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是理性动物”，却往往做出非理性甚至是非常愚蠢的决策。美国当代女作家、人类学家薇妮斯蒂·马丁（Wednesday Martin）在其回忆录《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Primates of Park Avenue，2015）中记录的正是理性的她为了儿子的前途，在纽约超级富豪聚居的曼哈顿上东区所经历的6年非理性生活，以及她从人类学角度对身边“贵族宝妈”疯狂生活的观察与研究，读后令人感慨万千。

马丁在密歇根小镇长大，从小受喜欢人类学与社会学的母亲影响，20多岁时搬到纽约并攻读了耶鲁大学文化研究与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为杂志写稿、当外包编辑，也在学校做兼职教师。她35岁时嫁给了一个土生土长的纽约人。9·11事件后已有身孕的马丁与丈夫搬到了上东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她终于成为一位标准的上东区宝妈。可她早就受够了上东区的“非人折磨”，6年后果断搬离了那个无数人艳羡的贵族聚居区。

苛刻的阶层分化

在外人看来，上东区居民个个富可敌国，有着用不尽的财富、权力、人脉和资源，但马丁却很快发现自己一下子掉入了一个阶层感极重的地方——连超级富豪也分三六九等。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曾为了爬到更高的阶层而失去理性”，上东区宝妈尤其如此。

上东区的阶层划分表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住房、学校、服饰、管家、度假等，有一整套独特的办法“建立阶层制度，让每个人乖乖待在该待的地方”。即使是已在纽约生活10多年的马丁也开始关注自己在“在等级结构中的位置”，希望得到尊重。无论买房还是孩子入托，甚或在派对上，她都会被问及一大堆问题，有些还相当私密，包括她和她先生从事什么工作、哪里人、毕业于哪所学校以及有多少财产……目的就是确认她的社会阶层，这让马丁觉得像被剥光衣服般尴尬难堪。

上东区宝妈们除了照顾培养好孩子、保持好自己的身材容貌，还得负责打理家中的一切，包括房屋买卖或租赁。而丈夫只需在签合同的时候出现并拍板交钱。初来乍到的马丁为了找一个栖息之地精疲力竭、受尽凌辱，充分感受到了贵族区的阶层感。购房是上东区给马丁的第一个下马威，使她几近崩溃，尽管她与丈夫都是妥妥的中年高级白领，具备相当的经济基础。马丁跟随高价聘请的房屋中介所考察的每一栋建筑都尽显“高大上”，但却要求支付巨额首付款，而且购买者必须证明自己的流动资产至少是房价的3～5倍，甚至是10倍。这种“购屋申请过程”是马丁“遇到过的最羞辱人的入会仪式”，但曼哈顿人就是靠房子来划分社会阶层的，从租房人到业主要跨越一个巨大的鸿沟，而普通业主与豪宅业主更有着天壤之别。

上东区的女人们每次出门都像参加一次服饰妆容大赛，而皮包是“重中之重”。为了买到几乎不可能到手的限量版名牌包，宝妈们手段用尽，不达目的不罢休。一向不关注奢侈品的马丁之所以突然迷恋起昂贵的限量版爱马仕铂金包，是因为有一天一位贵妇在空荡荡的人行道上对着她横冲直撞，气势汹汹地把她逼到路边。她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明白那女人手上有一个醒目的铂金包。于是马丁开始用人类学的视角研究上东区宝妈的独特世界，发现这种莫名其妙的“奢侈包侵犯事件”每天都在无数次地上演。她终于意识到铂金包是上东区贵妇必不可少的“武器”，意识到“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铂金包就像一个符号，代表着人上人的地位，特别是对于女人来说，铂金包意味着终极的身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