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清代；旗奴告主；干名犯义；满汉法律融合

入关前的满洲社会盛行以奴告主，官方制定的离主条例给予出首家主不法行为的奴仆以离主的奖励。入关后，顺治初年所定《大清律》中“干名犯义”条强调主奴名分，有惩处家奴诉讼家主的规定。来自满汉两种不同法源关于奴仆首告家主的规定互相冲突。清军入主中原后，也将部分法律习惯带入内地。清代，鼓励旗下以奴告主的法条与律中“干名犯义”法条的关系如何调整？既有研究曾对入关前离主条例的内容及适用状况进行深入考察，晚近有学者在探究清代法律的满汉关系时涉及上述问题，3然未就其展开专门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历时性地考察清代旗奴告主立法的变迁过程，在理析旗奴告主条例对律中“干名犯义”法条接受历程的基础上，以期呈现清前期满汉法律融合的复杂面相。

一、入关前鼓励奴仆首告家主

入关前的满洲社会盛行告讦，家中奴仆首告家主也不在禁止之列。在萨尔浒之役中被俘，与女真人有着较长共同生活经历的朝鲜人李民寏曾记载：“胡俗好告讦，奴酋不问曲直，只以先告者为信。故子而告父，妻而告夫，奴婢而告其主者有之。是以胡人之与他人言语者，必立傍证之人，然后始发言云。”

官方也鼓励家仆首告家主的犯罪行为，对首告有功之属人、家仆给与离主的奖励，还特地制定鼓励奴仆出首家主罪行的离主条例。努尔哈赤时期曾颁布针对诸贝勒的离主法条：“太祖时，凡讦告诸贝勒者，准其离主，听所欲往。后又更议，诸贝勒如犯私通敌国及谋害宗室兄弟罪，身尚不存，则原告之人又何主可离，其以他事讦告诸贝勒者，俱不许离主。”皇太极即位后，不断修订离主之规则，将离主之范围从贝勒扩展到一般家主，其时可通过离主条例离主者包括家奴及属民。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登极之初，即下令严禁任意宰杀马牛驴骡等牲畜，家人可举首家主违禁宰杀马牛等牲畜的行为：

马骡以备驰驱，牛驴以资负载，羊豕牲畜以供食用，各有所宜，非可任情宰杀也。嗣后自宫中暨诸贝勒以至小民，凡祭祀、筵宴及殡葬，市卖所用牛马骡驴，永行禁止。如有違禁用者，被家人及属员举首，将首人离主，仍照所用之数，追给首人。

家人及属员若首告家主违禁宰杀马牛等行为后，即可离主。至天聪六年（1632），确定家人首告家主后离主的细致标准：

凡有讦告诸贝勒者，断离本主与否，前已详谕定例矣。其余彼此讦告者，今更详悉定例。凡讦告之人，务皆从实。如告两事以上，重者审实，轻者审虚，免坐诬告罪，仍准原告离主。如告数款，轻重相等，审实一款，亦免坐诬告之罪。如所告多实，及虚实相等，原告准离其主。所告多虚，原告不准离主。所告两事以上，而轻者实、重者虚，与告一事而情轻诉重者，审实，坐被告以应得之罪，其原告仍坐诬诉罪，不准离主。若子告父、妻告夫及同胞兄弟相告，果系反叛逃亡，有异心于上及诸贝勒者许告，其余不许，若有告者，被告照常审拟，原告罪亦同。不准离主。

上述法条根据所告内容虚实轻重程度来判定是否离主，所告事情虚轻而实重者及所告之事虚实相等者皆准离主，所告事情虚重实轻者不准离主，主家所有违法事宜皆得因事定罪。另外援引诬告罪，用来惩处讦告家主中案件虚重实轻者，防止家人无端诬陷家主。

离主条例的内容覆盖广泛，家人及属员讦告家内主母违规招待喇嘛、主母在丈夫过世后本人不肯殉葬而强逼家婢殉葬、家主隐匿人丁等诸罪行皆可成为家人及属员出户的缘由。崇德年间严禁烟草，奴仆讦告家主种植烟草也可离主。崇德四年（1639）六月户部发文：

