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元朝；高丽；忠宣王；《大辽事迹》

有元一朝，不仅和高丽王朝建立起了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双方还通过政治联姻确立了“甥舅关系”，由此极大促进了彼此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在元丽之间的各项交流活动中，史学交流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侧面，特别是在高丽忠烈王、忠宣王、忠肃王时期，双方史学交流十分频繁，而以往学界较少关注，目前尚无专门研究。今不揣简陋，针对元丽之间的官方史学交流，特别是史籍交流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元前中期向高丽征集的史料

元朝建立后，仿照历代王朝的官方修史制度，结合自身的草原传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蒙汉双轨制官方史学体系，其纂修事项涵盖了实录、日历、起居注、时政记等多种体裁。元世祖即位后，接受汉人儒臣王鹗等人的建议，积极吸收汉制，着手文治方面的建设。中统二年（1261）七月，初立翰林国史院，此后该机构或一度罢废。至元元年（1264）二月，世祖下令“敕选儒士编修国史”。同年九月，复立翰林国史院，官方修史逐渐步入正轨。此后，为推进各项修史工程，元廷多次下令向各地征集、访求文献资料。在此过程中，曾以多种方式向高丽求书，所求之书种类多样，其内容包括高丽本国历史、元丽外交情况等。以下按时间顺序简述之。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高丽忠烈王四年，1278）秋七月丁亥，《高丽史·忠烈王世家》记载，“中书省令：具录本国累朝事迹及臣服日月，与帝登极已来使介名目、国王亲朝年月以呈，因国史院报也”。翰林国史院隶属于中书省，应国史院之请，中书省下令高丽呈送相关资料四种。第一种“本国累朝事迹”当为忠烈王之前的高丽列朝简史；后三种主要是元丽外交关系资料。具体来说，第二种“（高丽）臣服日月”即高丽向蒙古（元朝）的臣服日期，第三种“帝登极已来使介名目”是忽必烈登基以來高丽赴元使节名单，第四种“国王亲朝年月”是高丽国王赴元朝亲朝的日期。

要想明晰至元十五年元朝翰林国史院为何向高丽提出征书，需要对当时翰林国史院的职掌加以考察。前已述及，至元元年已设立翰林国史院，但该院在设立初期，职能范围广泛，不仅负责修史，还兼具撰诏敕、备顾问等多种秘书职能。而关于这一时期官方修史活动的具体展开，除学界所熟知的编修太祖、太宗、定宗、睿宗、宪宗五朝《祖宗实录》之外，其他鲜见于史料记载。《祖宗实录》的纂修历时甚久，从世祖至元年间直到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才告成书。那么，元廷此次向高丽索取的几种资料，是否是为纂修前朝实录做准备呢？尽管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由于此时系忽必烈在位期间，如单纯为编修前代帝王事迹，则无需征集“帝（按：忽必烈）登极已来使介名目”。而且，若为纂修前朝实录，国史院会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书，不单针对高丽，但由此次征书的事项看，无疑是面向高丽的特定活动。事实上，结合当时元丽之间的外交背景来理解，会发现这或是国史院日常的史料收集工作。查《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五年关于高丽的记载，仅有七月壬寅（8月10日）“改铸高丽王王愖（按：忠烈王）驸马印”、十二月戊申（次年2月12日）“以十六年历日赐高丽”两条记事，6而未言及本年忠烈王入元之事。检《高丽史·忠烈王世家》，本年夏四月甲寅，忠烈王携王妃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世子从开京出发，出使元上都开平。这是忠烈王即位后首次入元亲朝。一行人于六月辛酉到达开平，期间数次谒见元世祖忽必烈。七月丁亥，“帝赐宴于内兀朶”，7同日，元中书省即令高丽呈送前述资料。可见，国史院的征书要求，实与此次忠烈王入元密切相关，属于临时行为，而非为纂修前朝实录等修史活动做出的一般性指令。张帆曾提到，在元代的官修史书中，存在记录当朝历史的类似日历的资料长编。至元十五年，国史院向高丽征求的这部分史料，从内容看大致为世祖朝当代史，很可能也属于此类资料，抑或仅为留存档案之用。不过，由于文献失载，这批资料后来是否撰成并呈送元朝，暂不详。

