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宜国；宜侯夨簋；霸伯盘；族姓；地望

1954年江苏丹徒县大港镇烟墩山出土的宜侯夨簋，其长篇铭文十分重要。它不仅揭示了西周分封制的有关内容，而且初步撩开了宜国的神秘面纱。但是，当初人们对簋铭的研究主要放在江南吴国的源起上，以为宜不过是吴国初始建都的地名而已。即使有的学者认为宜地不在江南，也未认识到宜国实际是文献佚记的一个畿内封国。随着近年考古资料的不断发现，宜国作为佚记古国的面貌日渐清晰。但对于宜国的来源、地望、族姓等问题，学者认识仍有不少分歧，有必要进一步探讨。

一、宜侯夨簋几个关键字的讨论

自宜侯夨簋被发现至今，相关铭文的考释一直不曾中断。这里先集众家之长，将铭文隶释如下（释文尽量用通行字）：

唯四月，辰在丁未，王省武王、成王伐商图，诞省东国图，王蒞于宜，入社，南向，王命虞侯夨曰：迁侯于宜，锡□鬯一卣，商瓒一、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锡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廿，厥宅邑卅又五，厥□百又卌。锡在宜王人十又七姓，锡奠七伯，厥卢□又五十夫，锡宜庶人六百又□六夫。宜侯夨扬王休，作虞公父丁尊彝。（《集成》14320）

铭文中的文字释读大都形成共识，只有少量的字还有分歧。这里主要讨论3个问题，以便为后文考察宜国有关情况作好铺垫。

其一，宜侯之“宜”。此字簋铭作“”，陈梦家先生释为“宜”，陈邦福先生释为“俎”，2谭戒甫先生释为“柤”。唐兰先生初读为“宜”，后也改释为“俎”。容庚《金文编》说：“宜，《说文》古文作，金文象置肉于且上之形，疑与俎为一字。”事实上，“宜”与“俎”尽管在后来的文献中义或相通，但在西周金文中却是两个字。三年壶铭文說到“羔”“彘”（《集成》9726），“”即是“俎”字，与“宜”的字形有别。文献多见“羊俎”“豕俎”之称。如《仪礼》卷四十八《少牢馈食礼》云：“佐食上利执羊俎，下利食豕俎。”于豪亮先生认为：“由于《仪礼》和《礼记》多见豕俎，可以证明豕俎就是彘俎，从而也就证明了就是俎字。”后来陈剑先生又从字形演变上进一步论证了“俎”与“宜”的区别。这些看法都是正确的。至于金文，如作册夨令簋铭等也有“尊宜”（《集成》4300）一词，“宜”字取祭义。《庄子》《韩非子》等所见“樽俎”与“尊宜”相应，只是词义的分化，“俎”与“宜”还是应该分为两个字。宜侯夨簋的“宜”字，与“俎”异形，也与金文所无的“柤”字篆文有别，读作“宜”显然更为可信。

其二，虞侯之“虞”。其字形作“”“”，可隶定为“”。因器铭不甚清晰，陈梦家、陈邦福等学者隶定为“虔”，今仍有学者信从。然西周金文有“虔”字，如在追簋铭文中其字形作“”（《集成》4223），二者不可混同。唐兰先生首先释此字为“虞”，多为学者所从。他认为此字上从虍，下从夨，夨字头向左倾，笔画很清楚，“从夨虍声，应该是虞字的早期写法”。9董楚平先生也认为这个字是省口的“虞”字。10这些都是正确的意见。2001年在晋侯墓地出土了叔夨方鼎，人们发现晋唐“叔虞”在铭文中写作“叔夨”，是知叔虞的“虞”字以“夨”为声符，故可省略口字，写作“”。李伯谦先生正确地指出，“虞”字之所以从虍从夨，是因为“夨”“吴”二字上古音相似，古体“虞”字可以“夨”为声旁。11这就使释“”为“虞”有了充分的根据。至于有的学者把“”读作“虎”，与金文字形不合。如西周中期师虎簋的“虎”字作“”（《集成》4316），与宜侯夨簋铭文的虞字并不同形，不可混而为一。故此字仍以读“虞”为当。

