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苏萨；帕提亚；阿尔塔巴努斯二世；城市自治

1931年考古季，法国驻波斯考古代表团（Délégation en Perse）在德梅凯南（M. de Mecquenem）主持下从苏萨（Susa）遗址王宫区（Apadana）南端发掘出一块希腊文碑铭，1该碑为长方体，灰色大理石质地，长65厘米，高22厘米，厚16厘米，共有18行希腊文，现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SB 2786; N 258）。该铭文刻字清晰易辨，2但右侧边角有不同程度的残损。该铭文本为帕提亚国王阿尔塔巴努斯二世（Artabanos II，10—38年在位）致苏萨希腊人城市的书信。信件有关王友（philos）海斯提埃奥斯（Hestiaios）被诉未满三年两度出任财务官（tamias）违反城市法律（paranomia）之案。国王亲自致书城市，为其王友辩护，下令认定王友任职有效，并止息相关质疑和讨论。后来，在为海斯提埃奥斯塑像之时，其父阿西奥斯（Asios）委人在塑像底座刻了这篇书信。

这是现存唯一源自帕提亚国王的一份铭文书信，不仅呈现了国王与城市的互动，也通过选举争议案的相关报告生动刻画了希腊人城市内部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学术价值非凡。铭文出土后，著名考古学家、古典学家屈蒙（Franz Cumont）承接了释读铭文的任务，在两位铭文学家奥洛（Maurice Holleaux）和罗伯尔（Louis Robert）的帮助之下完成校补并译作法文，当年即发表在《法国铭文与人文学科会议报告》（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1屈蒙的校勘补正工作颇为出色，不仅疏通了整篇铭文的大意，还考察了通信的时代背景，为后人进一步校勘和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此文发表后，帕提亚史研究者纷纷给予密切关注。其中铭文右侧边缘及其他磨损、残缺处的校补问题是学界争议最大之处：学者罗斯（A. G. Roos）、威尔斯（C. B. Welles）和洪迪乌斯（J. J. E Hondius）基本继承了屈蒙本，仅在个别处做了修正；2威廉（Adolf Wilhelm）在屈蒙本问世之后最先对右侧残缺处做了全面的重新校补工作，并指出选举过程中最先提出异议的人为海斯提埃奥斯本人。3威廉的重新释读得到了恩格尔斯（M. Engers）、赞贝利（M. Zambelli）等学者的认可。4德罗西（Filippo Canali De Rossi）整理出版的《远东希腊铭文》（Iscrizioni dello estremo oriente greco）基本接受了威廉的版本，仅做了一些微调，与其合作整理的默克尔巴赫（R. Merkelbach）和施陶贝尔（J. Stauber）在次年出版的《幼发拉底河之外的希腊铭文》（Jenseits des Euphrat： griechische Inschriften）则完全接受了这一版本的解读。5近年来，鲁热蒙（G. Rougemont）在《伊朗与中亚希腊铭文》（Inscriptions grecques d’Iran et d’Asie centrale）中对该铭文做了重新释读与研究，其中對第二行收信方的解读与屈蒙以来的所有学者均不同，他提出该磨损处并非人名弗拉特斯（Phraates），而是以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四世（Phraates IV，前37—前2年在位）命名的新城名弗拉塔（Phraata）。6鲁热蒙的解读虽颇有新意，但帕提亚人是否重建或重命名了这座希腊人城市有待推敲。除了校勘与补正工作之外，学界比较关注的还有纪年法、选举程序、王友的身份背景与作用等问题，例如：罗斯和恩格尔斯均关注了苏萨的选举资格核验（δοκιμασία）问题，指出了苏萨与雅典等城审查程序的不同之处；7恩格尔斯结合塔西佗（Tacitus，约56—约120）等古典作家的记载，指出阿尔塔巴努斯二世为王友辩护的行为体现了阿尔塔巴努斯保护富人的基本立场。