户部示谕官民人等知悉。照得丹白桂一事不许栽种、不许吃卖，本部禁革，不啻再三……自今以后，务要尽革。若复抗违被人捉获，定以贼盗论，枷号八日，游示八门，除鞭挞穿耳外，仍罚银九两赏给捉获之人。倘有先见者狥情不捉，被后人捉获，定将先见者并犯者一例问罪。若有栽种丹白桂者，该管牛录章京及封得拨什库纵不知情，亦必问以应得之罪，其在屯拨什库打五十鞭。有奴仆出首主人，果系真情，首者断出。仰各固山每牛录照出誊写，行该属地方，务使通知。特示！

户部所颁榜文明确栽种、吃、卖烟草者的惩处标准，所管牛录章京、拨什库等官员亦要追责，而家奴举首家主栽种者，审实即可离主。除上述立法规定外，当时的司法实践中离主的范围亦较为广泛，举首家主贪赃、窃盗、不恩养属人等罪行都能构成家仆离主的缘由。

其时奴仆虽可通过首告家主罪行的方式离主，却不能改变其奴仆身份。天聪三年（1629）八月，皇太极曾规定首告者离主情况：“八贝勒等包衣牛录下、食口粮之人及奴仆之首告离主者，准给诸贝勒家。至于外牛录下人及奴仆之首告离主者，不准给诸贝勒之家，有愿从本旗内某牛录者，听其自便。”八贝勒之包衣牛录下人、辛者库及奴仆首告者，离主后仍会被给其他贝勒。然而外牛录下人及奴仆首告家主者，离主后不准给与诸贝勒，可以随便入本旗其他牛录。崇德元年（1636）五月，都察院满蒙汉承政阿什达尔汉、祖可法等人曾上奏皇太极：“有一人首告其主，审所告是实，将其人拨给他人为奴”，皇太极并未反对这一建议。康熙朝《大清会典》中所辑录清入关前法条亦载：“家仆告主审实者，将原告拨与他人为奴。”可见家仆离主只能带来所属关系的变化，不能摆脱奴仆之身。

二、顺治年间对旗下奴仆告主法条的坚守

顺治初年颁布的清律“亲属相为容隐”条规定奴婢、雇工人可以为家长容隐谋叛以下罪行，即便因其走漏消息致使犯罪的家长出逃也不坐罪。律中还有“干名犯义”条打击以奴告主之行径：

凡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虽得实，亦）杖一百、徒三年（祖父母等同自首罪，免罪）。但诬告者，（不必全诬，但一事诬即）绞……其告（尊长）谋反、大逆、谋叛、窝藏奸细，及嫡母、继母、慈母、所生母杀其父，若所养父母杀其所生父母，及被期亲以下尊长侵夺财产、或殴伤其身，（据实）应自理诉者，并听（卑幼陈）吿，不在干名犯义之限……若奴婢告家长及家长缌麻以上亲者，与子孙卑幼罪同。

该律规定，奴婢首告家长及其近亲属者被杖一百、徒三年，且被告之家长及亲属不会因此获刑。律中例外的是，若家长有谋反大逆、谋叛、窝藏奸细等恶劣罪行，奴仆告发之，不被认为是干名犯义。该律看重主奴名分，强调主奴名分凛然不可侵犯。清初律学家对此有如下认识：“本律止论干名犯义，重在子孙、妻妾、卑幼、奴雇之所发，但告即有干犯之罪。被告又有免减之例，虽得实不能加罪，若诬告即罹重典。使知名义之重，凛然不可干犯。”

入关前旗下离主条例的主旨是利用家奴揭发的方式来发现家主的违法行为，所关切的是如何发现犯罪行为，不惜给与奴仆离主的奖励，其中主奴名分是否被侵犯不在考虑范围。顺治律中维护主奴名分的法条，与旗下社会中鼓励家奴首告家主的法律精神完全冲突。

入关后，较早接触顺治律的旗下官员即认识到两者之间的差异与冲突。顺治十二年（1655）二月，刑部左侍郎乌喇插上书《为请严以奴告主之律以全名分事》，建议比照顺治律，立法禁止旗人社会以奴告主的行为：

臣伏读《大清律》一款：凡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