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兵学；古史系统；银雀山汉简；上博简

古今中外，文明的起源、发展和传播与战争常常形影相随，文明史与军事史密不可分。《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子罕言：“兵之设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昏明之术，皆兵之由也。”已经意识到历史记忆中国家的废兴存亡都与“兵”有关。事实上，无论是黄帝还是三代圣贤，他们的古史传说里总免不了战争的记述；而后人在进行军事活动、阐述兵学思想时也常常追忆古史，以先王之道为资。古史系统与兵学思想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互为资源，也互为议题。

经过多年耕耘，目前大多学者已形成共识：古史传说具有时代性、地域性，也具有一定的学派性。诸子皆言古史，且存在不少差异，但过去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儒家、道家、墨家、邹衍等，兵学文献中的古史记述往往受到忽视。这一方面是因为传世兵书中对古史的追述简短而分散，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部分兵学文献时代不明，相较于其他诸子，似乎很难判定兵学文献在古史构建和传播过程中起了何等作用、有何等意义。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银雀山汉简、张家山汉简、上博简、安大简等新材料相继出世，不少珍贵的兵学文献得以重光，这为我们认识和发掘兵学文献中的古史叙事提供了新资料、新契机。

目前出土的兵学文献数量蔚为可观，既有与传世古书可对应者，如《吴孙子》十三篇、《尉缭子》等；也有已经失传亡佚的文献，如《曹沫之陈》《孙膑兵法》《盖庐》等。据笔者统计，古史叙事在《曹沫之陈》《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太公》《尉缭子》《盖庐》等出土兵学文献中皆有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叙事材料的情节和结构有明显的袭取痕迹，可能直接使用了当时普遍流行的传说，可称之为“公共资料型”叙事；一类材料可以看到是出于作者或编纂者有意地二次加工而成，体现出带有学说色彩的独创性，可称之为“二次加工型”叙事。其中尤以“二次加工型”叙事为多。本文尝试通过对数则出土兵学文献材料的分析，考察兵学文献与其他诸子不同的古史叙事，以及兵学文献之间存在的差异。进而探究在这种种差异现象的背后，兵家是如何通过构建古史来立言著书，又如何在汲取传说时代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特的古史观。

一、银雀山汉简《黄帝伐赤帝》的“一帝二王”叙事

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佚篇《黄帝伐赤帝》有：

孙子曰：“【黄帝南伐】赤帝，【至于□□】，战于反山之原，右阴，顺术，倍（背）（冲），大烕（灭）有之。【□年】休民，孰（熟）谷，赦罪。东伐□帝，至于襄平，战于平□，【右】阴，顺术，倍（背）（冲），大烕（灭）【有之。□】年休民，孰（熟）谷，赦罪。北伐黑帝，至于武隧，战于□□，右阴，顺术，【倍，大烕有之。□年休民，孰谷，赦罪】。西伐白帝，至于武剛，战于【□□，右阴，顺术，倍，大烕有】之。已胜四帝，大有天下，暴者……以利天下，天下四面归之。汤之伐桀也，【至于□□】，战于薄田，右阴，顺术，倍（背）（冲），大烕（灭）有之。武王之伐纣，至于遂，战牧之野，右阴，顺术，【倍，大烕】有之。一帝二王皆得天之道、□之□、民之请（情），故……”

此篇以孙子之言追溯了“一帝二王”——黄帝、汤、武王得天下的原因，都是“得天之道、□之□、民之情”。关于《黄帝伐赤帝》篇的性质和成书时间，在发表之初曾引起热烈讨论。由《孙子兵法·行军》篇中有“凡此四军之利，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整理者指出《黄帝伐赤帝》篇与“《孙子》十三篇”中的《行军》篇有关，是《孙子》佚篇。李零先生进一步说明这是孙子后学对《行军》篇“黄帝之所以胜四帝”的解释，属于战国以来流行的“五行”学说。近年又有学者提出《孙子》逸篇看不出是后学所作，《孙子》全书都“可能是一次意图明确的伪托”。关于成书时间，郑良树先生由文中提到“五色”“五帝”，结合《史记·封禅书》汉高祖设立黑帝祀的记载，认为此篇成书要在汉高祖二年（前205）后。7宋会群先生则以《管子》《墨子》《逸周书》等文献中有五行观念为据，认为此篇成书不晚于《管子·幼官》，与《行军》篇时代接近，至迟在战国中期前已经完成。何炳棣先生也认为“四帝”“五色”在《墨子·贵义》中已有体现，更提出《黄帝伐赤帝》篇具有春秋属性。