其三，宜侯夨之“夨”。此字学者多读为“夨”，也有学者释为“夭”“胡”“吴”。商周金文中有“夭”字，写作“”（商代亚夭爵，《集成》8781）、“”（西周早期夭觚，《集成》7205）、“”（西周早期荆子鼎，《铭图》 2385），字头均笔直，并无倾斜，显与宜侯夨簋铭文的“”字相异。释“胡”者认为其造字本义是“人之胡”“人下颌之垂肉”，音“吴”“虞”之“夨”字本为“胡”字表意初文。1又有学者补充说：“先秦文献中不少从‘夨’之字读音与鱼部字接近”，从而认同将此字读为“胡”。然甲骨文“”字与宜侯簋铭文“”字虽皆有倾头之形，但“”相比“”字仍多一构件，不宜简单以字形演变视之。至于“夨”字在某些场合可以读作“吴”或“虞”，须视铭文语境而定。“夨”为宜侯私名，不能将宜侯之名与国名混为一谈。在没有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宜侯夨之名不宜改释它字。

以上几个字的正确释读非常重要，是我们接下来考析宜侯族姓和宜国地望的基础。

二、宜为姬姓国族考析

关于宜侯的族姓，已有研究可以归纳为子姓和姬姓两种观点。视宜侯为殷商后裔即为子姓，以宜侯为吴国族裔则为姬姓。从新出金文资料看，子姓说根据不足，宜之族姓也不是江南吴国所代表的姬姓国族，而是另一个姬姓封国。

1.宜侯非子姓

宜侯夨簋被发现后，陈梦家先生随即撰文考释说：“作器者夨亦见于洛阳出土的令方彝、令尊和令簋。此诸器并同出的作册大鼎在铭末都有‘鸟形册’的族铭，乃是一家之器。此簋之父为父丁，与令方彝、令尊相同……此簋的宜侯夨和令方彝、令尊、令簋的作册夨令应是一人。”3郭沫若先生亦持相同意见，他说：“往年曾出《夨令簋》与《夨令彝》，为周成王时器，彼夨令在《夨令彝》中亦单称夨，其父亦为父丁。然则此宜侯夨或虔侯夨与彼二器之作册夨令，当系一人。”4宜侯夨名“夨”，其父庙号为丁，皆同于作册夨，这是把宜侯夨与作册夨视为一人的主要证据。但是，令器所具有的“鸟丙双册”族徽，是宜侯夨簋所没有的。陈梦家先生注意到这一点，并不觉得有所窒碍，仍然坚持将二者视同一人。实际上，这种带有“双册”族徽的现象多见于殷系彝器，如微史家族铜器中作册折尊（《集成》6002）、作册折觥（《集成》9303）、作册折方彝（《集成》9895）、盨（《集成》4462）等，文末均有“木羊双册”的族徽。臣辰诸器亦有族徽“先双册”，与令器所见“鸟丙双册”族徽所在位置相同。作册折器、臣辰诸器一般被认为是殷遗民的器物。关于作册夨令的身份，有学者认为：“令是一殷遗民”，5或称“他是一位投降周室的殷商贵族”，“作册夨令是一位殷商后裔”。若以宜侯夨与作册夨同为一人，则宜侯亦为子姓殷遗，与宜侯本为姬姓（容后详论）相抵触。另外，宜侯夨与作册夨若为一人，则所作铜簋的风格应相近似。然宜侯夨簋（图一）为兽首四耳簋，侈口、折沿、浅腹，高圈足饰四条扉棱，耳下无垂珥，腹饰浮雕圆涡纹、短夔纹，造型和装饰纹样相对简朴。而作册夨簋（图二）为长子口，兽首双耳，耳下有方垂珥，圈足下连铸方座，方座四角有矩形足，装饰纹样较为繁缛，除圆涡纹、夔纹之外，口沿下还饰有浮雕牺首，腹部饰勾连雷纹，风格与宜侯夨簋截然不同。这也说明宜侯夨簋与作册夨令簋的器主并非一人。

对于以宜侯夨与作册夨为一人的看法，唐兰先生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他认为虞侯夨一定是姬姓之虞，也就是《史记·吴太伯世家》所载仲雍之后周章，因为“夨”与“周章”的声母是很接近的。周章是仲雍的曾孙，“在武成之间封为虞侯，隔三十多年到康王时封为宜侯”。对于这个意见，李学勤先生经过反复考虑，肯定唐兰先生认为宜侯夨不是令方尊、方彝之作册夨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说：“作册夨任职成周，其器物在洛阳出土，他就葬在那里，和宜侯夨不过同名，其父又都以丁为庙号罢了。他们的身分，是悬殊的。”他从时间对比上判断，认为铭文中的虞公不是周章，作器者虞侯夨当为周章之孙、熊遂之子柯相。

由于宜侯夨簋出土于江苏丹徒的吴国境内，致使不少人相信簋铭中的虞侯就是吴国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