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马尚船；鸭绿江；偷采人参；走私贸易

中朝两国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始于明宣德、正统时期，清代明后，两国继承以鸭绿江、图们江为国界的事实，约定各守封疆。清代鸭绿江沿岸为禁山参场，鸭绿江流域清朝一侧参场主要分布在“辽阳以东至凤凰城，浑江流域之额尔敏、哈尔敏流域”；鸭绿江流域朝鲜一侧参场主要分布在平安道闾延、慈城、茂昌、虞芮四郡。因此，鸭绿江沿江地带成为重点封禁区域。两国法律都明确规定：严禁边民越界采参，违者处以重刑。但因两国边民隔鸭绿江毗邻而居，受利益驱使，常有边民犯越对方境内采参、打猎，甚至违禁私贸。就两国边民越境而言，朝鲜边民犯越鸭绿江以北清朝境内，时间早，持续时间长，大约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以朝鲜边民越境采参为主。这一时期，清朝边民犯越江对岸朝鲜境内的较少，只是偶尔有边民采参、打猎迷路误入朝鲜境内。尔后，朝鲜咨文礼部，将犯越清人护送至凤凰城或珲春。然而，康熙中叶以降，情形则大不相同。伴随关内流民大量涌入东北，直接带来采参劳力的充足与犯越国境私采人参的热潮。康乾时期犯越者与以往犯越者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多从柳条边威远堡、英额、兴京、碱厂、叆阳、凤凰城六边门潜入边外，在鸭绿江支流隐蔽处建造能乘坐10人左右的快船3（朝鲜称马尚船），从水路驶入鸭绿江口，再溯江潜入鸭绿江两岸参场偷采。这些出没在鸭绿江上的马尚船，给两国国境地带安全带来极大隐患，从而引起两国政府高度重视。有关马尚船上犯越者在鸭绿江沿江地带的活动，因中国史料缺乏记载，朝鲜文献载录零散，到目前为止学界虽有论及，但尚未有专文展开讨论。本文拟就康乾时期马尚船上犯越者的身份、犯越者偷采人参与私贸活动及中朝两国对马尚船上犯越者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诸问题加以讨论。

一、鸭绿江上出没的马尚船

清人乘马尚船由鸭绿江口溯江而上犯越沿江地带的参场，始于康熙四十年（肃宗二十七年，1701）。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昌城府甲岩堡前江，清人十五名乘马尚（船），谓以量路向水上。”2这艘由15人乘坐的马尚船，越界至朝鲜昌城府甲岩堡附近江上，声称调查鸭绿江水路，因此未引起朝鲜把守军的警觉。看来，这次出现在鸭绿江上的马尚船似带有试探性质。至康熙四十六年（1707），情形则大不一样。是年十月，有186名清人乘马尚船出现在鸭绿江边碧潼郡对岸长奠堡江面，其中有4人竟越境过江“求索盐酱”，朝鲜守军不给，竟殴打守军，结果被“结缚拘留”。平安监兵使在状启中言：“彼人往来江边彼境，近甚频数，而今番则人数甚多，其中数人，违越禁条，犯境作拿之状，极可惊骇，不可不急速处置，”主张“事当移咨北京，绑送犯人，使之依法处断”。

康熙六十年（景宗元年，1721）至乾隆初年，马尚船在鸭绿江上频繁出现。康熙六十年八月，平安道观察使权、义州府尹李明彦奏报：“自解冰以后，上国人乘马尚（船）出来，或三四十名，或六七十名，或百有余名，逐日成群，沿泝上下，称以猎军，恣意横行。”4朝鲜给礼部咨文云：“今此猎民之前后出来者无虑数千，比诸去年殆有加焉，出没无常，情势难测，倘不早自开陈，有所禁断，则前显之虑，将不可胜言。小邦为是忧惧，不得已有此咨请。”5雍正二年（1724）六月，义州各镇堡边将驰报：清犯越者“逐日增加，一日所报，多至三十余名，少不下二三十名，分乘马尚船，鸭江一带首尾相续，似是冒禁往来者”

至雍正五年（英祖三年，1727），发生犯越者非法驶入朝鲜境内与守军冲突，导致守军溺死事件。据义州府尹李圣龙驰启：

上国人数百名乘马尚（船）四十余只，自开市场前江，陆续上来云。其夜鸡鸣，上项许多船只遍江而上，止泊岛中，狼藉放火，其势甚张，有不可以言语谕止者……犯越人等自知罪重必死，反生骜逆之计，奋力持杖棍打官兵，抗战之际，小邦格军被伤溺死者，至于五名之多，所捕犯越人只二十九名，余尽逃去。

清廷得报后，雍正帝亲自过问。最终首犯郭连进等9人被处以斩首或绞刑，而受贿的守边门官兵也分别受到惩处。“义州事件”后，马尚船的出没有所减少，但雍正十一年（1733）又频繁起来。是年四月，平安道观察使权以镇、兵马节度使李遂良奏称：

本月初五日夜大雨中，上国人十四口潜越，突入于把守所，绑缚把江将卒金以廷、李守雄、任赞必等三人越去。指称：俺等曾于你国潜商犯人金尚万、9裵辰万等处为买米石，有人参给债之事，为此捉去你等为质，准捧米石后放送云云。