上述不少说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者众多，目前以李零先生的后学解释说最为流行。但从古史构建的角度看，这一篇佚文与《行军》篇只提到黄帝的情况并不相同，不是简单的文义阐释，较之《行军》篇不仅加入了新材料，更体现出空间视野上的古史观。

首先，《孙子兵法·行军》篇“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对于黄帝和“四帝”之间的关系并未有具体论述，从《行军》篇前文来看，黄帝战胜“四帝”的原因是“四军之利”，即善于利用不同地形部署军力。而《黄帝伐赤帝》篇将此句描述为黄帝征伐赤、黑、白、青（据文义补）“四帝”的故事，不吝重复地说明黄帝战胜的原因是“右阴，顺术， 背冲，大灭有之。□年休民，熟谷，赦罪”，与《行军》篇单一地强调地利因素相比，文本和思想都有较大改动。前半部分整理者已经指出是与天象、方位有关的数术思想，后半部分是以德治民，也就是所谓的教民、养民之术。黄帝等古史传说，以及方位数术与“五帝”的结合，并不是一家的独创，但在《黄帝伐赤帝》篇的铺陈下，一帝二王取得胜利，是因为既合于天时、地形，又合于民情，战术、民心、财力尽皆完备。这一部分明显是出于编纂者的发挥和构造，看不出与《行军》篇的联系，《行军》篇所强调的“四军之利”反而被淡化了。就此点来看，《黄帝伐赤帝》篇展现出浓厚的学说色彩，不宜将其直接视作单纯的《孙子》阐释类作品，其是否正确表达了《孙子》的思想主张，也值得怀疑。

第二，《孙子兵法·行军》篇“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只提及黄帝、“四帝”，而《黄帝伐赤帝》篇在黄帝战胜“四帝”故事的基础上，又新加入了汤伐桀、武王伐纣的故事，较《行军》篇发生了些许取向上的变化。《孙子兵法》中对于商、周二王记述并不多，只在《用间》篇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讲商周之兴是因为用间。但是经过《黄帝伐赤帝》篇的编纂，商、周二王的故事被有意引入，并且“大灭有之”，实现了王朝更迭，体现出武力革命的色彩。这样的增入可能并非偶然，“汤伐桀”“武王伐纣”的故事在战国时期的兵学文献中大量出现，如《六韬》有丰富的武王伐纣的逸闻故事，还有许多夏桀乱政受到天罚的记载，《吴子·图国》称“成汤讨桀而夏民喜悦，周武伐纣而殷人不非”，《尉缭子·天官》也以武王伐纣之事论证天官不如人事。由于政治格局和社会背景的变化，战国兵学文献追溯古史时喜称近世，颇具时代特色。此外，战国时期大多数兵学文献中看不到源出一脉的血缘帝系，更多的是摆脱了伦理限制的空间征服。《吴子》屡言“横行天下”“威震天下”，《尉缭子》也说要“取天下”“战胜天下”，这种变化在《孙子》的流传中也有体现。“《孙子》十三篇”里军事活动的主体多是“国”或“诸侯”，而《黄帝伐赤帝》篇以“一帝二王”为主体，战略目标不再是十三篇所说的“安国全军”，而是“大有天下”，空间视野上实现了从国家向天下的转移。《黄帝伐赤帝》篇里最终黄帝“大有天下”“天下四面归之”，将古史传说中的圣王描述为以“灭”为主要占有方式的“天下之主”。这不仅反映了兵学文献中古史叙事的增益现象，也透露出《黄帝伐赤帝》篇的完成时间更可能在战国时期。

二、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设备》的兵器发明传说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有“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又言“孙膑以此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明确提及有孙膑所作“兵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