依依告别古城北平，踏上驰往另一个更为寒冷的北方大都市的征途。车轮渐渐移动了。他不由己地打开日记本，写下这样一些话：

“我想，不论我的运命的星宿是怎样地暗淡无光，但它究竟是温带的天空里的一粒啊；不论我的道路是怎样地寂寞，在这样的路上总是时常有一些斜雨细风来愉悦我的心情的。”

年青诗人个人的感悟与预期，或许也成为了此后新诗发展前路与命运的谶语。

这篇导言的题目为《我思想，故我是蝴蝶》，出自戴望舒的诗歌。孙老师的学术研究大都论从史出，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話，议论也少，严谨而节制，这类抒情的文字不多见。后来，跟孙老师有所接触，才发现孙老师在生活中是一位非常感性的人。

二○一二年十一月中旬，四川乐山召开“郭沫若与文化中国—纪念郭沫若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学术会议，吴晓东老师得知我要去参会之后，特意叮嘱我照顾孙玉石老师。孙老师年事高，腿脚不灵便，开会期间，我就常陪在孙老师身边。

孙老师是跟中国人民大学的张恩和先生一起去的，二位是老朋友。我陪在身边，不免问东问西的，二位也常谈些文坛掌故，有时候也回忆几十年前第一次到乐山的情形。那是郭沫若逝世第二年，乐山召开了比较盛大的学术会议，孙老师和张老师都去了。孙老师笑着说：“当时我们还都是青年教师呢。”

孙老师在乐山期间，有几件小事让我印象很深。

记得会议开幕式结束后，主办方让与会人员先参观修缮一新的郭沫若故居。故居离酒店很近，我们步行过去。当时路旁站满了热情的市民，我搀着孙老师，心里想的是要赶快从人群中走出去，孙老师却让我停下来，说，给我拍张照。那时候手机拍照没现在便利，我带的是一台小型数码相机，但我有点不明白，就问，是以古建筑为背景拍照吗？两边都是仿古建筑，内心是觉得没必要拍的。孙老师说，不是，你把群众都拍下来。于是，孙老师就站在马路中间，身后是热切的乐山市民，就这样拍了一张照片。孙老师可能是被市民的热情感动，了解到郭沫若在民间的影响，尤其是在他的家乡，父老乡亲还关心着与郭沫若相关的学术活动，学术还能与群众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