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朝鲜诗话；间性理论；双重张力；中国情结；民族立场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3.02.012

朝鲜诗话，始见于高丽时期李仁老之《破闲集》，发展于朝鲜王朝初期徐居正之《东人诗话》，后经历代文人的创造性发挥，最终鼎盛于朝鲜王朝中后期，集中体现了朝鲜文人具有时代性、民族性的诗学观念和审美情趣。从朝鲜文学史的角度看，诗话也是舶来品，是中国宋代诗话走出国门的结果。是以，学界有关朝鲜诗话与中国诗话的关系之探讨，多着重强调中国诗话对朝鲜诗话的影响程度之深、范围之广。不可否认，这种以“影响关系”为手段的前期研究，的确为探索朝鲜诗话的起源、演变及其与中国诗话的关系奠定了基础，使湮没于历史与时代尘封中朦胧而神秘的朝鲜诗话重新具象化。然而，也必须承认，目前的“影响关系”研究多以“一元主体”为框架，将被影响的一方视为客体，从而忽视了被影响方的主体性地位与价值，以及两者间平等、开放的主体间性互动。是以，有必要在研究中引入“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理论以探讨朝鲜诗话的主体特征、价值及其与中国诗话的间性关系。

“主体间性”理论，不仅体现了西方哲学家对工业革命背景下物质激增与精神贫瘠相对峙的时代样态的反思，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传统主客二分论的批判与超越。此前，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对客体外“主体”价值的探索，即“我思故我在”的提出标志着主体性哲学的确立。以此为锚点，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转向关注、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自此，“主体间性”概念问世。此后，这一理论经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完善与延伸，主客体二分的主体主义不断向主体交互的主体间性转变，传统主——客体视域下的一元主体逐渐向去中心主义靠拢，开放性、共生性、平等性、互动性成为认识论的新特征。同时，随着“主体间性”理论在各领域的灵活运用，文化、文学层面还出现了以此为基础的“文化间性”和“文本间性”概念。“间性”概念的问世，不仅为认识与理解多元个体的独立身份和本体价值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与基本遵循，同时也为审视与考察双方或多方现有关系的完整性、全面性提供了嶄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

虽然当下已有学者运用“间性”理论来探讨朝鲜诗话的个体价值、创作者的主体地位，以及中朝诗话的理论范畴、话语、作家、作品的相互关联。但是从整体而言，一是叙述重心仍偏向“影响关系”的探讨，而非“间性关系”的研究；二是未能对“间性关系”实现历时性的认识与总结，如中朝两国的“主体间性”是如何发展的、“文化间性”和“文本间性”又是如何实现的；三是囿于固有思维，对朝鲜、朝鲜诗话主体地位的认识不足，距离实现中朝双方的“间性”互动仍有差距，更遑论将“间性关系”从“主体”扩展至“文化”与“文学”领域。

是以，本文以“主体间性”为基点，以“文化间性”与“文本间性”为延伸，以3种“间性”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为动态研究体系，兼以“影响关系”相辅，旨在把握朝鲜诗话中蕴含的中国情结、自身的民族立场，以及两者的“间性关系”。

一、观念转换与主体认同

作为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邻邦，基于几千年来对他者和自我的理性认知与判断，朝鲜的对华态度经历了从奉中国为中心的“事大主义”，到17世纪中叶视自己为中华正统文化继任者的“小中华”意识，再到实学思潮兴起后民族自主意识高昂的巨大转变。也正是在与他者双向交互、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朝鲜不仅实现了对自我存在、自我价值的客观认识，明确了自身的主体性地位，同时也在“东亚”这一具有共通性、普遍性的共同体中，实现了自身的个性化建构。

最初，出于慕强、求存心理，朝鲜臣服于中原王朝，秉持中国中心说的世界观，奉行“事大主义”的外交政策。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情形下，朝鲜“事大”的选择不过是自保的处世法则。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段时期中朝的往来属于一种不平等的主从关系，但从实际情况而言，在这种显性的支配关系背后，同时也隐现着朝鲜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主体意识。尤其是到了7世纪中叶，新罗在谋求半岛统一的过程中，其“事大主义”的自我选择性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一点，通过《三国史记》中所载朝中两国于647至654年间往来行为的发起者身份、遣使的方向及次数等都可以得到十分确切的印证，如下表一。

以此为基础大致可以发现，自“武德四年，王真平遣使者入朝，高祖诏通直散骑侍郎庾文素持节答赉”以来，新罗国王、王妃的册命与追封，朝中两国间的使臣往来，唐朝派兵解决朝鲜纷争、援助新罗实现统一，以及新罗改国号、革礼制等一系列事情的根源都始发于朝鲜先行发出的自主行为。因此，与其说两国之关系是“一元主体”理论下主体（中国）对客体（朝鲜）的单向作用，从客观事实而言，不如说是在朝鲜主动下的“主体间”互动的萌芽期更为确切。