总之，《阿尔塔巴努斯二世致苏萨书信》（The Letter from Artabanos II to Susa，以下简称《苏萨书信》）出土以来，相关研究成果颇丰，但各家解读文本在校补、句读方面也颇有出入，围绕选举争议案反映的希腊化城市社会延续与变迁、国王与城市的互动等问题展开了不少有益的讨论。事实上，探索选举争议案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不仅有助于理解国王干涉城市的动机与模式，更能推动有关帕提亚帝国地方治理的研究。本文拟以鲁热蒙的解读为底本，兼及其他各家的文本，对以上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碑铭译文及其基本结构

碑铭译文如下：

【第1行前言（收信时间）】

此信收于国王纪年268年（公元21/22年），即前朝纪年3[33年]。

【第2—15行书信正文】

众王之王2 阿尔萨息3 致书，向安条克与苏萨的[弗拉塔]的执政官及城市致[意。阿西奥斯之子海斯提埃奥斯]系贵城公民及“第一等、最尊贵的王友及近卫”，[前朝纪年]329年（公元17/18年）担任财务[官期间]举止高雅，处事公正，极其廉[洁，不惜花费]私人钱财在城市的开支上。在任期间曾两次应城市[所需出使前往…]，忧公忘私，不吝钱财，不惧万难，毫不犹豫[自愿投入到]出使工作中，并且成功为家乡争取了利益，因此他得到了他应有的尊荣，正如（前朝纪年）330年（公元18/19年）表[决通过的有关他的法令]所示。由于（前朝纪年）331年（公元19/20年）需要一个合适的[人选]，他再度被推举为（前朝纪年）332[年]（公元20/21年）的那个职位（即财务官）的候选人，在经历了繁复的资格核验之后，佩塔索斯（安[条克之子）和阿里斯托美奈斯]（菲利普斯之子）被选为执政官，他（即海斯提埃奥斯本人）来到前面并指出根据法律，如果没有间隔三年，他就无法再次出任该职位；然而，城市[感念于其既往]优秀的品格，对其担任该职位的表现记忆犹新，仍决定选举他为财务官。这就是他被选举为[（前朝纪年）332]年，也就是安条克之子佩塔索斯和菲利普斯之子阿里斯托美奈斯担任执政官之年的官员的情况。既然有人据此[控告]海斯提埃奥斯，我们决定其选举有效，他将不再因为间隔未满三年担任该职位而受到不公正的指控，任何其他的[麻烦]都将完全杜绝，任[何]其它有关此事的质疑或讨论，无论是泛泛而谈还是必要的探讨都要完全禁止，[所有关于海斯提埃奥斯的]点名批评都是无效的。（国王纪年）268年，奥杜奈奥斯月17日。