文中“上国人”为犯越者，先前以人参与私商金尚万等贸易，双方讲定，人参交定后，待粮食成熟后付给。结果金尚万私贸事发被枭示，先前讲定付给粮米无法兑现，遂采取极端手段，于四月初五日夜，乘马尚船犯越至渭原郡，绑架把守军为人质，以此要挟渭原郡守给粮放人。他们绑架人质后，“或二十名，或四五十名，成群作党，各持兵器，设帐幕，屯聚江边，侵挠恐吓，日至再三”。对此，渭原郡守多方劝导，放还人质，而清人固执不放。这種状况持续两月之久。无奈之下，朝鲜只好咨文凤凰城旗署衙门，派人将这伙人缉捕归案。3同年十一月，又有11艘马尚船“抵于江界境”，兵马节度使李遂良遂奏请王廷“一并打破，以示禁绝之意”。

马尚船出没鸭绿江上，尤其在朝鲜境内频繁活动，暴露出朝鲜防守疎虞。有官员上疏弹劾不尽职的地方官。如持平南泰齐弹劾理山府使禹夏亨说：

理山府使禹夏亨自到任以后，隔江清人往往潜到府界，樵采之单行者，白昼掠去，称以犯越，胁持恐喝，以徼重利，而夏亨恐其事端之重大，初不报闻，辄以米斛，私自赎还，如是者非止一二。若使夏亨严饬边禁，多防备守，则岂有如此之弊，而此路一开，前头之虑，亦不可胜言。请理山府使禹夏亨拿问定罪。

南泰齐的奏疏引起英祖国王的重视，下令将禹夏亨革职定罪，以示惩戒。

至乾隆八年（1743），马尚船出没又现频繁。据江界都护府使驰报：“废四郡越边清人多数来聚，造船往来于婆猪江”。这伙犯越者乘自造的马尚船，从吉林通化、桓仁方面出没婆猪江（今鸭绿江支流浑江）流域参场。对此，左议政宋寅明建言：“请依禁条，移文沈阳以禁之。”乾隆十一年（1746）四月，犯越者400余人，“或持柁，或持枪，分乘马尚船四十五只，自槚岛（椴岛）越边，转过大总江口（鸭绿江口—引者）”。凤凰城边门领催也奏报：“有偷参贼犯人等甚多，驾船向逆流沿江而上，”潜入参场。朝鲜咨文盛京礼部云：“今此采猎人等，观其形止，似是冒出之匪类，固宜即行擒拿。”8盛京礼部得报，知会凤凰城城守尉额伦泰派兵追捕。据其奏报：“前往沿江追赶，见有船十六只，职等紧追，参犯尽皆弃船登岸，逃入深林密树中。搜获七人，得船十六只，尽皆焚毁。

马尚船最后出现在鸭绿江上的记载是在乾隆二十三年（1758）。这年六月，昌城府使申思俨呈称：本府境内“大吉号里两浦岛漂泊上国人一名”，审讯得知，此人刘自成，凤凰城人，今年四月与同伴4人商议乘马尚船偷采人参。遂于四月某天乘船“过昌城境，而到处行猎，转向采参之地矣”。至六月三日，遭遇朝鲜守军追捕，所乘马尚船，在“回船逃避之际，遇滩破船，游水出岸，则同伴四名已溺死”，他本人“或陆行，或乘桴，腰橐味食，仅仅延命，七日来泊此边堡”。朝鲜咨文盛京礼部云：“虽因破船逃生，以致犯境，而既越封疆，不敢任自放还，理宜差人解送。”随派义州译官李命说押领前往凤凰城交付。盛京刑部以刘自成私行采参，触犯宪典，将其“即行正法，以示众戒”。至此，马尚船在鸭绿江上基本消失。

二、马尚船上的“潜采”与“潜商”

如前所述，乘坐马尚船出没鸭绿江沿江地带参场的犯越者身份有必要加以讨论。从雍正五年“义州事件”收缴的马尚船上留下的物证看，犯越者为“山东、山西潜采、潜商”。1“潜采”即私采人参者；“潜商”即走私商。

首先，马尚船上的“潜采”，是以山东、山西流入奉吉地區的关内流民为主。康熙中叶以降，关内汉族人口大量流入奉吉地区，直接带来充足的采参劳力，并引发私采人参的热潮。如《吉林外纪》所载：“有偷挖人参者，称为黑人，十百成群，驮负粮布窜入其中，呼朋引伴，约有千余人。”档案文献也载，康熙三十三年（1694）“偷挖人参之人，一年将及三四万人”。私采人参的关内流民中以山东人居多。《凤城琐录》载：“奉天南滨大海，金、复、盖与登、莱对岸，故各属皆为山东人所据。凤凰城乃极边而山之陬水之涯，草屋数间，荒田数亩，问之无非齐人所葺所垦者。”山东籍人多因家乡发生天灾人祸，被迫逃荒关外谋生，尤其康熙中叶以降，“佣工或挖参者先后纷集，日增月盛。凡劳力之人，几于无地非山东人也”。这些山东人大致经由海陆两路“自天津、山东坐船渡海而来，或出山海关到盛京、乌拉（吉林—引者）等地来谋衣食之人”。雍正十一年，乘坐马尚船越境绑架朝鲜守军的主犯汤成就是“山东莱州府即墨县人”，他供词云：“每年会四五个人，七八个人不等，偷出边去刨参。”私采人参的流民中山西人也不少。雍正五年“义州事件”中与朝鲜守军冲突，致使守军溺死的凶犯王大才就是山西人。据其供称：当时“我们五十余人，各坐了船，（从）艾哈河出去，到了莽牛哨，有高丽巡哨的人拦阻我们，郭连进喝令我们打，我同王祥等赶着高丽们打时掉在江里，是实”。8有关山东、山西人犯越柳条边外偷采人参的情形，杨宾《柳边纪略》载：“凡走山者，山东、（山）西人居多，大率皆偷采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