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画像石；农耕图；模式化；孝道；生生不息

汉画像为汉代墓室、祠堂、石阙等丧葬建筑物构件上的雕绘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生产劳动、楼台建筑、乐舞百戏等，可谓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因此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称汉画像“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汉画像中以生产劳动为题材的画像内容，主要包括农耕、纺织、酿酒等生产生活场景。以往学者多侧重于研究汉画像牛耕纺织图所反映的汉代牛耕技术和纺织工艺，并认为汉画像中的农业生产活动是对汉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3这其实只是一种“技术幻象”。4通过研究汉画像农耕图，我们发现画像石农耕图呈现出模式化的生产特点，汉画像农耕图无意于展现汉代农耕、纺织技术，更谈不上传播汉代农耕、纺织等生产技术。而是画像石生产者（主要代替孝子）通过一系列象征性、符号化的农耕、纺织图像，来满足逝者在彼世的衣食需求，从而达到所谓孝道的表达，并祈求子孙后代能够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一、汉代农耕图画像石的模式化生产

汉代农耕画像石主要分布在今天的陕北、鲁西南、江苏徐州、四川等地区，除四川地区以外，其他3个地区多以牛耕图像为主。汉代农耕画像石的生产呈现出地域化的特点，每个地区的农耕图像又具有模式化的生产特点，这种模式化主要体现在画像石农耕题材“母本”的相同，农耕图所依附的建筑构件载体相同。相比于鲁、苏两地，陕北出土的汉画像农耕图模式化特征最为明显。

陕北地区的汉画像石农耕图主要分布在绥德、米脂、靖边三县，三县市毗邻，所出土的画像石农耕图依据的“母本”也相同，尤其是农耕图中的耕牛形象。耕牛作为一个独立的“母本”单位，可以刊刻在墓室任何需要的地方。如石工可以在耕牛身后增加一辆板车，这样耕牛的身份便转换成了拉车之牛，也可以将多头牛放在一起，以此展现牛群的形象。但是无论耕牛处在何种位置，它们的行走姿态、体格大小都没有发生变化。这也就是耕牛“母本”的广泛应用。

首先，同一墓室的牛耕画像石，若牛耕图雕刻在墓门两侧的立柱（或门框）上，两侧牛耕图相同，二者相对称。如陕西绥德县出土的东汉永元十二年（100）王得元墓墓室左壁石刻门框立柱上的《牛耕图》（图一），左右两根立柱所刻内容一致，为左右对称式，每根立柱所刻内容分4层，最下面两层为牛耕、嘉禾图，第三层为一位农夫一手举长鞭赶牛，一手扶犁耕地，耕牛的侧面为一棵茂盛的树木作为背景。值得注意的是，右侧立柱中的耕牛，与立柱上方门楣中正在行走的4头牛，在形态、大小等方面均完全相同。立柱中的耕牛只不过是增加了犁具和农夫，以此表达耕地的状态，牛还是那头可以随处安放的“母本”牛。虽然左右两侧立柱中的耕牛呈抵触之势，但是，若将左侧立柱中的耕牛翻转180度，则与右侧立柱中的耕牛完全重合。也就是说，当时的画像石生产者是用同一个牛的母本分别在墓门立柱、门楣上进行雕刻，这里的牛与其他单体物象一样，作为一个独立的图像单元，被运用在整个墓室所需要的地方。因此，可以推测这里作为独立“母本”的牛，应该是事先剪裁好的“牛样子”（类似于鞋样）。信立祥先生曾提到过：“在陕北的绥德、米脂等地发现的汉墓画像石上，经常可以看到物像边缘清晰保留着的底稿墨线痕迹，有的墨线在石工雕刻图像时刻去一半，有的则完整保留，说明这种墨线是在石工雕刻图像之前绘制上去的。”从信立祥先生的描述中可以证明，绥德王得元墓中的画像牛形象应该是画工（或刻工）根据“牛样子”钩摹出牛的轮廓，然后运用减地雕刻手法，雕刻出不同位置中牛的形象。如王得元墓墓室内右壁石刻门框立柱分5层，最下面一层为牛车，赶车人正坐在车上，驱赶着牛行进（图二），这里的拉车之牛，再次印证了王得元墓室中的画像牛拥有同一个母本。