【第16—17行左立碑者说明】

海斯提埃奥斯之像由其父阿西奥斯——德米特里奥斯之子，又称埃萨戈盖乌斯——所立，前朝纪年337年（公元25/26年）。

【第16—18行右刻碑工匠说明】

莱奥尼戴斯，[……的]塞琉西亚人2 阿尔泰蒙之子，

【空行】

刻石。

该铭文结构完整，其起始部分（第1行）为收信时间，末尾部分为立碑说明（包括左栏的立碑者说明[第16—17行]和右栏的刻碑工匠说明[第16—18行]）。4 中间的正文部分即书信全文（第2—15行），具有希腊化王室信函的基本特征。希腊化王室信函正文包括三个篇幅不一的部分：第一，起始语。信函开篇是一种程式化的问候语，交代收寄双方的头衔及名号，句末加上问候语动词不定式χαίρειν（致意）。既然是王室信函，寄信人一般为国王。自公元前2世纪末米特拉达梯二世（Mithradates II，约前123—前88年在位）起，“众王之王阿尔萨息”（βασιλεὺς βασιλέων Ἀρσάκης）是最常见的帕提亚国王头衔及名号。1收信人或机构的名称一般为希腊语与格，如果收信机构为城市政府，则主要有两种基本的格式：（1）τοῖς ἄρχουσι καὶ τῆι πόλει，即“致执政官与城市”；2（2）τῆι βουλῆι καὶ τῶι δήμωι，即“致议事会与人民”。《苏萨书信》的收信方不仅采用了第一种格式，而且还提及了具体人名，但因此处碑铭略有磨损，故释读颇有争议。以屈蒙为代表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苏萨书信》的收信方应为“致苏萨的安条克和弗拉特斯，执政官与人民”（Ἀντιόχωι καί Φραάτει οντοιν έν Σούσοις[τ]οῖς ἄρχουσι καὶ τῆι πόλει），他们的分歧仅在于安条克与弗拉特斯究竟为该城的两位名年执政官（ἄρχοντες ἐπώνυμοι），还是“国王代表”（epistatai）或“行省总督”（satrap）。鲁热蒙则提出完全不同的解读。3根据勒里德尔（G. Le Rider）对苏萨钱币的研究，公元前1世纪末，苏萨曾发行过有币文“弗拉塔人”（Φραατέων）的城市钱币（civic coinages）。4另外，铭文学家罗伯尔也发现公元前后的一首诗中出现了弗拉塔这个地名。5因此，鲁热蒙推测苏萨正是这座名为弗拉塔的王名城市（royal eponymous city），而收信方中的安条克应该是“国王代表”。既然如此，此处铭文虽模糊不清，但更可能为城市名“苏萨的弗拉塔”的复数属格形式（Φραατέων έν Σούσοις）。而且，《苏萨书信》中的这种收信方格式在希腊化时期的信函铭文中也能找到相似者。例如，塞琉古四世（Seleukos IV，前187—前175年在位）曾致信“泰奥菲洛斯、皮埃里亚的塞琉西亚的执政官与城市”（Θεοφίλωι καί Σελευκέων τών έμ Πιερίαι τοῖς ἄρχουσι καὶ τῆι πόλει），安条克三世（Antiochos III，前223—前187年在位）曾致信“阿波罗多托斯、劳狄奇亚的执政官与城市”（Ἀπολλοδότωι καί Λαοδικέων τοῖς ἄρχουσι καὶ τῆι πόλει）。虽然鲁热蒙的解读尚未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但由于帕提亚王室信函继承了希腊化王室信函的传统，既然得到了希腊化时期多篇铭文的支持，这种解读显然有较高的合理性。

第二，信函的主体部分通常需要交代国王致信的原因，并在文末下达指令或给出解决问题的建议。《苏萨书信》明确交代了海斯提埃奥斯选举争议的始末，包括：海斯提埃奥斯的身份（第3行）、首次担任财务官期间的事迹及城市给予的表彰（第4—8行），以及再度被选任财务官的选举过程（第8—12行）。苏萨发生选举争议案之后，向国王提出了仲裁请求，很有可能隨信附上案情的相关报告。在书信末尾，国王最终做出了裁决（第12—15行），宣布海斯提埃奥斯任职有效，并止息争议。

第三，落款时间。信件发出的年、月、日信息。该信函落款使用“国王纪年”（即帕提亚阿尔萨息纪年），使用马其顿月名“奥杜奈奥斯月”（Audunaios/Audanaios）。

根据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19）的记载，一位名为塞琉古的国王曾经说过“如果人们知道书写和阅读这些信函有多么辛苦的话，即使王冠丢弃在地上，他们也不愿意捡起来”。6这一说法虽无法确证为塞琉古所言，却合理地反映了疆土辽阔的塞琉古王国的治理问题。塞琉古王国显然非常依赖以城市为中心的地方社会组织，以弥补王国地方控制的明显缺陷。国王扶植精英阶层作为其代理人，往往通过书信的方式与城市频繁联系，要求城市通过投票给予这些精英以特权、礼物或荣誉。正是由于希腊化王国对地方社会的依赖，王国境内的希腊化城市无论其从属国王的程度如何，在地方管理层面，城市通常都能享受较大的自由权，精英正是这些城市自治的关键力量。因此，寄给城市的信函不仅是维续中央与地方统治网络的基本方式，是安抚地方和维持相互善意的手段，更是依靠地方社会自治延展王国控制力、实现地方治理的重要方式。

