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世界从隔绝走向一体。作为海上强国的西班牙一方面大肆掠夺财富、开疆拓土，一方面积极传播宗教、输出文化。正如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在其书中所言，“在整个西班牙扩张殖民历史中，‘十字架’与‘宝剑’始终相辅相成。”在此背景下，一批又一批西班牙传教士前赴后继，远赴陌生的东方去传播上帝的福音，赢取帝国的荣光。

在晚明来华的西班牙传教士当中，有一位融入中国社会并被本土知识界以“西儒”相称的人，他就是耶稣会会士庞迪我。

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巴尔德莫罗（Valdmora）。此城在14世纪至16世纪隶属于托莱多大主教区，是著名的耶稣会传教中心，教堂、修道院和神职人员难以计数，很多修道院和教堂保留至今。这里浓厚的宗教氛围刺激着年轻人成为耶稣教徒，庞迪我便是其中之一。1585年，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出版，引起了很多西班牙年轻人对神秘中国的向往。

庞迪我怀着到东方传教的梦想远涉重洋于1597年来华，首站抵达澳门；逗留至1600年进入内地，在南京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相遇。翌年，他们结伴来到首都北京，向明神宗进献了来自欧洲的礼物，如自鸣钟、古翼琴、世界地图、宗教画像等。这些带有异域情调的礼物引起了万历皇帝的好奇和赏识，于是，庞迪我被批准在京居留传教，并获得出入紫禁城的特权。

庞迪我从南京至北京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广泛地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出入紫禁城的特权及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交往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1602年，他给西班牙托莱多主教古斯曼写了一封长达200多页的信，对中国的地理方位、山川地势、物产经济、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俗礼仪、政治外交、宫廷内幕等作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