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烹鲜纪略》；县域治理；清初；崔鸣鷟；华北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23.02.011

清代县政研究是探讨清代国家基层社会治理、官民关系、央地财政关系等问题的重要切入口。目前对清代县政及州县治理的研究多集中于清中后期，主要史料也多为地方档案、官员日记和官箴书等。由于清初地方档案和衙署文册的缺失，对清初州县治理的研究，目前尚有可挖掘之处。对此，清初州县官的施政书成为重要史料补充，但遗憾的是存留较少。笔者在查阅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善本、孤本时，发现一本名为《烹鲜纪略》的施政书。该书反映康熙初年崔鸣鷟历任山西河津知县和河南仪封知县、偃师知县期间的施政记录，可有助于窥探清初华北地区的县域治理问题。

一、崔鸣鷟生平与《烹鲜纪略》主要内容

崔鸣鷟，字卉庵，直隶内邱人，生于明天启三年（1623），耕读传家。中顺治丁酉科（1657）舉人、顺治辛丑科（1661）进士，后赴都察院观政。康熙八年（1669），任山西平阳府河津县知县。在任期间，“首革陋规、杂派诸弊，均水利，正经界，严保甲，抑豪强，修学建桥，以次毕举。措置有方，事集而民不扰”。康熙十二年（1673）补仪封知县，整修河工，调节军民关系，整饬胥吏，邑人为之立德政碑。康熙十六年（1677），崔鸣鷟任偃师知县，“听讼立决，人称平允……训迪士子，文风丕振”。康熙二十二年（1683），任浙江处州府同知，“建学明伦，息讼弭盗，悉出至诚，无弗感化”，并解决宣平县逋赋问题。康熙二十八年（1689）任湖南衡州知府，曾受偏沅巡抚郑端之命，“馈帛粟请见王夫之”。康熙三十年（1691）补任江西广信府知府，“革除陋规，多惠政，重建钟灵桥，仅成三墩，以疾卒”。从其任职地的方志记载看，崔氏多被列入《名宦传》《循吏传》，卓有政绩。

《烹鲜纪略》是崔鸣鷟早年仕宦生涯的施政记录，全两册，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全书不分卷。书前有作者自序云：

余赋性踈慵，声色玩好，泊乎无所尚，惟于诗书较癖爱，兼以累世积坟典，日与帖括为伍。余因得尚友古人，慱览载籍，然而过目多遗忘，不能成诵，间有所作，鲜深入，不可传，故不常作。惟不常作，益生疏懒，□□事推诿矣。一行作吏，遇有关于纲常名□，风俗民隐，不容无言者，公署中无可推诿，倩人为之，罕称意，弗获已，而搦管于酬酢杂沓中，任笔挥洒，真抒己见。其间体裁不一，繁简互异，当理与否，余不敢信。聊付剞劂，用质当世，以明余之存心与治事，如斯而已。

清代州县官被称为“入则日坐堂皇，理刑钱之争讼；出则巡视阡陌，察风俗之美恶”。从崔鸣鷟自序可见，该书是作者为官期间所作，多为职掌一方时直抒己见之文。而取名《烹鲜纪略》，则借用老子“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句。卷末署“康熙庚申榴月之吉内丘崔鸣鷟题于古亳公署”，刊刻时间为康熙十九年（1680），即作者在偃师县知县任上。全书主要内容为作者在河津、仪封、偃师三县担任知县时的施政记录，大致分为4类，即：判牍、告示、公文、记文。

县域治理的主要内容一是刑名，二是钱粮，三是教化。同时，知县又有迎来送往之责，“正官无远近必亲往，加以奔走守候，尊卑酬应，戴星往返，惟日不给”。崔鸣鷟担任三县知县期间，正值清朝统治立足未稳，又逢“三藩之乱”，地方经费紧张，民生凋敝，前朝的各项陋规和各种问题亟需处置。

二、清初华北县域社会秩序的重建

经过大规模社会动荡，明末以来遗留的各种社会问题亟需解决，而朝廷各项举措也需落实在州县层面，实际的推动者往往是州县官。此种举措主要包括恢复生产、清理疆界、严保甲、兴教化、正风俗、抑制豪强、维护治安。崔鸣鷟在三县任职中，多有相关举措。

（一）劝课农桑与整顿赋税

历经明末清初战乱，华北人口减少、土地荒芜，必须劝课农桑，养民生计。为此，崔鸣鷟认为必须“重农桑、驱游惰、教树畜，以广孳息。崇俭朴、抑奢华、禁燕会，以苏物力，去其累害”。任职偃师县时，该地“邑无人烟，田园尽行荒芜”，他作为知县，“招集流亡，开垦熟地二百余顷”。此外，崔鸣鷟还劝民栽树，作为养民之计。他指出：“树木根深不怕旱涝，用广而利大”，尤其鼓励在“薄地、碱地及古路道傍、荒坡遥堤、五谷不生之处”大力栽种。“栽种至二百株以上者，该乡保登记上农夫簿内送县，有过免责一次，以酬其勤；其或懒惰全不栽植者，乡保登记游惰簿内送县，以凭查责。”又因农田灌溉之需求，崔鸣鷟将偃师县北邙山南麓温泉相度开渠，“以资灌溉”。为防止用水纠纷，他告示全县：“按地认工，按时浇地，安享自然之利，无事之福，倘有倚强凌弱，搀越截拦，独霸水利者，许下首使水之人同渠头禀官究治，仍罚本年不得使水。”

由于变乱导致人口失散，许多册籍不存，需先清丈土地，并划分等级。《仪封县志》载：“当明季，户口流亡，土田荒落，肃清为难。迨国朝初年，免荒征熟，弊去其已甚者，而犹未尽绝。至康熙间，按方定里，大为厘正，而后上、中、下错，赋役始均……”从《烹鲜纪略》内容来看，崔鸣鷟于此多有作为。

（二）严保甲与清疆界

康熙时期，清朝大力推行保甲，通行晓谕“直隶各省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在河津县任内，崔鸣鷟“正经界，严保甲”。在偃师任内，他重视提防盗贼，提倡修建墙垣，护卫乡村。通令“各将本村庄住房以外公同乡保牌甲人等，相视形势，周围筑墙，墙外挑濠，大家鼓舞，齐力浚筑。墙要高厚，濠要宽深，不得临房太近，近恐伤屋，亦不得离房太远，远恐伤地”，规定“夜间关门上锁，各家轮流巡守，稍有声息，齐力堵御”。

清疆界亦尤为必要。位于河津县与万荣县交界的双营镇是基层市场交易频繁之地，集市发达，归属于何，需要清疆界，“保甲界牌，查循旧例，并无集市字样，因不得已而僭改数字，然又恐为左右所欺”。双营镇“津民以为属津，荣民以为属荣”，河津民众之言有府县志书可考，万荣县民则毫无凭证，但受价管业。崔鸣鷟查询保甲册得知，“双营保甲津民四百二十家，荣民止三十一家”，河津民人数多于万荣。请上宪定夺后，该地最后划归河津，从而解决纠纷。

（三）兴教化与正风俗

康熙帝亲政后，改变以往的高压政策，致力推行教化。而教化之所，重在学校，上谕称：“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