帕提亚王国与盛期的塞琉古王国一样都拥有辽阔的疆土，其信息传递与执行对于王国的地方统治同样至关重要。刻写铭文书信的石碑显然不是信函的主要载体。希腊化-帕提亚时期，最常见的信函载体应该是轻便易携且书写方便的纸莎草。因此，目前所见的《苏萨书信》铭文显然是王室信函的复制品，这样保存下来的文献只是王国文献的极小一部分。但由于国王常通过信函下达政令，其信函事实上具有法令的效力。收信方将信件内容复刻于石碑之上，更有昭示民众之意。阿尔塔巴努斯致苏萨城的信函之所以在4年之后由阿西奥斯刻于石碑之上公开展示，有可能与其子海斯提埃奥斯自选举争议以来深受违反选举法指控所困有关。阿西奥斯显然有意利用国王权威澄清争议，为其子恢复名誉。

作为回报，以海斯提埃奥斯为代表的城市精英在担任公职期间往往不惜花费私财，以顾问、使节等角色尽力回报国王的恩惠，为城市治理尽心尽力，并增强国王在地方的威望。那么，《苏萨书信》不仅反映了帕提亚统治下典型的希腊化城市社会，也是帕提亚国王阿尔塔巴努斯二世与城市及其精英合作的典型范例。

二、希腊化城市社会

以往认为，希腊化时期塞琉古王朝在苏萨旧城附近另建新城欧莱奥斯河畔的塞琉西亚（Seleukeia on the Eulaios）。虽然塞琉古王朝对苏萨的重建时间目前仍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公元前3世纪末之前苏萨已经成为了一座王名城市，与其同类城市一样，有较大的城市疆域，较高的城市自治权，以及比较成熟的希腊式城市社会。铭文末尾的刻碑工匠说明（第16—18行右）记录了一个名为莱奥尼戴斯的塞琉西亚人，此人很有可能正是苏萨本地人。如果这一理解无误，那么希腊化时期的城市名欧莱奥斯河畔的塞琉西亚至少仍流行于城市内部。虽然阿尔塔巴努斯在信中仍称该城市旧名苏萨，而且根据鲁热蒙的解读，这座城市甚至有可能在弗拉特斯四世在位期间被冠以帕提亚国王的名字，但对于城市的公民集体而言，即便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开始，帕提亚人的到来以及羁縻王国埃兰（Kingdom of Elymais，前147—约221年）的兴起，1并没有给塞琉古时期奠立的制度和文化传统带来沉重打击。从其使用的人名，采用的纪年法和历法，城市官职的选任等方面均可看出，苏萨在帕提亚人的统治之下，虽然难免打上帕提亚统治的烙印，但仍保留着浓郁的希腊化文化特色。

铭文中可见各类的希腊式人名证明希腊化城市社会的存在：第一类，泛希腊世界均非常流行的名字，难以明确判定具体的族群背景，如阿里斯托美奈斯（第9、12行），如德米特里奥斯（第16行）；第二类，泛希腊世界均有出现，但在马其顿人中尤其流行的，如安条克（第2行）、菲利普斯（第10、12行）；第三类是希腊世界某地区特别流行，但亦无法判断其族源的，如王友海斯提埃奥斯之名，与米利都（Miletos）僭主希斯提埃奥斯（Histiaios，约公元前514年在位）同源，亦多见于伊奥尼亚地区（Ionia）铭文；1第四类，泛希腊世界曾出现，但不常见的名字。例如，一些名字多出现于史诗或神话传说中，海斯提埃奥斯的父亲阿西奥斯（第16行）之名虽然在荷马史诗中出现过几个同名的英雄，但是作为凡人之名同样仅见于该铭文。名年执政官佩塔索斯之名（第9、12行）同样仅见于此铭文，其名本为源自帖撒利亚（Thessalia）的一种帽子，常跟训练18—20岁青年男子的埃菲比制度（Ephebeia）联系在一起。一些学者认为这说明此人可能出生在一个热爱希腊文化的家庭。2总之，无论这些使用希腊式人名者血统究竟如何，都不可否认他们在参与希腊化城市公共生活时采用希腊名字的事实。

