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震撼了古老的封建帝国，从闭关锁国被迫对外开放，从农耕文明被迫面对工业文明。面对西方的挑战，开始有先行者将眼光看向了西方那些遥远的国度，开始用审视的眼光看向西方，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奔赴西方试图探索富国强兵之道。继岳麓书社出版《走向世界丛书》，收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先进的中国人走向世界考察西方的著作之后，本刊特设立专栏，陆续推出系列文章，以纪念这些早期走向世界、苦苦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不遗余力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驱。】
在2021年的七一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这是对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痛苦和屈辱的高度概括。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以及随后的大清王爷德国“赔罪”之旅，就是晚清“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集中体现，就是丧权辱国的真实写照。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与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
大清王爷德国“赔罪”之旅的起因，是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被杀，这似乎是中国人“排外”“仇外”的反映，但其实这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和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密不可分的。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就反映了中国人民不甘心遭受列强侵略的坚强意志，粉碎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美梦。
义和团运动首先兴起于山东，接着向华北地区蔓延，从星星之火烧成燎原之势，和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德国对山东的野蛮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公愤密切相关。
关于义和团运动兴起的背景，《剑桥中国晚清史》写道：
排外情绪不仅充满朝廷，也深入到学者、官员、绅士以及一般老百姓中。半个世纪的外国人的侮辱深深地伤害了他们的自尊感和自尊心，傲慢的外国公使、领事和咄咄逼人的传教士及商人，经常使他们想起中国的不幸。日益增长的不平之感，再加上一些更大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因素，酿成了一场广泛的排外运动。
而在19世纪末侵略中国的西方列强中，德国充当了急先锋，当时的德国，好战、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叫嚣甚嚣尘上。德国在山东以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已无理至极，而德皇威廉二世为皇弟亨利亲王率远东舰队远征中国，在汉堡所作的送行训词，说什么“Should any one essay to detract from our just rights or to injure us，then up and at him with your mailed fist”（原文英译载1897年12月26日《伦敦观察报》），就对中国极为蔑视，翁同龢在其日记中译为“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德皇之蛮横嚣张，跃然纸上。当时的法国历史学家柯利厄便认为，这种德国佬强加于华人之刺激，“纵非义和团兴起的全部原因，也是主因之一”（柯著《中西关系史》，转引自摩尔斯《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卷三）
义和团运动的兴起，遭到了列强的武装干涉，组成八国联军，公然侵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1900年6月19日。括号内均为阳历，下同），慈禧太后在第四次御前会议上决定向列强宣战。很快，总理衙门便照会各国公使，限24小时内离京，否则不再负保护责任。当夜，各国公使联名函复总理衙门，请求宽缓离京期限，并要求次日上午九时答复。
第二天一早，克林德不等到九时，便乘轿气势汹汹前往总理衙门抗议。当他行经东单牌楼时，正好遇上神机营章京恩海率队巡街，克林德先在轿中开枪，恩海躲过敌弹，即发一枪，击中克林德。
本来中国早有“两国相交，不斩来使”的古训，国际法中也规定了驻外公使须受到驻在国保护。但克林德之死，完全是偶然事件，并非是列强所指责的中国公然违反国际法。因为公使的权利并不是无限的，公使在驻在国不能为所欲为，随心所欲。清末翻译的在西方广为流行的国际法著作——步伦《公法会通》即说：“公使欲害本地人民，而人民自卫，致伤公使者，则无讨索之理。盖自护之权，贵贱皆具，而不可夺焉”，恩海是自卫击中克林德；何况，克林德对中国人民欠下了血债，他曾在6月中旬率领一队德国水兵枪击过义和团，致使20余人死伤；此外，他明知北京局势混乱，民众反帝情绪强烈，却不听总理衙门的规劝单独外出，前引步伦《公法会通》即指出：“公使擅入险地，致被伤害者，不得以违公法斥责彼国，亦不得视为有意冒犯”。
但侵略者哪管什么国际公法，他们坚信强权即是公理。七月二十日（8月14日），美、英、日、俄等国侵略军先后攻进北京城，次日凌晨，惊慌失措的慈禧挟光绪帝离京西逃，北京城陷入帝国主义大屠杀的血海之中。
美籍华人史家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愤慨地写道：清末民初各种中外冲突中，双方的死伤数字略作比较，所得比率大概可说是一千比一。换言之，在中外冲突中洋人如有一人殒命，无辜华民就要以千命“相陪”（不是相赔）。
更不幸的是：
在類似情况之下惨死的洋人往往都名扬天下，垂誉后世；但是陪他们一道丧命的数千名华人包括妇孺，那就死得虫蚁之不如了。史大林（按：即斯大林）说：“死一个人是件惨事；死一百万人只是个统计数字。”在那庚子年间，死掉任何一个洋人，都是个惊天动地的“惨事”；死掉千万个华民，甚至连“统计数字”也没有一个。但是中国人究竟不是个麻木的民族。在那千万家披麻戴孝的寡妇孤儿的哭声里，稍有良心的血性男儿，都会拔刀而起和敌人拼命的，这就叫做“民愤”。在全国人民都感到国亡无日，都要和入侵者舍命一拼，这就叫做“民气”。
庚子年间的八国联军侵华，虽然没有割地，但杀人、放火、抢劫、强奸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