到了17世纪中叶，当明清政权更迭，在中国出现“华夷一体论”之时，朝鲜强化了“小中华”意识。最初，“小中华”只是对朝鲜的一种称谓。

表一：647—654年间朝中两国往来实录

据《高丽史》所载：“我国家自庚寅、癸巳而上，通儒名士多于中国，故唐家以为君子之国，宋朝以为文物礼乐之邦，题本国使臣下马所曰‘小中华之馆’。”《东史纲目》亦指出，“（丙辰三十年）秋八月，遣使入朝于宋。工部侍郎崔思谅，奉使入宋，谢恩献方物。宋以本国为文物礼乐之邦，待之浸厚，题使臣下马所曰‘小中华之馆’。所至，太守郊迎，其饯亦如之。”可见，“中国从宋朝开始，称高丽为‘小中华’，故而有‘小中华馆’之题名。而朝鲜半岛之人，则每每以‘小中华’自称，则当不晚于此时期”。正所谓“吾东方自箕子以来，教化大行，男有烈士之风，女有贞正之俗，史称小中华”。此时，朝鲜的“小中华”概念只是与中国之“大中华”相对应的称谓关系，是对优秀中华文化的认可与追随，而非作为独立主体的自我认知。但是自清朝入主中原后，“小中华”称谓则演变为朝鲜民族集体无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朝鲜反“客”为“主”，从“慕华”走向“攘夷”。正如《承政院日记》文中所载：“粤自胡元乱华之后，至于今日，又值百年之陆沉，回瞻中州，腥秽满目，无一片阳明之地。而惟我东方，素称小华，礼乐文物，蔚有可观。”此时，“小中华”不单是一种称谓，更是一种自我意识，是令朝鲜视自己为继明朝之后中华正统文化之继任者，并意欲复兴中华正统文化的内在驱动力。因而，“小中华”意识的形成与强化，不仅推动了朝鲜重审本民族的身份地位与价值，同时也意味着中朝两国的“主体间性”关系实现了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此后，随着西方文明，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哥白尼日心说的传入，使信奉中国“居天下之中者”的东亚传统宇宙观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加之18世纪末，清朝国力由盛转衰，对周边国家的辐射作用大大减弱，自此，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东亚国际秩序趋于瓦解。对于此时的朝鲜而言，在外部环境，以及内部改革派的革新思想和新兴市民阶层的近代启蒙思想相汇而成的实学思潮兴起的时代背景下，脱离中国中心论的自主倾向与独立意识愈加强烈，并逐渐发展为朝鲜文人的主流意识。从宇宙观而言，受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朝鲜实学派，如李瀷（1681—1763）、洪大容（1731—1783）、朴趾源（1737—1805）、丁若镛（1762—1836）等人开始自主学习、研究天文地理知识，并对“中国中心观”予以驳斥。李瀷是朝鲜实学派承上启下的代表人物，他在接触到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大地全图》《万国全图》后，破除了古老的中国居天下之中央的概念，有了欧、亚洲地域的认识，提出了“今中国者，不过大地中一片土”的醒世之言，开客观认识他者与自我、质疑中国中心观之端。朝鲜实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洪大容则以“中国之人，以中国为正界，以西洋为倒界。西洋之人，以西洋为正界，以中国为倒界。其实戴天履地，随界皆然，无横无倒，均是正界”，点明每个国家在地理位置上均可为“正界”，没有绝对的偏正之分。同时，他还进一步指出，“满天星宿，无非界也。自星界观之，地界亦星也。无量之界，散处空界。惟此地界，巧居正中，无有是理”，不仅国家没有所谓的“中心说”，就连此时此地人所处的地球也并非宇宙的中心。朝鲜实学派的集大成者丁若镛更是以地理方位的相对性对“中”与“东”的关系加以探讨：

以余观之，其所谓中国者，吾不知其为中，而所谓东国者，吾不知其为东也。夫以日在顶上为午，而午之距日出入，其时刻同焉，则知吾所立得东西之中矣。北极出地高若干度，而南极入地低若干度，唯得全之半焉，则知吾所立得南北之中矣。夫既得东西南北之中，则无所往而非中国，乌睹所谓东国哉？夫既无所往而非中国，乌睹所谓中国哉？

上文揭示了“中国”与“东国”概念的荒谬与失实。以此为基础，丁若镛继而表示中国之谓中国，不过是有“尧舜禹汤之治”和“孔颜思孟之学”，而如今“圣人之治，圣人之学，东国既得而移之矣”，又“复何必求诸远哉”？

这种“去中心化”的自然宇宙观，不仅从根本上动摇了朝鲜自古以来的“事大主义”观念，还促使朝鲜从“大中华”与“小中华”的从属关系中脱离而出，开始自主地推动民族主体性的构建与重塑。李瀷所谓“东国自东国，其规制体势，自与中史有别”，明确地表达了各个国家独立自治、各有政权与体制的合理性，从而为朝鲜冲破思想枷锁，破除发展桎梏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