铭文中可见塞琉古纪年法和马其顿历法仍在城市日常生活中应用，这也是苏萨希腊化城市社会存在的重要证明。

尽管《苏萨书信》中出现了两套纪年法和历法并行的情形：第一，“国王纪年”（ὡς ὁ βασιλεὺς ἄγει）及其相应的巴比伦或波斯历法。铭文首行收信时间和第15行信函落款时间均为“国王纪年268年”（铭文中用希腊数字表示：ΗΞΣ’），即阿尔萨息纪年（Arsakid Era）268年。阿尔萨息纪年为帕提亚官方使用的纪年，纪元年为公元前247/246年为帕提亚后世国王所追溯的王国发祥之年。与塞琉古纪年和比提尼亚纪年（Bithynian Era）等希腊化时期的纪年多以重大军事胜利为始相似，此年很有可能在帕提亚王国奠基史上具有特殊的政治或宗教纪念意义。因此，帕提亚王室采用此纪年法，是树立其王权的表现。3因此，国王书信的落款时间自然需要采用帕提亚纪年。

除以上两处采用“国王纪年”之外，铭文书信正文部分（第2—15行）和第16行的立碑时间均仅使用“前朝纪年”（ὡς δὲ πρότερον）。因此，所谓“前朝纪年”（即“塞琉古纪年”）仍为城市官方日常采用。4可见，帕提亚国王在控制苏萨之后，并没有要求苏萨改换纪年法。苏萨城市的行政年度仍按塞琉古纪年来记录，城市官员的任期也以塞琉古纪年为限。

根据此铭文中涉及的两套纪年法，还可以推断出塞琉古纪年采用的历法与阿尔萨息纪年不同。仅凭月份名无法简单地判断其所采用的历法。铭文第一行用两种纪年记录了收信时间，即阿尔萨息纪年268年，塞琉古纪年333年。两纪年序数差为65年，这与不少帕提亚铭文或纸草文献的纪年序数差64年有出入。无独有偶，另外一座希腊化城市杜拉·欧罗普斯（Doura Europos）的几篇铭文也出现了与苏萨相同的情况。1事实上，塞琉古官方采用的歷法是以接近秋分的狄奥斯月（Dios）为始的马其顿历法，其新年约早于巴比伦历法新年（尼萨努月[Nisānu]1日）和波斯历法新年6个月。由于历法的差异，苏萨这样的希腊化城市继续采用塞琉古纪年显然更为方便。与阿尔萨息纪年密切相关的则是波斯历或巴比伦历，均以近东地区传统新年春分为始。因此，从秋分到春分的冬半年，塞琉古纪年大于阿尔萨息纪年65年；而从春分到秋分的夏半年，塞琉古纪年则大于阿尔萨息纪年64年。因此，落款时间奥杜奈奥斯月虽是马其顿历第三月名称，实际上相当于巴比伦历的第九月基希利姆月（Kisilīmu）。在希腊语语境下，帕提亚人将巴比伦历或古波斯历的月份与马其顿历一一对应，在铭文中使用相应的马其顿月名。因此，奥杜奈奥斯月17日实际上相当于巴比伦历基希利姆月17日（约在公元21年12月11日）。

由此可见，苏萨在纪年法和历法方面采用了灵活的策略：一方面，在城市日常生活中继续沿用塞琉古纪年和马其顿历法，体现出对希腊化文明遗产的坚守和鲜明的地方自治特点；另一方面，在国王书信往来时采用阿尔萨息纪年和帕提亚官方历法（巴比伦历法或波斯历法），以与王国行政体系接轨。

《苏萨书信》最令人瞩目的还在于证明在帕提亚帝国统治的核心地带，在塞琉古王朝统治已经过去了160多年之后，苏萨与希腊化时期的城市并没有明显的区别。铭文第4—7行回顾了海斯提埃奥斯首次担任财务官期间的事迹，不仅证明了由城市官员出任的使节仍是希腊世界内部往来的重要角色，也反映了“无私奉公”等希腊人世界流行的公民价值观在苏萨仍可寻得踪迹。尤其是铭文第8—11行完整地呈现了苏萨城市官员选任的过程，为了解苏萨这座原希腊化城市的自治状况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从中可见，苏萨城市政府依然沿着塞琉古王朝设立的轨道运转，在帕提亚国王统治面前，仍保留着以下的独立自治特征。