元成宗元贞元年（忠烈王二十一年，1295）三月，《高丽史·忠烈王世家》记载：“命同修国史致仕任翊、史馆修撰官金賆撰《先帝事迹》。”2任翊、金賆二人，《高丽史》均有传。查《金賆传》曰：“賆……官累判秘书寺事。与同修国史任翊撰《元世祖事迹》。”3《任翊传》亦载：“翊……尝奉教撰《璇源录》，又撰《元世祖事迹》。”4可知，《先帝事迹》《元世祖事迹》实为一书。高丽的此次修史活动当与元朝《世祖实录》的编修有关。至元三十一年（忠烈王二十年，1294）正月，元世祖忽必烈薨逝。四月，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六月下诏翰林国史院纂修《世祖实录》。次年（元贞元年，1295）六月，翰林承旨董文用等进呈《世祖实录》。5关于这次实录编修活动，元臣苏天爵《修功臣列传》疏云：“及元贞初，诏修《世祖实录》，命中外百司、大小臣僚各具事迹，录送史馆，盖欲纪述一代之事，寓修诸臣列传……”6高丽下令编撰《先帝事迹》，应当也是这次史料征集活动的一环。不过，由于“进史日期太迫”，7高丽方面仓促不及成书，逮至元贞元年（1295）十月，忠烈王方“遣将军柳温如元进《先帝事迹》”，8而元朝方面《世祖实录》已先于六月纂成。因此，尽管《世祖实录》在编修过程中促成了高丽《先帝事迹》的编撰，但实录的最终成书并未参考《先帝事迹》。

元泰定帝二年（忠肃王十二年，1325）十二月癸未，元中书省移牒曰：“自成吉思皇帝以来出气力有功者，抄录史策以进。从国史院之奏也。”中书省移牒当为例行公事，将国史院的奏请抄送行省各地，其中也包括征东行省高丽在内。而就移牒内容来说，应与元朝功臣列传的编纂有关。前引苏天爵《修功臣列传》指出，早在成宗初年编修《世祖实录》时即有同时编修功臣列传之意，成宗大德十年（1306），中书右丞相哈剌哈孙“监修国史，置僚属，奏修三朝皇后及宗室功臣传”，此后各朝陆续进行功臣列传的编修工作。但迄至元顺帝（1333—1370年在位）时，尚未成书。尽管如此，这里的资料表明，即使在不重汉法的泰定帝时期（1323—1328年在位），国史院编修功臣列传的传统也没有中断，仍在进行资料收集、准备工作。限于文献记载，高丽方面是否“抄录史策以进”不详。

经过以上梳理可知，元朝前中期向高丽征求图书的范围比较广泛，包括高丽本国的史实，如累朝事迹，同时也要求高丽为元朝编修一些史书，如《元世祖事迹》。这些求书活动以元丽宗藩关系为依托，适应了元朝在不同阶段纂修当朝史、实录、功臣列传等官方修史的需要。

二、元末修三史时向高丽征集的史料

元朝末年，宋、辽、金三史的编纂是朝廷上下十分重视的修史活动。为此，官方多次下令搜访三朝图籍资料，“咨达省部，送付史馆，以备采择”。在此过程中，元朝亦曾向高丽征集相关修史资料。据《高丽史》记载，元顺帝至正三年（忠惠王复位四年，1343）五月，“壬午，元遣直省舍人实德来索宋、辽、金三国事迹”。查实德《元史》无载，其人生平事迹不详。直省舍人系中书省职衔，《元史·选举志》曰：“直省舍人，内则侍相臣之兴居，外则传省闼之命令，选宿卫及勋臣子弟为之。”故而实德充任直省舍人专程来高丽传达征集宋、辽、金三朝事迹的诏令。

有关高丽方面的回应，不见于《高丽史》《高丽史节要》等文献。而据中国史书的记载，高丽送呈元朝的资料主要是关于辽朝历史的《大辽事迹》《大辽古今录》二书，宋史、金史则未及。以下详述之。

《辽史·兵卫志》云：“边境戍兵。又得高丽《大辽事迹》载东境戍兵，以备高丽、女直等国，见其守国规模，布置简要，举一可知三边矣。”又，《辽史·历象志》云：“宋元丰元年十二月，诏司天监考辽及高丽、日本国历与奉元历同异……高丽所进《大辽事迹》，载诸王册文，颇见月朔，因附入。”

朝鲜王朝学者韩致奫注意到了《辽史》的上述记载。他认为：“《大辽事迹》即高丽所撰以进于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