其次，绥德地区出土的其他汉墓画像石，也存在运用相同“母本”的现象，如1957年绥德文化馆在四十里铺、五里店、苏家圪凹、贺家湾收集到大量的汉画像石，其中有一块为石刻门楣画像石，从左到右，分别为两只奔跑的鹿，紧随其后者是骑马射鹿之人，后面还有一人骑马，二人乘坐马车，又有一人正在喂马，最右侧为三头缓步前行的牛，这3头牛行走的步伐，体格的大小均完全一致。将这3头牛与王得元墓室画像牛相对比，可以清楚地发现，这3头牛与王得元墓室画像牛在体格、姿态等方面完全相同。1957年绥德文化馆收集的这批画像石，其中有一块画像石刻有题记，题记内容为“永元十五年三月十九日造作居”，文字方正凸起，与画像刊刻方法相同，为减地刻法。从题记内容可以推测，绥德文化馆收集的这批画像石，其中有一部分是在这一年生产的。同样是出土于绥德县的王得元墓也有一块画像石题记，该题记位于墓室内后壁中间位置，内容为“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得元室宅”，文字刻法、字体均与“永元十五年”刻石题记相同，而“永元十二年（100）”与“永元十五年（103）”前后相差三年，也就是说，绥德地区出土的这批画像石，包括王得元墓画像石，极有可能是同一批刻工生产的。

再次，扩展到整个陕北地区，其他如米脂、靖边两地也有汉画像石牛耕图的出土，这两地的牛耕图所用“母本”与绥德地区牛耕图的“母本”相同。1971年陕西米脂县官庄村汉代牛文明墓出土一块牛耕图畫像石，原石现藏陕西碑林博物馆。牛文明墓画像石牛耕图刊刻在前墓室内门框上，也就是墓门立柱上（图三），牛耕图处于整幅画像的最下面两层，整幅画像共分3层，第一层又分左右两栏，左栏两层，右栏4格，分别刻画树木、禽兽、人物；第二层为12株茁壮的谷子，谷穗硕长向左下垂，寓意收成美好；第三层为二牛抬杠犁地图，二牛在前，面向左侧，农夫在后双手扶犁前行，耕牛之前又有一棵植物作为画面装饰，1根据谷穗的下垂方向和耕牛的朝向，可以判定此墓门立柱应为门框右侧立柱。

而出土于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寨山村的牛耕图（图四），正与米脂县牛文明墓出图的牛耕图相反，寨山村画像石原石现藏榆林市汉画像石博物馆，据相关研究者介绍称：

（画像石）纵137厘米，横37厘米，画面采用分栏分格的构图方式，自上而下分为五格：第一格又分内外两栏，外栏三格，分别刻女娲、麒麟、卧鹿、舞伎；内栏分上下两格，上刻西王母高居昆仑仙境图，下刻一舞女挥舞长袖，后一人戴冠着袍跽坐于地。第二格刻谷穗图和家禽图。第三格刻二牛抬杠式牛耕图。第四格刻一玄武。第五格刻一翼龙。

与米脂县牛文明墓出土的牛耕图相比，榆林县寨山村出土的牛耕图第二层的谷穗垂向右侧，增加的两只家禽姿态不一，一只往前走，一只向后回顾，而第三层二牛抬杠犁地图则与米脂县牛文明墓牛耕图一致，无论从农夫的穿着、神情，还是耕牛所用的农具，以及系牛的方法，二者均相同，唯一有区别的地方是榆林县寨山村出土的牛耕图，两只耕牛的体格略显瘦小。造成两地耕牛体格不同的原因，主要是榆林县寨山村出土的牛耕图分上下5层，较米脂县牛文明墓牛耕图增多两层，榆林县寨山村牛耕图的刻工为了将众多内容安排在一根面积狭窄的立柱上，必须压缩原本可以占两层多的牛耕图为一层。当然，无论榆林县寨山村牛耕图的刻工如何压缩二牛抬杠犁地图的空间，均可以明显地看出，寨山村牛耕图与牛文明农耕图所用“母本”一致。

若将米脂、榆林两县出土的汉画像牛耕图与绥德县出土的牛耕图相对比，三县市的牛耕图中耕牛的“母本”是相同的，无论刻工在具体刊刻中如何改变耕牛的朝向，他们所用的“母本”均一致。另外，米脂县牛文明墓出土的一则画像石题记，称“永初元年九月十六日牛文明，千万岁室，长利长孙”，3此则题记文字形体、刻法均与绥德王得元墓题记一致，从时间上看牛文明较王得元墓早11年，但是这11年当中，甚至到绥德县另外一块刻有“永元十五年”的画像石题记之时，整个陕北地區的刻工应该是同一批，他们使用相同的画像石“母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