第一，城市的希腊化官职体系仍在运转。该铭文中提及的执政官、财务官等官职仍通过投票选举的方式选出，官员任期均为1年，限制连选连任的规则仍然有效。例如，海斯提埃奥斯两次任职财务官（塞琉古纪年329年、332年），其任期均为1年。与其同时被选举的名年执政官佩塔索斯和阿里斯托美奈斯也仅任职1年。

第二，苏萨的城市官员选任程序包括从酝酿提名、资格核验、公开质询再到投票选举的流程，仍遵循典型的希腊式民主选举流程。海斯提埃奥斯的选举可以分为4个阶段：第一步，提名候选人。铭文第8行使用了προύβλήθη一词，其动词原形προβάλλω即提名候选人，这是希腊城市选举的一个重要步驟。通常这种提名均由议事会（βουλή）提前酝酿。2从该铭文中可见，包括海斯提埃奥斯被提名的财务官在内的众多官员应为同批接受提名。第二步，资格核验。铭文第9行使用了“经历了繁复的资格核验”。资格核验是希腊城市确定公民是否具有履行权利和义务资格的审查程序，因此也是希腊城市选举公职人员的必要程序。3关于该制度，雅典的历史文献和铭文保留了不少记载。苏萨的审查核验程序有别于雅典：雅典通常在官员选举之后再进行审查，而苏萨则在选举之前进行。1第三步，公开质询。这一程序应在每一官职选举之前提出。铭文中第10—11行提到，海斯提埃奥斯本人在被提名为财务官候选人之后，“来到前面”指出其任职间隔未满三年，无法再次出任同一职位。最后一步，投票选举。从铭文第9—10行可知，两位执政官的选举最先进行，财务官选举可能紧随其后。

第三，希腊化城市常以投票的方式（ψήφισμα）通过法令向为城市做出贡献的人表示尊崇，根据该铭文第7行，苏萨也在海斯提埃奥斯初任财务官卸职之后“表决通过了一个有关他的法令”（塞琉古纪年331年），向海斯提埃奥斯致敬。

第四，城市仍在使用希腊化世界尤其是塞琉古王国内部通行的公文语言。《苏萨书信》中使用的“提名候选人”（προύβλήθη）、“担任……职务”（ἄρξας…ἀρχήν）、“经过繁复的资格核验”（ἐκ πολλῆς δοκιμασίας）等表达亦常见于其他古希腊城市。例如，铭文第4行，“担任财务官期间”（ἄρξαςταμιευτικὴνἀρχὴν）以及后文第10、13行“再次出任该职位”（δὶς ἄρξαι τὴν αὐτὴν ἀρχήν）、“间隔未满三年担任该职位”（μὴ διαλείποντα ἔτη τρία ἄρξαι τὴν αὐτὴν ἀρχὴν）均属于以“担任……职务”（ἄρξας…ἀρχήν）的习惯表达。

既然苏萨在帕提亚统治下依旧保留着典型的希腊化城市社会特征，那么该城为何仍会发生海斯提埃奥斯选举争议案这样公然违反城市选举法的行为。更何况，海斯提埃奥斯本人在被提名之后，已经明确警告了这一违反选举法的行为，却仍被坚持选为财务官。关于这个问题，学界有多种解释：威尔斯认为，禁止在三年之内连任职务旨在防止富人因为频繁担任公职而负担过重，海斯提埃奥斯之所以在提名之后提出反对意见，除了了解选举规则之外，也有可能是为躲避责任。2但苏萨在明知海斯提埃奥斯本人反对且必将招致政敌攻击的情况下，仍坚持选举其为财务官，说明公民群体中既有能力和财力，又愿意担任此职的公民数量不足。另一方面，《苏萨书信》证实了塔西佗《编年史》（The Annales）中有关希腊化城市塞琉西亚贵族与平民之争的记载。3与塞琉西亚一样，苏萨内部很有可能也存在这样的内部纷争，议事会坚持提名海斯提埃奥斯，说明海斯提埃奥斯代表城市精英出任财务官，与控制议事会的派系利益相关。

三、帕提亚国王与城市的互动

苏萨的这篇铭文书信实际上是帕提亚国王阿尔塔巴努斯二世对城市干预的反映。但是，国王并没有完全以专制暴君的形象出现在城市面前，而是通过书信的温和手段施加影响。从中可知，帕提亚国王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城市自治之外，还以多种方式推动着地方治理。

公元前1世纪末，弗拉特斯四世去世之后，帕提亚王位频繁更迭。约公元8年，沃诺尼斯一世（Vonones I，约8—12年在位）受罗马扶持登位，不久之后，阿尔塔巴努斯二世也被帕提亚传统贵族立为国王，两者展开王位争夺。学界尽管就阿尔塔巴努斯的出身究竟为阿特洛帕特奈-米底（AtropateneMedia）还是叙尔卡尼亚（Hyrkania）的贵族尚无定论，但一般都认可其来自阿尔萨息王室旁系的事实。阿尔塔巴努斯上台并站稳脚跟之后，明显有意加强对地方的管理，树立国王权威。苏萨从公元前2世纪后半期以来本处于帕提亚所属的羁縻王国埃兰的势力范围之内，但从信中阿尔塔巴努斯直接干预城市内政，埃兰王国完全没有涉及其中。由此可见，苏萨此时已经摆脱了埃兰的控制，直属于帕提亚国王。阿尔塔巴努斯此信目的在于以国王权威止息选举争议，为王友海斯提埃奥斯任职的合法性提供依据，确立国王代理人在城市中的地位。塞琉西亚同期发行的城市自治钱币也佐证了阿尔塔巴努斯加强对地方控制。塞琉西亚城市钱币本应为自治之象征，从公元17/18年开始发行的3种城市钱币，即“国王扮作执鹰的宙斯型”（McDowell. 138）、“提科（Tyche）献王冠于国王型”（McDowell. 139），以及“王座上的国王型”（McDowell. 140），其反面均出现了国王形象。尤其是公元18/19年的“提科献王冠于国王型”，上有城市女神提科跪地向国王奉献王冠之像，表示塞琉西亚顺从国王。公元24/25年，国王更是剥夺了塞琉西亚发行城市钱币的权利。1这一变化与海斯提埃奥斯之案同时，都反映了国王干预地方事务的事实。

国王代表（epistates）是国王与地方联络的纽带，这一点亦可从《苏萨书信》中得见一二。苏萨很可能如杜拉·欧罗普斯的情况一样，国王代表受国王委托监督城市，向其汇报城市的重要情况，例如海斯提埃奥斯选举案正在此列。海斯提埃奥斯作为王友，显然是国王在城中利益的代理人，但并非其宫廷近臣。然而，国王对地方精英海斯提埃奥斯任职期间的事迹以及选举争议案的始末却了如指掌。因此，国王代表有可能不仅将城市的诉状递交到国王手中，甚至还可能随诉状附上了海斯提埃奥斯既往任职的表现和此次选举争议案的始末。因此，第3—7行很有可能是国王根据其代表所言转述的。另外，从铭文落款的寄信时间位于冬季可知，国王此时很有可能正在其冬都泰西封（Ktesiphon），在接到了城市发来的投诉之后可以迅速做出回应。

王友是帕提亚国王统治地方的重要保证。铭文书信中不仅提及海斯提埃奥斯的头衔“第一等、最尊贵的王友及近卫”（πρώτων καὶ προτιμωμένων φίλω[ν κ]αὶ τῶν σ[ω]ματοφυλάκων），其任职期间的表现很有可能反映了帕提亚王友群体的地位及其职能。“第一等、最尊贵的王友与近卫”，是帕提亚国王授予亲信贵族的荣誉头衔。同样的表述也出现于苏萨另一篇希腊铭文上。2另外，帕提亚时期的另一座城市杜拉·欧罗普斯也有3篇纸草文献上使用了这样的表述。3帕提亚的王友制度继承了希腊化王友制度的衣钵，但又具有鲜明的特点。4从亚历山大帝国（Empire of Alexander the Great，前334—前323）时期到塞琉古王国时期，王友制度最初建立在国王私谊的基础上。王友围绕在国王周围，接受国王的咨询，受国王任命安排担当重要的使命，且从其头衔高低可见明显的等级之分。无论王宫事务，还是军事和民事以及外交事务常由王友来出任。因此，尽管这种制度在希腊化时期之前的阿契美尼波斯帝国（Achaemenid Persian Empiree，前550—前330）以及馬其顿王国阿吉德王朝时期（Kingdom of Macedonia，Argead Dynasty，约前8世纪—前309）都曾经出现过，5但王友制度仍主要是在希腊化王国统治下普及于整个希腊化世界，且走向制度化的。后来本都（Pontos）、卡帕多奇亚（Cappadokia）、亚美尼亚（Armenia）和帕提亚等国家受塞琉古王国等希腊化王国影响都出现了这种制度。帕提亚王友仍沿袭塞琉古王国时期的王友头衔，与几乎所有希腊化或半希腊化王国一样都可以观察到王友等级制度的存在：主要有“第一等王友”（πρώτος φίλος）、“尊贵的王友”（τιμώμενος φίλος）、“最尊贵的王友”（προτιμώμενος φίλος）。如“尊贵的王友”头衔即可追溯至塞琉古时期叙利亚皮埃里亚的塞琉西亚一位名为泰奥菲洛斯（Theophilos，约公元前186年在世）的王友。1包括海斯提埃奥斯在内的帕提亚王友也常领有近卫官（somatophylakes）之职。近卫官亦可追溯至亚历山大帝国时期，初为负责亚历山大近身护卫，始为7人，后增为8人。帕提亚时期该官职已经不再承担任何实际的近身护卫工作，而成为一种荣誉头衔。

总体看来，帕提亚王友显然并非宫廷近臣，而是如海斯提埃奥斯这样的地方精英。然而，国王却不惜破坏地方选举规则，为其王友任职的合法性辩护。不仅因为王友是国王的亲信和代理人，更有可能与财务官一职对于其家财的要求较高，因此，只有一直由富人担任此职方能保证城市财务状况的稳定。阿尔塔巴努斯在位期间在城市内部分歧面前表现出明显的支持富人的倾向。塔西佗有关阿尔塔巴努斯将底格里斯河畔塞琉西亚的城市政权交到贵族手中的记载，可能是符合实情的。海斯提埃奥斯在苏萨担任的财务官在希腊城市中逐渐成为了一种义务官（leitourgia），常由其自负开支，故通常都由富人担任。书信中第4—7行介绍了王友海斯提埃奥斯任职财务官期间的事迹，提到他在任时不惜在城市事务上花费私财，可见该职位的性质与希腊城市普遍的情况类似。海斯提埃奥斯家境殷实应无疑问。财务官出于城市公益考虑代表城市出使，常与前往圣所献祭有关。这与海斯提埃奥斯为城市利益两次出使期间耗费人力与财力的经历相符。

综上所述，《阿尔塔巴努斯二世致苏萨书信》是了解1世纪帕提亚统治下的原希腊化城市及其与国王关系的重要线索，是帕提亚王国自觉接受希腊化政治和文化遗产的又一证明。以往学界通常依据帕提亚国王钱币的显著变化，认为自米特拉达梯二世以来，尤其是1世纪阿尔塔巴努斯二世即位之后，帕提亚所谓的“波斯化转向”愈发明晰。若从帕提亚王国整体的政治风向和文化选择来看，这一判断并无失误。但从微观上来看，帕提亚的地方自治状况也不乏有违王国政局总体趋势的一面，在帕提亚统治下长时间地保留了典型的希腊式城市自治传统，与希腊化时期似乎并无二致。这说明，即便是出身帕提亚传统贵族的阿尔塔巴努斯，也不得不尊重希腊人城市的地方自治，遵循希腊城市政治的基本规则。苏萨书信恰恰是帕提亚国王与地方城市互动的真实、鲜活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